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兆福
2015年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众瞩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2014年度最高科技奖唯一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冢于敏颁奖，并紧握老科学家的手，如沐春风，温暖人心。
与“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两弹”元勋邓稼先相比，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则鲜为人知，因为在1988年退休以前，他的名字是绝密。
所以，如此这般抛头露面，于敏一生也就两次，1999年．在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使命在肩，赤子一腔报国情
1926年，于敏出生于河北宁河县芦台镇（今天津市），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战乱年代，他从小目睹侵略者暴行，幼小心灵孕育强烈爱国情怀。尽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那样驰骋沙场，但他坚信，总会有诸葛亮、岳飞式的盖世英雄横空出世，荡寇平虏，重振山河。
于敏自幼冢境贫寒，但勤奋好学，成绩出类拔萃。1944年，在他考上北京大学那年，父亲突然失业，无力再供他求学深造。在同窗好友家庭资助下，才得以迈入北大校门。
1949年，于敏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高校毕业生，并考取了北大理学院研究生，由于学习刻苦，成绩始终独占鳌头。导师张宗燧很赏识这个得意弟子，“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学生！”天资聪慧的于敏，在北大是出了名的。一次，代数考试，张禾瑞先生出的题目很刁钻，数学系“尖子生”才勉强得了60分，而学物理的于敏，却考了100分。于敏说，他之所以如此刻苦学习，就是为了实现科研报国的夙愿。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被核物理学家彭恒武和钱三强看中，调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开始了科研生涯。
20世纪50年代初，为发展我国原子能技术，于敏根据国家需要，适时调整自己科研方向，他毅然放弃自己喜爱的量子场论研究，转而去搞原子核物理。他很快便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焦点，瞄准了该研究领域国际前沿课题，并很快撰写出《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等几篇颇具分量论文。同时，做出了很多创新成果，迅速提升了我国该领域研究水平，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赞赏。
195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朝永镇一郎来华访问，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著文，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核武器，国之重器。当时国际上真正意义的战略核武器，便是氢弹。就在我国尚未研制成功第一枚原子弹时，有关部门高瞻远瞩，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与原子弹相比，氢弹的威力要大得多，当然设计研发难度也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谈，改变了他人生轨迹。
1961年1月12日，大雪纷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直言不讳：“经院里研究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
时年34岁的于敏，已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耕耘了十载春秋，眼看要有所发现有所建树的关键时刻，组织上却让他转行。突如其来的决定，令他始料不及。钱三强拍了一下于敏肩膀，郑重地说，“咱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脑子瞬间短路的于敏，很快回过神 ·来，这是组织对自己科研能力的肯定和信任。他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喜欢宁静，适合从事基础性科研，如果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些年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然而，一想到从小在日寇沦陷区当亡国奴的悲惨境遇，于敏甚感心痛欲裂，旧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帝国主义侵略、欺辱和蹂躏。新中国成立伊始，又受到西方反华势力战争威胁，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武器，不可能屹立于世界之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么能在祖国需要你的时候，强调个人兴趣、志向和得失？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炽热的爱国情怀，促使于敏面对如此重大、艰巨、光荣而神圣任务时，毅然选择服从组织安排。片刻思考后，他紧握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这一重任。
“国家需要，就是我科研事业的方向和动力，与国家利益相比，个人的爱好得失，就显得微不足道……一个人的名字，迟早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强盛之中，便是莫大的欣慰。”于敏说。
据他的同事介绍，于敏这次学术转向，对他个人损失很大，搞氢弹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原本光明的学术前途，转为绝密的核科研领域，从此隐姓埋名，默默奉献。
长空铸剑，呕心沥血创奇迹
当时，西方国家在核武器研制领域，搞技术封锁，国内氢弹研发更是一片空白，甚至连查阅相关技术资料都成了棘手难题。如此艰苦条件下，于敏带领科研人员，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攻克了一道道科学难关，解决了大量基础问题。“在突破氢弹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中科院院士朱光亚说。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为了尽快突破氢弹原理，正值年富力强的于敏，工作起来有股“拼命三郎”劲头，殚精竭虑，通宵达旦。
一次，在研制过程中，出现“瓶颈”，无法突破。讨论会上，压力、紧张、焦虑……弥漫整个房间。为了缓解气氛，于敏起身，慷慨激昂地朗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的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所有人真切体会到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血脉相连。
一次次陷入困境，又一次次突出重围。然而，氢弹研制，毕竟是非常复杂系统，在研究过程中，一条条途径被提出来，经过一番论证和分析，又一条条被否决。好长一段时间，于敏和他的同事找不到氢弹理论突破口，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尴尬境地。
不过，“土专家”有他自己的“杀手锏”。于敏特别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一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他总能理出头绪，拨云见日，条分缕析地找出物理上的“牛鼻子”，明确科研方向。他把这一套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叫做“物理学的分析方法”，许多棘手难题，到了于敏手上，总会被他一一化解。
自从投身研制氢弹那天起，于敏整天脑子想的，除了氢弹还是氢弹，计算的物理模型对吗？物理参数对不对？计算程序是否要改进？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技术途径？干头万绪，潜心竭虑，令他食不甘味，寝不成眠。
氢弹理论转折发生在1965年，于敏清晰记得，那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
为了找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技术，于敏率领一支攻关小组，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利用J50l计算机进行设计。搞物理的和搞数学的混合编队，轮流到机房算题，每去一次，就抱回一大堆印满数字的纸带，其他人员就开始分析计算结果。所有参与者，个个激情满怀，干劲冲天，恨不能一夜之间把方案搞出来，但事与愿违，计算结果总差强人意，当量上不去，一时间，办公室弥漫着困惑焦虑愁云。身为学科带头人的于敏，经常给大家鼓劲加油，“振作精神，坚持不懈，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兵！”他除了给大家做系列学术报告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埋首分析计算结果，一个一个数据地看，一个一个物理当量地抠，从而抓住物理实质，总结物理规律——这是于敏一贯的事必过细的科研作风，然后再把思路讲给大家听。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在于敏和同事们共同努力下，大家攻克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瓶颈，找到了突破氢弹关键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氢弹理论关键技术终于攻破，于敏兴奋得一夜未眠。翌日，便给远在北京的邓稼先打去电话。为了保密，于敏讲的是只有他们才心知肚明的隐语——“打松鼠”，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重大突破。“我们几个去打了一次猎……打了一只松鼠。”邓稼先闻罢，欣喜不已：“你们是不是美美吃了一顿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进一步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们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飞赴上海，在嘉定一小饭馆，自掏腰包摆下庆功宴，以大闸蟹犒劳这些勇于初尝氢弹原理第一只螃蟹的人们。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专家中，唯独于敏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但这并不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高峰。他说，自己并不聪明，要想超越别人，只能比别人更刻苦努力。彭恒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靠他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就连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作为中国本土培养起来的核物理学家，于敏在核物理领域的的高超造诣有目共睹。在科研实践中，他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方法：“于氏独门秘籍”——“粗估法”。与他共事多年的何祚庥院士，更是对他这种科研方法赞赏有加，“于敏的这种粗估方法，是理论研究的灵魂。”
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来华讲学。这位专家刚把试验准备、装置及过程介绍完毕，于敏便对身边的何祚庥说出了这个过程的分支比是多少。“这是个较为稀有的核反应过程，你怎么知道的？”何反问。“先听下再说”，于敏制止他追问。当法国专家公布试验数据，果然与于敏想的不谋而合。
于敏的这种“粗估”科研方法，被同事们争相仿效借鉴，成为解决某些领域关键问题屡试不爽的“神器”。
于敏的这种先见之明，不仅表现在高深莫测的理论上，更多地体现在科研实践中。
一次，大家看到国外报道一个重要元素的新截面数据。这个数据高得离谱，如果试验数据是对的，将对热核反应大有裨益，可若是错的，则会南辕北辙。然而鉴别数据真伪，只有重复这个实验，但要耗时费力。
真理不辨不明。于敏决心厘清数据真伪。两天之后，他在全所做报告，从核反应基本理论出发，分析各种物理因素，进行详尽推导，最后胸有成竹宣布：外国报道的数据是错误的，从而避免了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后来国外权威机构公布那个试验数据的确存在谬误。
氢弹原理的突破，令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造出氢弹来。但是，氢弹理论方案出台后，还有大量的技术问题和工程制造问题需要解决，况且氢弹原理成功与否，尚需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于敏带领一千人马，继续奋战，为氢弹原理实验做着精心准备。
1966年12月28日，罗布泊核试验基地。鲜红的火球腾空升起，巨大蘑菇云翻滚而上……当听到试验数据与理论预估结果完全一致时，于敏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为了赶在法国人前面爆炸第一颗氢弹，于敏和同事们马不停蹄，日夜奋战，所有参与研发者齐心协力，终于争分夺秒，抢先一步。
1967年6月17日，我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它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第二个里程碑。外媒盛赞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的不可思议！”当法国总统戴高乐听到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把原子能委员会成员痛骂一顿。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核武器研发速度震惊世界。美国用时？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仅用了2年8个月，这举世瞩目伟大成就，于敏功不可没。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面对“氢弹之父”称誉，于敏称“受之有愧”，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才能取得现在的成就，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目前，世界上有5个国家拥有氢弹，但构型只有两种——美国的T-U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
一辈子研究核武器的于敏，自称“是和平主义者”，正因为怀抱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可以走上科学顶峰的他，将自己一生默默奉献给了祖国核武器的研发。“我不愿意打仗，打心眼里希望核武器全部销毁，可是，核大国扬言用核武器袭击我们，要想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核武器。”于敏说，“中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的，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与外国不同。”
1986年，于敏审时度势，对世界核武器发展作了深刻分析和预判，认为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登峰造极，创新空间有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会限制别人后来居上，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倘若那样，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停滞不前。
于敏感到事关重大，与邓稼先联名上书中央，陈述利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果不其然，1992年，美国提出禁止核试验谈判。接着，全面禁核条约签署。于敏的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至少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这次上书建议，可以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于敏的同事胡思得直言。
“更看谋略称筹幄，会见精神坐折冲”。于敏的高瞻远瞩，雄才伟略，“折”掉了美国的阴谋。因此，他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甚至做到了像诸葛亮那样，运筹帷幄，料事如神。
风高范远，桑榆晚景霞满天
于敏身影，在氢弹研发道路上渐行渐远，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由此开始长达三十载隐姓埋名生涯，为了国防事业，他甘当无名英雄。由于涉及国防机密，就连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晓丈夫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忙些啥。直到1988年于敏退休时，身份解密，蒙在鼓里的夫人，才恍然大悟，“没想到，我家老于是搞尖端秘密工作的！”
由于长年累月的科研攻关，废寝忘食，积劳成疾，于敏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尤其氢弹爆炸成功后，他的身体条件非常糟糕，强烈的高原反应，令他没有食欲，疲惫无力，即便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之遥，他都要蹲下来歇几次，吐几次，甚至在开会时，他会虚弱得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出于强烈的责任感，一直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他才离开青藏高原。以后，于敏又八上高原，六进戈壁，来回奔波，几次病倒，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使得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身体瘦得形销骨立。在首次地下核试验时，他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提着腿才能迈上去。在做热核试验，当于敏被同事们拉到小山冈看火球时，突然脸色苍白，冷汗淋漓，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当场休克昏迷过去……
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正伏案钻研，突感身体不适，头晕眼花，叫醒妻子。孙玉芹见他脸色蜡黄，气喘吁吁，赶紧将他扶起来，不料，于敏身子一软，摊倒在地……经医生及时抢救，才化险为夷。
1973年的一天，于敏从绵阳返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京时，人便昏厥过去，尚未进家门，便直接进了医院，由于抢救及时，才转危为安。同事说，“于敏是工作狂，钻研起来不要命，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被累垮的！”
八千里路云和月。自从担起研制氢弹重任那天起，于敏不但要隐姓埋名，而且还要远地奔波，呕心沥血，一次次出差，一日日操劳，一步步前行……在条件艰苦的环境里，凭籍信仰、毅力、智慧和心血，孜孜以求，鞠躬尽瘁。可以这么说，为了中国氢弹早日研制成功，于敏不惜付出生命代价。著名科学家周光召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
工作上，于敏心无旁骛，继晷焚膏；生活中，却有点“不上心”。
由于工作繁忙，很少顾家，妻子孙玉芹也很理解他，柔弱肩膀扛起家庭重担。一次，他难得有闲，觉得妻子操劳家务甚是辛苦，遂撸胳挽袖，帮妻子洗衣服，一盆一盆往洗衣机加水，嘴里数着数，干得非常起劲，加着加着，不由皱起眉头，只见水一盆盆加进去，却不见衣服飘起来。妻子过来查看究竟，发现他没关排水阀，做了半天“无用功”。
于敏对氢弹研究几乎到了痴迷程度。一次，妻子让他去食堂打饭，他脑子里想着氢弹数据，随手拿个塑料袋去了食堂。等将买来的包子米饭装进去时，不料，“扑通扑通”从袋底下掉了出来，原来这个袋子没底。周围人见状，不由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妻子好不容易说服于敏陪自己去王府井，到了百货大楼前，于敏不肯进去，说在门口等着。妻子只好自己去购物，等出来时，却不见丈夫身影，回家也不见其人。晚上，于敏一脸倦容回来，妻子问他去了哪里，他说，找个僻静地方思考氢弹问题去了。
学术如山，性情如水。于敏不仅以其学术贡献，令后辈高山仰止，更以其平和善良性情，赢得身边人的爱戴。
在单位，大家都知道向于老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和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二是不论范围，物理的、工程的、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尽管问，一样耐心解答。许多同事都有这样亲身感受，于老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重要想法，和盘托出，毫不保留告诉大家。
作为我国核物理领域泰斗级人物，晚年的于敏，慨叹一生有两大遗憾：一是年轻时没机会出国深造，在他看来，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讲，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儿女关心不够，没能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虽然想起来略有遗憾，但无怨无悔。
随着年龄增长，于敏的记忆力今非昔比，当学生安慰他时，他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还年轻呢！”他的得意弟子蓝可说：“老先生讲课、作报告，很少看讲稿，经常是不暇思索，便可以写满一黑板公式，看得人眼花缭乱，他却讲得眉飞色舞。有时算一个结果，手持计算机还不如老师算得快。”
“父亲最崇拜诸葛亮和岳飞，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他的座右铭，也教育我们只有‘淡泊名利，才能潜心做事，学有所成’。而父亲教会他心爱孙子的第一首诗，就是岳飞的《满江红》……”儿子于辛说。
退休后，耄耋之年的于敏，除了继续钻研核物理外，还学会了打太极拳和做健身操，他最喜欢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每天至少花3个小时遨游书海，吟诗作赋，《三国演义》《红楼梦》《资治通鉴》是他最爱书籍，隔三差五，还会去看场京剧。 老人晚年生活，过得丰富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