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彭德怀被罢免了国防部长职务，有的人便对于军衔制也产生了不同看法，并以军衔制使干部“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来批判彭德怀。为了“服从大局”，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久彭德怀把自己的元帅服上交了中央。
文／邵建忠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中，毛泽东也向全军发出了指示：“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革命军队。”据此，1950年3月30日，解放军干部部在工作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把研究军衔的准备工作列入1951年的工作计划。
一
实行军衔制，是世界各国军队走上正规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关于在我军实行军衔制的提议，可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改为十八集团军后，称总司令、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随后，八路军将士开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在阎锡山统领的第二战区内，与国民党军一起开展对日军作战。
而此时，由于敌军友军都有军衔，唯八路军没有军衔，故在协同作战等方面都有诸多不便。1939年4月2日，朱德和彭德怀在前线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提出在我军内实行军衔制度的建议。电文说：“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建立，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明确指出：“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
抗战期间，由于没有军衔，不仅为我军与友军的协同作战带来不畅，也给与美军、苏军等打交道带来诸多不便。为保证联系渠道顺畅和洽谈时身份对等，中共中央曾给贺龙、萧克授予过中将军衔，给王震、周士弟、张宗逊授予过少将军衔。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我军要进军东北，且要与苏联红军打交道，中共中央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考虑到工作需要和方便，临时决定给彭真、陈云、叶季壮授予中将军衔，给伍修权授予少将军衔，给段子俊、莫春授予少校军衔。此外，在1946年我军派出人员与国民党代表在军事调停处谈判时，还临时授予耿飚、许光达等人少将军衔。
二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但全军的军衔准备工作没有因此而停止，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着。
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在向全军下发的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中提出，评级工作可为今后实行军阶制度奠定初步的基础。但由于朝鲜战争不断升级和扩大，中央军委的工作重点不但是研究朝鲜战争问题，而且还要做好预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因此军衔制的推进准备工作暂时被搁置起来。而在朝鲜战场，不论友军还是对手，都有军衔，唯有志愿军没有，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通过指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以及与美国及“联合国军”打交道的实际工作，深切感受到了在中国军队实行军衔制的迫切和必要。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在朝鲜前线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在汇报完有关作战方面的问题后，他提到：“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毛泽东也感到了志愿军在异国作战没有军衔给指挥和作战带来的许多不便，他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不久彭德怀因病回国后，毛泽东即让他着手推进军队的军衔工作。
实行军衔制，彭德怀是积极和赞成的。但在着手进行时，他的心里又是有顾虑和矛盾的。他认为，我军是从人民中间走出来的，经过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军队之间、军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亲密的鱼水关系。搞军衔制会影响到军队上下级之间的政治平等，会影响军队同老百姓的关系。怎么搞？他心里没有底。但这又是大局和方向，必须搞！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志愿军随之陆续回国。同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将在1954年对军队进行改革的决议，决定在军队内部实行四大制度：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勋章奖章制度。然而此时，彭德怀更为关注的是薪金制度。由于长期以来我军一直实行供给制度，彭德怀认为：“现在团、营、连干部很困难，不实行薪金制，他们的婚姻问题和赡养亲属等问题都难以解决。”因此，他认为应该先解决薪金问题，再搞军衔评定工作。
1953年12月至1954年初，在朱德、彭德怀主持下，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长达55天的军委高级干部会议，几百名军界高级领导聚集一起商讨军队发展改革的方案。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规定今后我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在我军现有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保证我军在指挥上、制度上、编制上、纪律上和训练上高度的集中统一，以适应现代化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会议明确地提出，要在军队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制三大制度。彭德怀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也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例的规定，履行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的工作和上进心。”会后，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启动。
此次评定军衔，意义重大，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毛泽东将此项重大任务交给了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挂帅完成，另外还有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宋任穷与赖传珠、徐立清、肖华、王宗槐等人。关于对军衔授予人的提名，中央也做了具体规定。对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评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中央政治局最后审定通过；将官军衔人员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分别提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校官军衔人员的名单由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及各大军区提名，报总政治部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1955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实施。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给全军下达了“关于军士和士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开始有序推进。
1955年9月，全军军衔评定工作按期顺利完成，朱德、彭德怀、林彪等10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等10人被授予大将军衔。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命令状授予10位元帅。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仪式，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次日，国防部举行授予校官军衔仪式，彭德怀授予了在京部分校官军衔。同年11月至1956年初，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相继举行授衔仪式，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士兵军衔的授衔仪式。至此，全军授衔工作基本结束。
三
当时，尽管有人对自己的军衔太低有怨气而发牢骚，昕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但经过平衡和政治思想工作，全军在总体上仍感到基本满意。然而，真正对评衔工作表示极大不满的，是那些被宣布要离开军队的女军人。
1952年，全军共有女军人11万人，其中许多是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同志。她们为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战争中她们有时比男人们付出的还要多。就在她们和男军人一起为全军将要实施军衔制而高兴时，怎么也没想到在军内高层，这时正酝酿着让这些女军人离开军队的计划。
1953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了一个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做出了全军陆续转业复员10万女军人的决定，这让女军人们无法接受。而更令她们无法接受的是，1955年当全军评衔工作进入高潮时，国防部又发了一个《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且不说这个文件对女军人们的打击，就是文件中的“处理”、“留用”、“妇女工作人员”这些字眼，就让她们无法接受。这个决定还有两条规定：不论在军、师，及其以下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离开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并限1955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期满未处理者，停发薪金；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者，均应作转业或复员处理，至1955年12月31日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这是一个十分伤害女军人感情的文件，可能在我军历史上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文件。正因为女军人们对这个文件十分不满，所以自然就对负责制定这个文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产生了埋怨和意见。当然，也不是对所有的女军人都作了转业或复员处理，有极少数女军人还是被授予了一定的军衔，李贞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但为共和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一批女军人，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还有红军时期唯一的女高级指挥员、担任过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都没有被授衔。
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彭德怀被罢免了国防部长职务，有的人便对于军衔制也产生了不同看法，并以军衔制使干部“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来批判彭德怀。为了“服从大局”，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久彭德怀把自己的元帅服上交了中央，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予以公布。人民解放军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度终于被取消，进行了10年的军队正规化建设也至此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