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作东
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一批中共党员转入了共产国际情报系统，直接为共产国际服务。为培养斗争骨干，国际反帝情报组织从抗日队伍中挑选出一些优秀战士，送往苏联情报总部接受特殊训练。受训结束后，这些学员们秘密返回中国，发展成员，培训骨干，随后在东北、华北各地组建起一个个作战小组。短短几年时间，大连、哈尔滨、沈阳、长春、北平、青岛等许多城市里都有了情报组织的战斗小组。齐齐哈尔是东北军事重镇，更是侵华日军军事中枢。九一八事变后，苏军即安排优秀情报人员，秘密潜入齐齐哈尔，搜集日本军事情报。
一
1929年3月，齐齐哈尔又有一家照相馆开业了。因业主叫孙乐天，于是便起名乐天照相馆。乐天照相馆位于南大街（今卜奎大街）雷家胡同2号。
孙乐天，名子健，早年曾在黑河一家俄国人开的照相馆学徒，后在哈尔滨与于松涛合伙开了一家松涛照相馆。不久，他又独自在哈尔滨开了乐天照相馆，并招来师兄弟谭连成，两人合力经营，生意很好。齐齐哈尔乐天照相馆开张后，谭连成也携眷随之前来，协助孙乐天经营照相馆。
孙乐天在哈尔滨的时候，曾与中共党员韩乐然交往，又经过韩乐然介绍，结识了中共党员苏子元。三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苏子元，1904年6月生于辽宁省辽中县，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哈尔滨地委宣传干事，后任《教育月刊》主编，1927年5月成为共产国际军事情报员，并开始参与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1929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开始组建国际情报网。苏子元见孙乐天为人正直，便经常向他讲述革命道理，宣传党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当日一苏子元接受苏联红军远东军区情报部领导，由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开展工作。他先在远离市中心的永安里附近开设了“龙江医院”，以此为掩护，建立了齐齐哈尔地下军事情报站。他的妻子朱绍华以护士身份作掩护负责收发报工作。孙乐天和苏子元成为好朋友后，主动提出把齐齐哈尔、哈尔滨的两个照相馆提供给苏子元使用。从1932年2月起，乐天照相馆就成了苏联红军远东情报部门的情报站。齐齐哈尔是当时东北地下军事情报网的中心，辐射哈尔滨、沈阳、长春、博克图、北安、佳木新、讷河、嫩江、肇东、泰来、昂昂溪等地，情报人员有30多人。孙乐天为了搜集更多的日军情报，很注意开展社交活动，经常和日本宪兵、特务、警察在照相馆打牌、吃饭，使乐天照相馆在表面上和日伪机关的关系很融洽，很多日伪军官来照相馆冲洗照片。
1933年5月的一天，一位日本摄影师来到位于哈尔滨中国大街（即现在的中央大街）的乐天照相馆。这个日军工程部队的随军摄影师，带来许多有关军营、桥梁、道路的胶片。很快，大量洗印清晰的照片整整齐齐摆在日本摄影师面前，质量很好，他非常满意。然而，这位曰军摄影师没有想到，同样的照片不久也出现在苏军的远东情报部门的办公桌上。
1934年5月，国际情报组织安排孙乐天去苏联海参崴列宁党校学习。1936年10月学成后，被调入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四科工作。孙乐天赴苏学习期间，齐齐哈尔、哈尔滨两处乐天照相馆照常营业，继续开展国际情报工作。1936年12月，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决定停止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乐天照相馆作为情报站使用，指示苏子元和孙乐天即刻撤离。
1937年1月，孙乐天、苏子元到北平后，利用一名国际情报人员开设的天成照相馆，组建了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北平情报站，苏子元为总负责，周云庭负责电台技术工作，孙乐天负责掩护。1937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孙乐天身份暴露，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发出追捕孙乐天的通缉令。同年冬，位于苏联伯力的远东军区情报部来电，让孙乐天设法回伯力。1938年1月，孙乐天带妻子由北平到达哈尔滨，化名于洪田住在松涛照相馆，寻机赴苏。后来，他又扮成流动摄影师去佳木斯，住在明天照相馆。但几经周折，夫妇俩终未能出境。而此时，苏子元已被远东军区情报部召回。至此，孙乐天与国际情报站中断联系。1940年3月，曾经和孙乐天在北平天成照相馆情报站一起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金硬，由晋察冀解放区到北平工作。经金硬介绍，孙乐天来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工作，后组织派他到保定从事地下活动。
1945年5月，经金硬、康健生介绍，孙乐天在河北省阜平县田子口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孙乐天任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营房科长，1954年转业到北京市工作，先后担任市租赁公司经理和市旅店业管理处主任，于1980年5月31日去世，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孙乐天的上级苏子元，1938年苏联大清洗时被铺入狱，先是被判死刑，后改判15年徒刑。直到1955年12月，苏联最高法院才撤销了对苏子元的原判决并恢复其党籍。1956年4月苏子元申请回国，后在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组工作，于1994年逝世。
二
由于情报工作的秘密性和单线联系，苏子元、孙乐天和他的战友们并不知道，当时齐齐哈尔还有一个国际情报组承担着为共产国际提供军事情报的任务。
1933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张永兴到苏联接受搜集情报和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于第二年被派回齐齐哈尔。
张永兴，又名张新生，化名张惠民、张裕国、王立川。1896年3月出生在山东蓬莱北沟村，幼年随父母移居辽宁省宽甸县，1915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期间接受新文化运动启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20年代初张永兴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早期党员，担任过天津《大公报》安东分馆经理。1931年，为反抗日本的经济侵略，在安东（今丹东）成功领导了2万多名缫丝工人的大罢工。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受救国会委派作为联络员到抗日义勇军高鹏振部工作。1932年张永兴在《新中华》杂志发表文章《血战归来》，记述抗日义勇军的事迹。1932年春张永兴奉命调回北京救国会军事部工作，在去南京汇报工作期间，遇到了在共产国际设在上海情报组织工作的刘进中。刘进中是中共党员，也是张永兴南开中学同学，受党派遣参加国际情报组织。刘进中对张永兴讲了很多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的故事。张永兴回北京后，结识了北京西郊青年团区委书记王兴让，并经王兴让介绍于193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刘进中回上海后，马上向上级左尔格汇报了张永兴的情况。左尔格是苏联高级间谍，号称东方谍王。左尔格随即指派张永兴到东北做情报工作。
张永兴到齐齐哈尔后，开始住在北大街，1934年末搬到东二道街仁惠胡同1号。这个小院由两间瓦房组成，房屋房檐比较大，院墙高，院子宽敞，有架设无线电台的大仓房，院内无其他住户，街巷深来往行人少，便于设立秘密电台。
张永兴领导的齐齐哈尔情报站发展了20多人作为外线情报员。很快，一个侦查目标明确、分工严密、情报准确快捷的情报系统开始运行。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授予张永兴情报组代号为“波波夫”。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张永兴他们根据日伪的军事设施分布状况精心设计，对情报点巧妙布局。首先，他们选定在兵营、仓库、武器弹药库、机场、车站等军事设施附近的场所，开办鞋帽店、水果摊、旅馆、烟草行、养鸡场等，以做生意为掩护，每位情报员各司其职，负责监视自己选定场所内的日寇活动情况，这被称为“圈地谍报”。其次，情报组根据苏联情报部门的指令，派情报员到日军兵营内参加修建宫室或运输垃圾工作，趁出入兵营之机从垃圾场或焚烧场捡拾纸屑获取情报，或从库房窃取文件，这被称为“渗透谍报”。另外，以《民生晚报》记者作掩护的两名情报人员，经常借采访之名，到处“游山玩水”，搜集各地的军事情报，被称为“移动谍报”。还有的到机场附近察看飞机的起落架次、起降时间、飞机机种；有的到铁路部门了解军列发车的时间、运送的地点、运送的物资，以及去向等等情况。张永兴则通过电台将情报发往伯力。短短两年多时间，张永兴向苏军提供了大量的日军机密军事情报。张永兴的女儿张艾琳在日记里写道：“在严寒的冬季，父亲经常潜入后院小仓房发报，脸上冻出了水泡。”
齐齐哈尔情报站的活动范围从海拉尔、扎兰屯一直到南边的泰来、白城子、公主岭，黑河、内蒙王爷庙等地也都有情报点。尽管张永兴的秘密电台隔一段时间就更换频率和密码，但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于是，带着测向仪的特高课汽车整日穿梭于齐齐哈尔的大街小巷。与此同时，齐齐哈尔电信局也发现齐齐哈尔上空经常出现神秘的电波。
恰在这个时候，张永兴接到上级指令，要他火速到苏联汇报工作。1936年8月，张永兴携带大量日军军事情报，由黑河三道沟过江前往苏联。就在他离开齐齐哈尔一个月后，情报站出现意外。1936年9月20日，日本关东军北黑线孙吴警务所接到报告，说在中苏边境抓获一个可疑分子，名叫高立良，从他身上搜到了日军重要的军事情报。孙吴警务所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位于长春的中央警务委员会。中警委派人连夜赶来，对高立良进行突审。高立良随后供出，在三道沟的情报站中，有两名中国人，化名蔡秀林和关奎群，受苏方伯力远东军区的派遣，目前正在附近搜集日军情报。很快，日本宪兵队包围了这个活动点，逮捕了蔡秀林等人。在严刑逼供下，蔡秀林供出了齐齐哈尔情报站，特别供出了张永兴等情报站负责人。中警委立即把此事密电致时任关东宪兵司令官并兼任中央警务委员长的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很快就签署了抓捕苏联间谍的通缉令。11月4日，张永兴从苏联秘密回到齐齐哈尔，他敏锐地发现气氛有些异常。17日晚，张永兴悄悄潜回家中，想要转移电台、收发报机和小库房里几百封文件情报。就在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特务随即闯了进来。情急之下，张永兴从后院逃走。但他非常着急，因为按约定一起回来转移情报的五弟张克兴，此时正在回家的路上。张克兴是张永兴五弟，齐齐哈尔情报站发报员，1934年随张永兴进入苏联受训，之后被派往齐齐哈尔协助张永兴工作。
1936年11月18日，张永兴等5人在中央路旅社情报点被捕，到25日，除闻汉章等3人外，又有14名嫌疑人被抓。随后，在张永兴家后院，日本人起获了秘密电台、照相机、化妆工具、3500元活动经费和500多份尚未发出的日军机密文件。至此，苏军情报部齐齐哈尔情报站全部被破坏。
张永兴被捕后不久，东条英机发来密电，指示收买张永兴，发展他为日军秘密工作人员，再打入苏联，为日本人服务。为此，东条英机还派关东军高级参谋、日军谍报专家山本庄之助大佐来齐齐哈尔审讯张永兴。为达到目的，日本特务机关做了周密设计。在利诱之前，他们先进行酷刑威逼，用凉水从张永兴的嘴和鼻子里灌进去，待肚子灌大后，再骑在他身上把水压出来。张永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仍不吐露一点情报。
遵照东条英机的指令，第二步开始劝降，条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满洲国可以担当县一级的官员。但张永兴回答：“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怎能为你们做事情？”日本人又把张永兴的妻子和孩子抓到宪兵队，说如果张永兴同意与日本人合作，马上就把他们的一儿一女送到日本最好的学校去读书。张永兴此时已决心一死，开始跟妻子交代后事，说留住血衣，警示后人。躲在一旁偷听的日本特务使出了最阴损的一招，在走廊里毒打张永兴年仅3岁的儿子。张永兴脸色煞白，紧咬牙关，毫不屈服。不久，东条英机密电批示：苏联间谍张永兴，此人头脑清醒，生性顽强，保留下来对日满危害极大，应按当初拟定方针，收买不成则枪决。
1937年1月5日，齐齐哈尔下起了鹅毛大雪，几辆警车在寒风中开到北郊北大营附近（现在的建华烟花厂）。“张惠民通苏间谍案”的8名情报员，在这里被秘密处死。临刑前，日本宪兵发给每个人一支香烟，张永兴他们接过烟，泰然自若，微笑着互相道别。
1948年，党组织找到了张永兴兄弟的遗骨，把他们移葬到西满革命烈士陵园。1988年7月7日，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会同黑龙江国家安全厅及北京市有关部门，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张永兴、张克兴兄弟重新修建了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