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志菲
万里，原名万明礼，1916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历任冀鲁豫区党委秘书长，南京市军管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建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市委书记，铁道部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曾为中国网球协会和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2015年7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2年前，即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万里这位从政近60年的高级领导干部，从此走下了政坛，开始自己离休后的生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勇敢的先行者、坚定的推动者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出色的领导者之一，万里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虽已走下政坛，但他走不出世人关注的视线。如今，老人走了，他的风范与丰功伟绩为世人所铭记……晚年的万里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万里就给自己定下如是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写序言不题词。平时请他题字的人很多，但都一一被拒绝。“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是他处理问题的原则．也是他认为对新领导班子最好的支持。他说，我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自知之明，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对待自己。
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的万里，退下来后更不愿多出头露面。1994年是建国45周年大庆，北京准备举办大型焰火晚会，请万里去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可万里谢绝了。孩子们和秘书都着急了，万里却说，“看焰火不一定到天安门城楼去，咱们可以找个地方去看”。结果，他在大会堂三楼东北角的西藏厅观看了焰火。第二天电台、电视台和各大报都发表了一连串参加晚会人员名单，又没见到万里。万里自己认为，“我们是来看焰火的，不是来露面的，名单上有没有我们这样已经退下来的都无所谓”。
万里多才多艺，爱好广泛。据传万里在冀鲁豫解放区工作时，被称为“四大才子”之一。他年轻时非常喜欢文学。他说过在师范念书时，甚至幻想当个文学家。他读过许多外国文学名著，有大仲马的、雨果的、莫泊桑的……还读了不少俄罗斯作家的著作，像托尔斯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许多书他都读过。中国的书他最喜欢读鲁迅的作品，特别是喜欢鲁迅的杂文。日本鬼子打碎了他当文学家的梦，“国都要亡了还当什么文学家”。参加革命后，由于工作忙，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在“文革”中，他有一段时间被“监护”在北京卫戍区。利用那段时间，万里把《鲁迅全集》看了两遍。当然，他也通读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万里把那段时间能够坐下来读书看做是不幸中的万幸。晚年，万里把与许多好朋友在一起纵谈天下事当做一件快事。
书刊是万里一生的伴侣。当听说毛泽东主席批注的《二十四史》新版发行后，非常想一睹为快却又不懂行市的万里很爽气地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钱，好几千块呢！快去买一套吧！”秘书立即去联系了，回来汇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13万5干元（原价15万元）。”老人一听只得摇摇头，默不作声了。是啊，他的工资除了支付生活必需外，所剩的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是几个子女集资为他买来一套，才使万里如愿以偿，从此一有空便翻阅起来。
过去在一线工作总免不了加班加点，开夜车是常事。退下来后，万里的生活越来越有规律，旱睡早起、坚持午觉、晚饭后散步。”文革”坐监狱时万里抽“恒大”牌香烟很厉害，一天就得抽两包烟。后来保健医生和老伴都劝他不抽，万里才下决心戒了烟，但偶尔喝点茅台酒，每天中午也喝一两杯青岛啤酒。他的饮食以清淡为主，每天的花生米、豆腐干和山东口味的酱牛肉总是免不了的。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万里作为老一代革命者、新中国的建设者，已退出历史大舞台。但在他自己人生的舞台上，他仍旧是一位精彩的舞者，人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纯净、挚热的真性情。
只图养家糊口的教书先生踏上了革命之路
山东东平地处鲁西，东北面临东岳泰山，东南接邻圣人故里曲阜，西北面与滔滔黄河紧紧相连。万里就在这片热土上诞生、成长。万里的父亲万金山早年离家外出谋生，后来在山西参加阎锡山的队伍，牺牲于抗日战场；母亲牛氏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勤劳、节俭、质朴、善良。没有男主人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但是万里的母亲还是千方百计供儿子读书，目的不是以求儿子将来谋个高官厚禄，而唯愿他能识文断字，当个教书先生，养家糊口。 为了生计，母亲含辛茹苦，日夜操劳：她给人家拆洗衣被，做针线活，从事手工纺织；在热浪滚滚的秋收季节，母亲迈着一双小脚，满地里捡拾割麦后掉下的麦穗；秋收一过，她又带着简单的工具去挖拾遗留在地里的地瓜。年幼的万里将母亲的艰辛、苦痛全都装在心里，他念书也从没辜负过母亲的苦心。启蒙时，万里念过一年私塾——在老师没给讲课的情况下，他把《论语》背得滚瓜烂熟。从这，可以看出年少时的万里对于读书是很有功的。后来万里在东平县书院小学接受初级教育，他酷爱读书、努力上进的脾性越发明显。
1933年，万里考上山东曲阜二师。其实，他同时还收到了济南省立一师的录取通知书。最后之所以选择曲阜二师，只是因为这里生活费用低，而且学校每月发给的5元钱已经够吃饭用的了。在曲阜二师的3年是万里一生中生活上和政治上的重要启蒙时期。当时，万里对文学非常感兴趣，但时局的动荡，使富有正义感、进步意识的他对国家的未来深感忧患重重。万里经常和爱好文艺的同学在一起交换阅读进步的文艺书刊，谈论各自对学校当局的看法，共同商量对付学校当局的措施。当时，万里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都很敬佩，向往革命根据地。为了团结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组成了一个读书会，传阅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当时鲁迅的著作是读书会研读的重点。在这里，万里经过艰苦的探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踏上了革命之路。
1936年，在中共山东省委鲁西巡视员董临仪的介绍下，万里入了党。毕业后，万里借在学校教书的身份，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教学的那段时间，年轻的党的工作者万里在课堂上既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又灌输革命思想。课外，他的工作形式更加多样化—一发动师生订购进步书刊，利用读书会这渠道宣讲革命道理；组织进步师生出墙报，创办《学习园地》；组织演唱会，演出进步戏曲；建立“小学教师联席会”，吸收进步知识分子入党。在万里的主持下，中共东平县的党组织在不断壮大，党的活动也日益展开。
1937年10月的一天，中共东平县工委会在万里家中正式成立，21岁的万里担任书记。从建立东平县抗日救亡协会，到创建农民福利会，成立东汶人民抗日自卫队，万里在基层领导岗位上牢牢抓住群众这一抗日的关键环节，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而他本人也在战火中迅速成熟起来。
10个月就完成了比故宫总面积还大的工程
拂手长河桥头，放眼望去，转河随弯就势，轻缓流淌。两岸杨柳依依，荷花、水葫芦、睡莲等水生植物，点缀河面，一派田园野趣。2003年10月31日一大早，万里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代市长王岐山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首都城市建设情况。看着浓浓秋色中京城的美景，万里说，“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北京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城市的建设充分体现了古都风貌和现代化建设的统一，为市民休闲娱乐提供了良好的场所。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以百姓拥不拥护为标尺”。这一番话，正是万里这位“老城建”的真情告白。
1953年，万里被调进北京，担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后又担任国家城建总局局长（国家城建总局1956年更名为城市建设部）。期间，万里一直参与领导全国的城市规划建设。他是共和国城市规划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万里改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当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迎接建国10周年，决定在首都兴建国庆工程，又称“十大建筑”。这一展现建国10年来巨大成就的重点工程，由周恩来领导，由万里担任国庆工程的总指挥，具体负责工程。 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整个工程10个月必须完成。从画出第一张图纸起，工作必须连轴转。万里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十大建筑”上，从规划设计到具体施工，他都一丝不苟。他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让建筑带着脚手架度过1959年国庆节，决定一切的是时间，他提出：要高质量、高艺术水平、高速度地完成任务。
在任务紧急的情况下，万里坐镇北京，指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万建筑大军，上千种、几十万件建筑配件和急需设备迅速从四面八方送到工地。面对队伍庞大、设备繁杂等现实情况，必须加强管理力度。万里强调加强队、组工作是改进施工管理的中心环节，他要求大力克服人力、物力的浪费，提出不允许只追求工程进度而忽视工程质量。在那难忘的3011多个日日夜夜里，万里与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专家、设计师及建筑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十分关心职工的生活，连工人夏天能不能就近喝到开水，工棚和食堂的卫生好不好，他都具体过问。他还和工人直接交朋友，当时解决了放大样技术问题的李瑞环、攻克了钢架跨越难关的张百发就是其中的两位。
那段时间，万里几乎不分白天黑夜地忙，大部分时间是在施工指挥部和工地上度过的。尽管那时万里才40出头，正当壮年，但因过度劳累，每当他回到办公室就得躺在椅子上。有时秘书看他太累，就把急等批的文件读给他听。批完文件，万里又急忙回到工地。而那段时间几天不回家，对于万里来说是常事。有一天，他回家换衣服，老母亲看见儿子疲惫不堪的样子，心疼地说：“伍子胥出不了城门，一夜急白了头，你为了大会堂的大梁上不去几天就成了半白头。”
“十大建筑”只用了10个月就竣工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它们的设计标准、建筑艺术、施工质量，都达到世界上的高水平。即使是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认为这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创举。
1959年9月9日凌晨1时，万里和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大会堂，并向万里询问了工程情况。当听到万里说只用了10个月就完或了比故宫总面积还大的工程，而故宫花了10多年时间才初步建成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万里嘛！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施工进度好快啊！很好！”
参观完，毛泽东问万里：“可不可以在这里抽支烟？”万里笑答：“您老人家要抽烟还能不可以？”当时，大会堂刚刚建好，还没有地毯和椅子，毛泽东就坐在台阶上吸烟。万里向主席汇报关于大会堂起名的事，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物的？”万里回答：“在施工过程中有人叫人大礼堂，有入主张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又说，有的同志提出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但大家觉得名字太长，不易上口。毛泽东说：“可以简化一下，人们问老百姓：‘你到哪儿去？’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从此，天安门广场西面的这幢“山”字形建筑有了一个名字——“人民大会堂”。
为官就要敢说敢做与锐意改革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对国家的各项工作进行整顿。当时担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同主持中国科学院的胡耀邦、主持教育部工作的周荣鑫等4人，被称为坚决支持和拥护整顿方针的“四大干将”。万里力排“四人帮”的干扰，顶着重重压力，对全国的铁路系统进行坚决整顿，迅速扭转了铁路运输的堵塞局面，人们曾一语双关地称赞：“火车正点万里行”。
1977年，万里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安徽历史上就是多灾的农业省份，又是一个长期受极“左”路线严重破坏的重灾区。到皖后，万里时刻想到的是如何加快发展生产，迅速提高全省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根本问题。
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其贫困落后的情况，在安徽省有一定的代表性。刚到安徽不久，万里就来到了凤阳，察看一些农民家庭。在一户贫困农家，只见大人，不见孩子。“孩子出去了吗？”一听这话，家长的表情很复杂。迟疑了片刻，家长掀开了灶台上的锅盖，只见灶台里蹲着两个小孩。原来因为天冷，家里无柴取暖，只好让孩子躲在灶台里，利用做饭后灶膛的一点儿余温，暖暖身子。见此情景，万里流泪了。再不改革，让老百姓怎么过下去？！ 在凤阳，万里还亲眼看到过农民扒车外流的情景。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那里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听了气愤地说：“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他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万里出身穷苦家庭，一生充满着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情感。
1978年冬天，凤阳县的小岗生产队20户人家在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的组织下，偷偷实行了”包干到户”，这一大胆举动在地方领导当中引起争议。1980年1月24日，正当小岗农民在紧张不安地等待上级领导表态的时候，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在小岗，万里看到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他高兴地表示：“我支持你们。”万里说出的这句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农民冲破传统观念和“左”的思想束缚，全省农村形势迅速发生变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打开了缺口，向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在中国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农业处于走投无路的历史转折关头，万里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为中国农业改革走出成功的第一步。1991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
把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运用到城市，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中去，首钢是第一个。1979年首钢在农村承包制的启发下，也开始试行承包制。由于首钢大企业的效应，改革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犹如安徽的农村改革一样，首钢改革，同万里的领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从1981年开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每年都要到首钢去看看，人们只要看见首钢小白楼前出现高级小轿车，心中总会轻松，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地奔走相告：“万里又来了！”
1992年5月，邓小平亲自视察了首钢，并对首钢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万里在抓首钢等大中企业改革的同时，还致力于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企业法》、《破产法》等重要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改革。
在万里主持全国人大工作的5年当中，他怀着法律的正义和科学的良心，为实现法治而辛勤工作。他恢复和加强了全国人大的信访工作，加强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万里领导全国人大加快、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经济立法。这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87个，是历届人大中立法最多的一届；万里把法律实施的检查放在与制定法律同等重要的位置，使全国人大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万里把自己的辛勤劳动留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上。
平民百姓常是万家的座上客
从1980年万里从安徽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一直住在中南海。院子是典型的中式建筑，房子很高，前面伸出很宽的过廊。每当春天，院中海棠花、梨花竞相开放，花香醉人。
老伴边涛和警卫人员一起在院子里开了块自留地，万里对这块地很重视，要求施有机肥，要浇好水，搭好架，管理好，因此一家人还时常吃上四季的新鲜蔬菜。有时蔬菜丰收了，万里还不忘把菜送给高邻陈云家和好友李瑞环等。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万里没有当普通人的优势，他的出行很不“自由”。万里一次在谈到宣传报道时说：“我真羡慕记者，哪里都可以去，只要深入下去，就能够听到看到真实情况。我们这些当官的要想知道真实情况很不容易。我们一下去，地、区、县、公社，直到村队，都有人陪同。一大群人簇拥着你，真正的老百姓到不了跟前，听到的都是‘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有时连开个座谈会，谁参加，谁讲什么内容，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拿着稿子念，这能听到多少真实情况。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听或者听不到群众批评怎么行呢？”万里很愿意同他熟悉的一些基层干部和工人接触交谈，他们一般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的。他还经常同一些经济理论专家交谈，也经常同一些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老朋友回忆往事，促膝谈心。
“文革”中，陪“走资派”挨斗的往往是“走资派”。而陪万里挨斗的，有一个是工人时传祥。每当提起这事，万里总是说：“我感到自豪，这说明我不脱离群众。”有一年春节前参加慰问首都环卫工人的茶话会上，万里说，“今年好几个地方请我去参加茶话会，我都没去，单单来参加环卫工人的茶话会，因为我对环卫工人是有特殊感情的。60年代我曾和时传祥同志一起掏过大粪。”时传祥去世后，万里对其老伴及4个孩子都很关照。万里到朝鲜访问带来的大鸭梨还不忘给时传祥的孩子送去一份。多年来，无论万里担任什么级别的领导干部，时传祥的老伴和孩子们总是他家的座上客。
1994年5月上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原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代表小岗村农民来北京看望万里。秘书问万里，安排在什么时间。万里说，尽量提前安排，明天上午就来。5月9日，严宏昌紧紧握住万里的手说：“小岗农民都很想念您，我受小岗农民委托，来看望您！您支持我们搞包产到户，现在大家都吃饱饭了，过上好日子了，从心底里感谢您，都很想念哪！”在交谈中，万里向严宏昌详细询问了小岗的生产情况和人们吃、穿、住的生活改善情况。在你问我答中，万里与严宏昌亲切交谈了近两个小时。严宏昌告别时，万里亲身送到门外。
万里在家中接待过许多朋友，有领导人，更多的是普通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还有民主人士、非党人士。现在已离休的万里看报读书之外，会客和同朋友聊天都安排在上午九、十点钟以后，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左右。他特别关心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凡是从农村来看望他的干部和农民，他都热情欢迎，亲切接待。
老革命家的天伦之乐
夫人边涛，原名边其馨，小万里4岁，也是山东人，1920年出生于山东长清。小时候，边涛学习十分刻苦，喜欢音乐、绘画，字也写得很好。1936年，师范毕业的边涛当上了小学教师。1937年，一向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边涛参加了抗日部队。
万里与夫人边涛相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共同的事业与理想把他们联在了一起。1940年，与万里结婚后，边涛在运西地区工作。在那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新婚的万里和边涛没有时间在一起，而是各自忙碌着自己的事情。
1943年，万里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当孩子呱呱坠地后，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边涛寄住的那户房东联系了一户人家，把边涛的孩子送去寄养。为了人民的事业，万里、边涛那一代革命者，将自己个人的情感放在了心灵最小的角落。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祖上不能算是好汉”，这是陶行知先生的《自立歌》中的几句话，也是万里在子女教育上的一个生动写照。1 962年，当初被母亲边涛送去寄养的大儿子万伯翱在北京高中毕业。作为北京市委书记万里的孩子，他完全可以在京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但是，当年9月万伯翱带着父亲送的两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下到河南省国营黄泛区农场的园艺场参加劳动。临别时，全家人都哭了，唯独父亲抑制着感情，语重心长地说：“今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1972年春，万伯翱在农场职工和党组织的一致推荐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后出任过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现已是国家体育总局人才交流中心主任。
万里夫妇有5个子女，4男1女。万里从来不重男轻女，甚至还有点重女轻男。因为他的第三代竟全是女孩，被称作“五朵金花”。一般到了星期六，万里就不安排什么活动，在明亮的“含和堂”一边看报纸一边等儿女们回来。
2003年春夏之交，SARS模行，为了确保整个中南海全体首长、工作人员的健康，中南海进出人员控制严格，就连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员都要尽量减少外出。万里的几个子女接到万里的秘书电话通知，暂时不要来中南海。最后连住在中南海、每天要出去上班的四儿子也被秘书告知暂不要回家，先住在机关办公室。这样一连过去了四五个星期，万里身边一个子女都不在，到了星期六，他尤感孤独和不适。一天他忍不住问秘书：“孩子们都怎么样了？”秘书告诉他孩子们都很好，没人感染SARS，都坚持上班。万里心里有了底，又向秘书要求，“既然他们没有感染什么‘非典’，让他们都回家过星期天行吧？”但是，保健医生出于对首长负责，仍坚持不能放松。以大局为重，万里也只能乖乖地服从医生的指示。
“一动一静”胜过吃补药
晚年的万里须发皆白，但气色很好。生活完全自理，晚年的他看书看报看电视仍不戴花镜，只是耳朵有些背。前些年外出参观访问，日程安排很紧，警卫秘书都觉得累，但万里却少见倦态。在与别人交谈时，他总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一语中的，虽算不上妙语连珠，却也不乏幽默与风趣。
很多人都想知道万里的健康秘诀。其实，万里从不相信有什么长寿的灵丹妙药，也不吃补药。他在生活中有两个被称作“一动一静”的体育爱好——网球与桥牌。退休后，他曾长时间坚持每周打4次网球、3次桥牌。科学的运动就是健康和生命，这两个体育爱好保证了他晚年生活的健康、陶然与欢乐。对于这两个爱好，万里有一说——打桥牌锻炼脑子可以避免老年性痴呆，打网球则活动了筋骨，使得血脉畅通。2002年，在中国网球协会和中国桥牌协会换届中，万里再次当选为双料名誉主席。
万里打桥牌的历史很长了。许多桥牌爱好者都知道，万老打桥牌很投入，思维敏捷，牌技高超，最反感让牌。世界“桥牌皇后”杨晓燕说，万老叫牌的胆略和高超总是出入意料。有一次他和荣乐地（荣高棠之子）搭档，在梭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地同时有10个赛场）打出了妙张而获得世界亚军，成为牌坛的一段佳话。
而万里打网球的历史则可追溯到山东曲阜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打网球这个体育项目，成了他一生在运动这方面的爱好。除了战争年代和“文革”时期，网球这项运动他从没间断过。即使是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日理万机，万里也会挤时间锻炼，而且还带动一批老同志打网球。国际友人送给他的球拍，他又转送其他老同志。
一次，万老与陈锡联老将军在大连休养时，曾一起探讨健康的秘诀。喜爱钓鱼的陈老将军说钓鱼怎么怎么好。万老说，打桥牌锻炼脑子，可以避免老年痴呆；打网球则活动筋骨，使血脉畅通。万老当即吟咏起他的一首打油诗：“退休不发愁，桥牌网球和朋友，国泰民又安，老年乐悠悠。”老人乐得开怀。虽然是打油诗，但是几句话反映出万老的豁达心态。
在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万里关心体育，支持体育，而且身体力行，坚持体育锻炼。他说，从儿童到老年人都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他在安徽主持工作期间，促成了建立省网球队和修建网球场；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参与全运会、民族运动会以及亚运会等组织领导工作。1986年2月2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万里颁发了金质奥林匹克勋章，以表彰他为发展中国体育运动做出的突出贡献。
2003年春节后，有一次，万里打球时用力过猛，腰部受到了损伤，专家、医生鉴定为局部骨折，嘱咐：“伤筋动骨100天，首长年岁不饶人，安心休养吧。”也有人说：“万老不能打球了！”开始时他谨遵医嘱，腰缠钢套每日静卧，坚持吃药。过了两个星期这样的生活，他有些沉不住气了。几十年的爱好，怎么能舍弃呢？他向医生提要求了，“我不打，就去看看大家，这总可以吧！”老人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一个多月后，固执的万里认为绝对静止不利于身体恢复，坚持从轻微活动开始。他从上场挥拍10分钟开始，逐步过渡到30分钟到60分钟，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打”，这样循序渐进地在球场上开始锻炼，终于恢复了在球场上的锻炼，又能与往常一样进行他热爱的网球计分比赛了。万里说：“我之所以能提前返回球场主要是适当的运动促进了血液循环，运动习惯了，突然全部停下来反而不好。”
很长时间内，在北京先农坛网球馆里，人们常能看到一位身穿运动衣、须发皆白的老人打网球。老人虽然跑动不多，但是挥拍自如，球速时快时慢。伴随着击球的砰砰声，老人还不时发出嗨嗨的喊话声。是的，这位酷爱网球运动的老人就是万里。
老人走了，让人想起臧克冢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万里永远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