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晓璐
贺麟，字自昭，1902年9月20日出生，四川省金堂县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西方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贺麟学贯中西，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是“新心学”的创建者，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
贺麟与蒋介石关系的建立是在去昆明之后才开始的。1931年9月贺麟结束留学生活，经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推荐，在胡适的协助之下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后来，冯友兰又请他到清华大学兼课。在大学任教期间，他边教学边从事研究，并开始翻译和著述有关黑格尔等的哲学著作。由于他研究成果卓著，几年来翻译和写了多部著作，34岁升为教授，成为当时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学者。1937年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南迁。该年底，贺麟与钱穆、汤用彤等人经长沙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
贺麟最早与国民党接触是受邀到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为培训党务干部，于同年八月，在南京建邺路红纸廊，创办中国国民党党务学校，蒋介石任校长。1928年将该校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简称中央政校。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中央政校也随之迁往重庆南泉。当时任西南联大商学院院长的周炳琳被委任为中央政校教务长，奉蒋介石命赴重庆整顿中央政治学校。周炳琳到任后按照自由教育的思想整顿和办理中央政治学校，聘请了有真才实学的贺麟、任继愈等人到政校任教，举办学术讲座，邀请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各大学著名教授讲演，为政校注入学术气息。
1938年10月，贺麟由于对西南联大只重视繁琐的历史考据并无兴致，加之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般的不以国事为重、不管天下安危的情形不赞赏，为实践学术救国理想，决定赴中央政校授课一年。应周炳琳之邀到重庆后，贺麟得知蒋介石任该校校长，但实权掌握在时任教育长的陈果夫手中。陈果夫的党化教育与周炳琳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陈果夫主张中政校教授必须由国民党党部委派，周炳琳则主张由学校聘请，二人发生严重矛盾。周炳琳愤然辞职，挂冠而去，干了不到一年便重回西南联大。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贺麟在中央政校授课一年后也谢绝了对方的挽留，如期返回西南联大。在中央政校教书期间，蒋介石曾经在某个周六，临时起意到学校接见贺麟，不巧贺麟赴城内访友，未能见面。之后，贺麟曾带着自己所出版的《黑格尔学述》与个人简历、讲稿等，请陈果夫转交“蒋委员长”。
1940年，经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同意，贺麟再次被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期满后，他再度回到昆明。是年底，蒋介石让秘书发电报约见贺麟。接电报后贺麟如约飞往重庆，1941年1月15日由陈布雷陪同在黄山别墅见到了蒋介石，一个半小时时间里，贺麟谈了要介绍西方古典哲学，贯通中西思想，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想法，并借此机会向蒋介石提出建立“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由政府拨款解决经费问题。蒋介石应允资助，还邀请贺麟留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被贺麟婉言拒辞。
1941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在昆明成立，贺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经过他的努力，从国民政府争取到1亿法币的经费。用这笔经费，组织编委冯友兰、郑听、汤用彤等人，先后翻译出版了20多部西方哲学名著，其中，仅贺麟一人就译了好几部，为在我国有系统、有计划地译述和介绍西方哲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正如贺麟本人感言中所述：“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但得到蒋介石专门约见，并接受其资助，这使贺麟不仅得到一个“御用学者”的恶谥，也成为他后来不好交代的历史问题。
初次见面之后，蒋介石觉得意犹未尽。据《蒋介石日记》与《事略稿本》所记，1941年2月11日，“与贺麟谈《三民主义辩证大纲》，彼颇有见地。”“下午会客，校阅贺麟著《三民主义辩证法大纲》。”
1942年暑期，蒋介石在昆明召集会议。在会上转告北大校长蒋梦麟，让他请贺麟赴中央政校任教，并转告联大校长梅贻琦，让他同意贺麟与冯友兰在中央政校各讲课半年。贺麟接受了这次通过正式途经的邀请，又与蒋介石见了一面。他说：“一九四二年我在昆明教书，蒋介石让秘书打电报要我回重庆。我与陈果夫一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把我的书圈的圈，点的点，划的划，甚为认真。”当时，贺麟对蒋介石存有幻想，希望蒋介石用黑格尔哲学的理想主义精神改造国民党。其实蒋介石当时电召一些社会名流到重庆讲学，并不是为了搞学术，而是为搞权术做出的礼贤下士的姿态。后来谈及这次见面的情况，贺麟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曾经问过他：“康德和歌德是不是一个人？”这样无知的问题。
蒋介石三番两次接见贺麟，看似很突兀的举动，实际上有其行动的原因的。有学者梳理《蒋介石日记》与《蒋中正总统文物：学记初稿》找出一些思想上的线索。
1930年10月23日，受宋美龄的影响，蒋介石于上海接受洗礼，信仰基督教之后，即对宗教、哲学方面的探讨产生了浓厚兴趣。1938年至1941年间，他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对黑格尔辩证法等宗教、哲学议题，以及中西哲学会通等颇感兴趣，还召见冯友兰谈中国哲学，与贺麟会面谈黑格尔的辩证法。
1938年，蒋介石在日记里很明确地写道：“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方法论，革命就要失败”。其目的很明确，想以“三民主义辩证法”对抗中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据《蒋中正总统文物：学记初稿（二）》载蒋介石1941年1月1日记：“看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道之本原，是整个完善无缺的。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少离。道体即在我心，我即为宇宙万物之中心。若万物一离本原，即偏颇零残，不得其正，就要互相冲突，成为矛盾，则物不能美善了。人生直求遁体，乃可发现真理，万事皆成为完善至美焉。”1月3日又记：“看黑格尔与朱子太极解之比较说。日重复研究，觉更有心得。”蒋介石阅读的这篇文章题为《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收入《黑格尔学述》一书附录一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而这本书正是1939年贺麟托陈果夫转交的。在贺麟见面后的1月17日，蒋介石还写道：回忆去年，余本身进步，以宗教之信仰与哲学之心得为最大。余之性情，本以哲学最近，然虽至此五十以上之年龄，恐亦不能深信至此。近日对于哲学宗教之研究，几乎朝夕不倦，每至午夜，不忍释卷。从以上《学记》所述，不难看出，蒋介石当时醉心于哲学、宗教，是受到了贺麟著作之启发。
蒋介石接见贺麟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台湾学者黄克武研究员在其学术论文《蒋介石与贺麟》中分析认为：“蒋介石与贺麟的结合是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的结合。贺麟左批唯物辩证法与共产主义、右批胡适的实验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从哲学史的角度肯定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继承关系，是他为蒋介石所欣赏、重用的原因。”
总之，在抗战期间，信仰三民主义的贺麟与蒋介石，在思想上有许多相契合之处，蒋介石自以为贺麟的学术思想可以摘其所需，唯我所用，从而把贺麟视为承担建国复兴大任的人才和国民最忠实的同志，由此，1938年至1942年间，蒋介石曾四次想要见到贺麟。但贺麟对哲学的认识和见解与蒋介石有着很大的不同，这诚如周辅成所言，“贺先生与蒋介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无可指摘，他从未做过其他说不出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