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达 张克
1935年7月，黑龙江省下江地区伪森林警察所秘密侦察队，在大罗勒密街头上逮捕了一个刚从松花江乘船入境的可疑人物。这个操着一口标准东北话的“上海人”，视死如归地说：“我是上海抗日救国会派来的，要到陈家亮子见抗日同盟军的李延禄军长，要杀要砍随你们便。”
一
当时活跃在下江地区的抗日武装，主要是东北反日同盟军第四军（1936年初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这只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人李延禄、孟泾清领导下，曾于1932年3月中下旬在黑龙江省东南镜泊湖地区重创日寇，1933年初在牡丹江市改编为党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东北人民反日游击总队（后为东北反日游击军、反日同盟军四军），1933年又在吉东创下连战连捷的光辉战绩，1934年秋来到下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在这里打出了松花江沿岸今天的依兰方正勃利交界抗日游击区，并建立了方正大罗勒密抗日根据地，军部设在陈家亮子。
由于李延禄与指战员们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不仅当地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些日伪乡村保甲长、伪警察、伪职员也与抗日武装来往密切，暗中支持抗日。所以，吉东地区人民群众称大罗勒密为“外白内红”的红地盘。
1935年7月，已“外白内红”的伪森林警察所秘密侦察队，在大罗勒密街头上逮捕了一个刚从松花江乘船入境的“敌寇特务”。这个可疑人物人身穿伪满协和服，头戴鸭嘴帽，带着照相机。他才从松花江码头下船，还没走进大罗勒密镇子，就被秘密侦察队盯上了。他很快被带到伪森林警察所，接受反日会小组的审讯。这个人操着一口标准的东北话，说自己是哈尔滨跑行商的“老客”，到沟里找亲戚。并拿出哈尔滨日本人开的良民证，表示自己是亲日派并想借此脱身。但随后，他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他越说自己是亲日派，对方审讯就越严厉，总向着他想的反方向审问。他忽然想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句话，于是开始试探性反侦查，这更引起对方的怀疑，案情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会被暗地处死。最后，他豁出去了，要死也死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于是，他从衣领里取出秘密证件，视死如归地说道：“我是上海抗日救国会派来的，要到陈家亮子见抗日同盟军的李延禄军长，要杀要砍随你们便。”
被怀疑成“敌寇特务”的来人，真实名字叫王克道，又名王大颖，原籍黑龙江省汤原人，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求学，是上海抗日救国会成员。上海抗日救国会是上海共产党重要的外围组织。王克道原来在新闻界工作，此次是受寓居上海的原东北自卫军司令李杜将军委托，前来东北吉东地区调查抗战真实情况，以便向上海和全国宣传东北抗日游击战。四军军长李延禄早就接到了中共吉东特委通知，正急切地等待王克道的到来。
王克道一见到李延禄，就赞不绝口地称赞他们的统战工作，连说：“真想不到，你们竟深入到敌人心脏里去了！”
其实，早在王克道来到之前，同盟军四军的驻地就已经来过“王克道”了。在《抗日小英雄何畏》一书的第八章有“真假王克道”的记述：方正县的日伪特务机关已接到其上峰密令，知道上海有个叫王克道的人将到大罗勒密地区。于是，他们派遣特务冒充王克道进入游击区探听四军情报。这个早来的王克道，从鞋的夹层里拿出上海抗日救国会的证明信，欺骗四军军部人员。李延禄军长看到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四军与吉东特委各方面情况时，已确定他不是王克道。如今真王克道来了，那个自称王克道的日伪特务原形毕露……
二
王克道接受上海救国会委派到东北执行任务后，进北京到天津，从山海关进入伪满洲国，一路上困难重重，危险与他时刻相伴。同时，东北抗日民众风起云涌的反日斗争也给他惊喜，给他力量……
根据王克道所著的《从伪满归来》一书记载：他的东北吉东抗日游击区之旅始于1935年春，他们一行六人从北京出发，一同前往伪满洲国。一路走来历尽风险，吃尽辛苦。但他在东北吉东抗日游击区感受最大的，还是东北劳苦大众不屈不挠、同仇敌忾，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决抗战的爱国精神。
从哈尔滨乘船沿松花江而下的王克道，刚刚进入吉东游击区，就被沿江山头上设立的抗日宣传标语所震撼：“船快到大罗勒密了。大山伏在岸边，象一只只没有睡醒的老虎。在山顶上有很大的标语立在那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伪满洲国政府！“收复失地！’在每一个标语下面，隐隐约约都署有‘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政治部制’字样。”这些抗日标语的突然出现，让王克道十分兴奋，他坚信日本侵略者完全不可能把东北置于其统治之下，东北和人民绝不会屈从于侵略者的压迫。这些抗战标语犹如燎原之火，燃烧起东北同胞们抗日热情，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王克道还惊奇地发现，这些标语是利用山上的大树巧妙制作而成的。抗日将士在山坡上选好大树、扒去外皮，用火在树干上烙出大字，排列成醒目的抗日标语。大树上的这些抗日标语不怕风吹雨淋，日伪军也不敢进山铲掉标语，因为山里是抗日游击队的天下，是日寇的葬身之地。在松花江船上看到这些标语的同胞，对标语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一个个挺直了腰杆，喜笑颜开，有的竖起大拇指叫好……这些烙上宣传标语的大树，多像是一根根锋利的毒针，深深地刺在了日本侵略者心上，警告日本人：这里永远是中国土地。
冲破层层封锁来到吉东的王克道，走了松花江沿岸几个城镇，以至偏僻的乡村，对各阶层民众进行民意调查。他了解到：日寇将掠夺来的土地出租给农民，通过收缴地租、利息、税款以及抬高地价降低粮价等办法，大量榨取农民的血汗，激起了广大劳苦农民的不满与反抗。在阿里达河边与王姓地主父子的接触中，王克道敏锐地觉察到：地主阶级剥削和贪婪的本性，使得他们缺乏对抗日的认识，不能把他们当作抗日的中坚力量。王克道写道：“他们不很同情义勇军，因为有一次义勇军把他们护送粮食的‘护勇’枪支给缴了，并带给王老四一封信，让他时常给接济一点子弹，不然的话，还要扣他们的大车和马匹。”但王姓地主父子也盼望“关里发兵”打过来。有的日伪职员们佩服义勇军抗日，却不想积极斗争，其理由是“怕白牺牲”……
在吉东，王克道经常听到日本人用很生硬的中国话说：“大大的佳木斯，大大的牡丹江，大大的扎兰屯，小小的哈尔滨！”可见，东北的佳木斯、牡丹江、扎兰屯在日本侵略者心中占有一定地位，特别是在军事建设方面，早就下了工夫。接受上海抗日救国会武装部委派的王克道，没有忘记自己还有对日寇军事部署设施侦查的任务。进入日本军火库侦查敌情，是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佳木斯南郊孟家岗，王克道却在一个17岁孩子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个任务。为了安全起见，王克道隐去了孩子的真实身份，他在《从伪满归来》将这个孩子称作“H”。“H”就生活在佳木斯对岸的莲江口，在伪满XXX司令部给日本人XX当“老博带”（日语杂役之意），只受过高小教育的他学会了日文，能阅读日本报纸，鬼子很信任他。办事缜密的H给王克道准备了旧军服和临时通行证，带着王克道乘车前往佳木斯孟家岗，那里有日本军火库。他们进入建在地下的军火库，王克道写道：“这座地底营房，四壁和上顶都是用水泥钢骨支撑的，强度的灯光，照耀得象白昼。这中间隐藏着炮厂、机枪厂、弹药厂，还有一个发电厂。靠左边有座五层的营房，其中驻军有两万人，最多可住十万人。每个工厂间的联络，有轻便铁路贯穿……（里面还有）大规模的飞机库和汽油库……”虽然王克道和H在地下堡垒里仅有半小时，但是他凭借自己的博闻强记的本事，把整个地下要塞的建筑结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弹药库、兵工厂、发电厂等都牢牢地记在了脑海。在那冷酷得令人快要窒息的地下堡垒内，他真切地感受到那就是“十八层地狱”。日本侵略者从侵占之初便开始驱使东北人民并投入掠夺来的大量物力，打造各种军事设施，用以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对以东北抗联为首的抗日武装进行残酷的剿杀，处心积虑地防御苏联以及准备入侵苏联。但规模如此之大、功能如此之全的巨大地下军事设施，并且不在日军称之为“东方马奇诺防线”之内，东北地区现尚未发现第二处。这一巨大日本军事设置是被1945年秋出兵东北的苏联红军摧毁，还是解放后毁掉或至今，不得而知。
三
在大罗勒密山区，王克道与李延禄一见如故。王克道滔滔不绝地讲起他进入伪满州国后的所见所闻，李延禄听得十分认真，没有放过任何细节。两个人一直聊到了晚饭时间。与第四军将士们高涨的抗日热情相比，抗日部队生活的艰苦出乎王克道的意料。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在第四军军部吃的第一顿饭。他写道：“晚饭，是苞米馇子饭，唯一的菜是一碗盐水，和一碟小白菜，李军长和兄弟们都很有味似的吃着。那一碟小白菜，还特意地放到我的面前。”他看到干部战士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两样。吃饭时，王克道十分认真地询问在抗日游击区如何解决官兵的供给问题。李延禄告诉他：部队在大罗勒密立住脚后，一面向当地富裕户征集粮食，一面组织战士们上山采集山货、到河里去打鱼，除部队食用外，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同时，派人到松花江边码头向过往货船收缴一定的救国捐。这种办法即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又解决了生存难题。王克道不由得连连点头称赞。
吃过晚饭，他们又聚在一起开始了彻夜长谈。王克道告诉李军长：他参与了一场朝鲜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暴动。闻听此话，李延禄军立即让他仔细说说。
王克道说：在鹤立岗的吉祥屯是个朝鲜族村落，他有一位在M城的朝鲜同学家就住在那里。那天一大早，王克道骑着马来到吉祥屯，在一个“马架子”里找到了正准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的金君。金君向王克道讲述了这场斗争产生的根由。半个月前，在鹤立岗城外种菜的一个朝鲜人的漂亮妻子，白天被路经此地的6个“皇军”看到了。接连3天夜晚，“皇军”来到菜园，赶走男人，轮流强奸女人。一个“皇军”还丧心病狂地咬掉了她的乳头……“皇军”的暴行、女人凄惨的叫喊，让种菜的朝鲜族男人怒火中烧，黑暗中他轮起镰刀砍死了一个鬼子，等在屋外的几个鬼子把他抓走了。金君说他得到两个消息，一是，明天日本鬼子要在鹤立岗郊外让这个朝鲜同胞自己挖坑活埋自己；二是，佳木斯的日本开拓团要来没收这里的稻田了。吉祥屯的五百多个朝鲜同胞在朝鲜已被日本人压迫欺辱数十年，干辛万苦地逃到了中国，不料日本人又追到了东北。他们没有退路和活路，就得奋起反抗。他们开会决定选出二百壮丁组成游击队，明天去劫法场。王克道也愤怒了，他决定和朝鲜族同胞一起去反抗。
第二天清晨，金君选出20名带手枪的朝鲜人，分成四组进入“法场”，让剩下的20多个带武器的人负责外围接应，手持匕首、镰刀、木棒的一百多名朝鲜人，听到枪响就一起冲向“法场”……
囚车来了，前后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十几个鬼子跟着车。一个日本兵用枪指着那个将要处死的朝鲜人的脑袋，笑着对看热闹的人说：“这个的枪子，他要的，没有！”意思说：这个朝鲜人，不值得用子弹枪毙，只能自己活埋自己。到了地方。两个日本兵嬉笑着把“罪人”从车上拉下，解开了绑绳，递给他一把锹，用刺刀逼着他在画好的地上挖坑。
“砰——”金君发出了第一枪。随着枪响，一群朝鲜人冲了进来，日寇的“杀人场”成了他们“刑场”……
一支朝鲜族人抗日队伍就这样诞生了。它的领导人金君——当地中国人叫他金高丽，带领这支队伍加入夏云杰的六军，与中国同胞并肩作战，打击共同的敌人，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武装。
李延禄听罢，长出了一口气，严肃地说：“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寇不光欺压咱中国人，逼得朝鲜族同胞也反抗了。我们队伍里早就有朝鲜战士！我们两个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日本鬼子一定会被赶出中国，赶出朝鲜！”
王克道非常赞成李军长的话，又讲起了汤原县山林队头领“大义字”与夏云杰游击队一同打鬼子的事。他说：事变前，“大义字”的家本是汤原县里有名的大粮户，他在县公署当职员，县长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大义字”领导的抗日队伍，战斗力很强，抗日会几次想与他合作。巧的是王克道与“大义字”是小学同学，他决定亲自当说客，说服“大义字”与抗日会合作。老同学见面无话不谈。王克道赞扬“大义字”坚决抗日有中国人的骨气，但告诫他说：民众的武装必须团结起来，才能与强敌斗争。散沙一盘，各打各的，很容易被日本强盗一个个吃掉。
“大义字”却说：“我觉得抗日会没人没枪，他靠什么能力来帮助我们抗日呀？”王克道听了这个理由，感觉很意外，对他说：“抗日会怎么会没有能力？他们连着干家万户，千万个老百姓。是你不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抗日义勇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够打胜仗，全凭抗日会提供各种敌情、筹措给养、联系地方民众，你想他们对抗日作战，起到多大的帮助啊！联合起来就比孤军作战有把握，今后希望你和老夏的游击队联合起来打日本！”王克道的一席话，让“大义字”对拒绝抗日会感到懊悔，当即表示：只要能多杀鬼子，自己愿意与老夏队伍联合。
过了两天，“大义字”和王克道在鹤立岗一O八号铁路桥头截击了日寇火车。然后，引开守卫矿山的日本兵，趁矿山守备空虚之际，“大义字”率队抄小路与夏云杰部队共同端了当地日寇的老巢……
“大义字”的武装就是当年汤原有名的抗日武装“文武队”，首领“大义字”就是后来有勇有谋的抗联六军参谋长冯治刚。九一八事变前，冯治刚是县长季国珍的女婿、县长秘书。抗战爆发后，冯治刚辞职到格节河金矿工作，并将格节河金矿护矿队发展成一只抗日武装。1935年秋“文武队”加入汤原夏云杰游击总队，冯治纲任五中队长。他于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三团团长、六军参谋长，1938年率部西征，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西北指挥部指挥、龙北指挥部指挥。渡过松花江，转战小兴安岭，一路向西，跋涉两干多里，多次冲破日伪军拦截，连战连胜，一直打到大兴安岭。1940年2月4日在内蒙古阿荣旗三岔河上游任家窝堡，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激战时牺牲。
四
后来几日，王克道了解到更多有关东北反日同盟军第四军的战斗情况。他了解到，四军利用与裕方木材公司经理张景隆的关系，秘密建立了邮便代办所、东亚药房两个营业性机构作为地下联络站，在为四军收集情报的同时，还能收到上海的《申报》《大公报》等报纸，得知中共中央领导江西等地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的信息。在遥远的东北松花江边山沟里，居然能了解中国南方的情况，令王克道十分惊奇。而更令王克道想不到的是，东北反日同盟军第四军在李延禄的领导下，对日伪公职人员按党的统一战线对待，先后与大罗密的伪满森林警察所、伪满警备连连长陈云山等，建立秘密抗日同盟关系。陈云山、孟巡官他们不仅及时向李延禄提供日伪军行动情报，支援武器弹药，还暗中保护第四军军部的安全。在敌伪警察所里，以孟巡官为首，组织了一个为第四军秘密工作的侦察队，在市镇上为第四军查访特务、密探，一经发现就直接逮捕起来。审讯属实后，就将他们装入麻袋，投到松花江。四军还通过关系，与大罗勒密伪军大队长张凤和约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因此，使陈家亮子、三家子、前五家子、大罗勒密、小罗勒密、兴隆屯等“红地盘”不断向敌占区扩展……
尤为珍贵的是，王克道在松花江东岸的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在大罗勒密陈家亮子，为李延禄和他的战士们拍摄了数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为了发展地方武装，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第四军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决定在方正县成立自卫队。文中图片是1935年8月20日，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在陈家亮子成立地方人民自卫队纪念大会的场景。照片前排席地而坐的第二人就是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左为从苏联归来的新任政治部主任罗英（因四军三团团长小白龙苏衍仁被赵尚志错杀，不久后叛徒告密，罗英在牡丹江被捕叛变），前右为四军参谋长胡伦。后排站立最高者是李延禄的通信员何畏（原名何永祥），何畏左侧戴帽者为鄂伦春族战士孟庆海。远离众人在右侧站立者是大罗勒密伪警察署孟警官。
1935年夏末，因日军对哈东大举进攻，赵尚志部队沿松花江向北转移，9月，刘海涛、李兆麟带领抗日同盟军第三军一团与第四军军部人员在大罗密三家子会师。可惜这个有意义的历史画面，因遇大雨，王克道没有拍摄下来。第二天雨晴了，三军一团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与李延禄商定，召开两军全体指战员参加的报告会，由李兆麟传达党中央“八一宣言”及关于反帝统一战线方面的精神，并宣布联军攻打敌伪据点的决定，战士们无不欢欣鼓舞。因王克道不是共产党员，李兆麟“为了安全起见”提议，未邀请王克道参加。不久后，圆满完成任务的王克道离开了下江抗日游击区。
回上海后，王克道日以继夜地写作，记述他在东北、特别是吉东之行。他的纪实性作品《从伪满归来》，于1935年12月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发行。东北人民的苦难、抗日将士们的艰苦战斗生活，特别是他们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不屈不挠爱国精神，给了上海及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而他拍摄的李延禄四军系列照片，不仅在抗战时期是不多见的东北抗战实地记录，今天仍然是见证中国东北抗日武装，特别是抗联第四军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