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伯男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隆重举行。24岁的王晋担任了这次会议的记录员。
1938年以前，延安是没有专门的速记机构的，更没有从事这项工作的速记员。王明从前苏联回来后，给大家讲他在苏联的见闻，其中提到了速记工作。这是延安人第一次听到“速记”这个词。王明说，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讲话的时候，有几十名俄文速记员在现场做记录。会议一结束，这些速记员就把斯大林的讲话整理出来，然后排版印刷，很快发给参加会议的人阅读。言谈中，王明对“速记”的这种会议记录方式十分推崇。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召开“七大”，并决定会议要在短时间内召开，需要一批文稿记录员。于是当年就办起了第一期速记训练班，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达到统一的认识，毛泽东认为召开“七大”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建议推迟召开。但是，速记工作从此开始后，就没有停下来。
速记工作在党的工作中被大量的、大批地使用是在1939年后。当时速记室的主要任务是记录毛泽东和其他党中央领导人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如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宪政运动促进会上的讲话、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会上的讲话等，刘少奇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朱德总司令在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会上的讲话，任弼时从前苏联回国后给延安干部做的报告，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做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等，都是由速记人员记录下来的。1942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速记室的工作围绕这一运动，记录了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重要报告：《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等。
“七大”召开前，为了记录准确无误，速记室专门成立了记录科，科长是廖鲁言。记录科下设一个汉字股，由刘秀峰负责；一个速记股，由张树德负责。这支速记队伍，记录了“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全部报告和讲话，会议发言人的讲话内容也记录在案。为党和国家留下了大量一手的文字史料。王晋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延安速记室的。在老速记员的带领下，王晋很快成为速记工作的骨干。王晋记得，当时速记室的所在地离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处很近。每天，速记员们去工作、散步，都要从毛泽东窑洞前面经过。所以她经常看到毛泽东在他的小院子里，坐在一张帆布的躺椅上，拿着报纸翻看。他的旁边放着一个小木凳子，凳子上放着一个盛茶水用的白色瓷缸。为了不打扰主席休息，王晋他们总是非常小心地迅速从院门口前走过。只有到了周末舞会时，王晋他们才能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当时，杨家岭礼堂每个周末都要召开盛大的舞会，这是延安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都会参加舞会，所有干部无论官职高低，都可以来参加舞会。王晋也参加过多次这样的舞会，在那里，大家利用难得的休息机会，放松身心。
“七大”召开前，彭德怀从抗战前线回到延安。为了总结华北工作和百团大战经验，组织上派王晋去做速记工作。彭德怀口述，王晋记录。之后，王晋再将记录的文字资料整理出来，交给彭德怀审阅，核对修改。就这样，华北工作总结报告和百团大战作战经验的初始资料形成了。王晋出色的配合和娴熟的速记技能获得了彭德怀的称赞，她圆满地完成了速记室交予的任务。
筹备多年、几次延期的“七大”会议终于召开了。作为速记员，王晋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彭真是会议代表资格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开幕会议上，他说：“我们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平均年龄30周岁，我们党已经是壮年了，党更成熟了。”在“七大”正式会议上，发言的人很多。王晋记得博古曾在会议上对教条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发言的题目是《教条主义的来龙去脉》。博古的态度很诚恳，还留下了眼泪，许多与会的同志对发言都给予了好评。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天，平静的延安沸腾起来。人们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时间，做了报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重点、方针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朱德还接见了一批即将离开延安、奔赴前线的同志，对他们说：“你们到前方之后，要寸土必争，要打不要怕，坚决地打！”毛泽东说完，转头看王晋等几位速记员问：“你们是不是新华社的？你们可不能发表呀！”王晋说，我们是速记室的。王晋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正在和国民党谈判，这是内部讲话，不能外传。毛主席还在这次接见讲话中谈到，国民党要下山摘桃子。
抗战胜利后，国内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应对改变的局面，许多同志要离开延安，前往新的工作岗位。王晋便是其中一员，她受组织委派，随李富春同志带领的部队离开延安，奔赴东北战场。
回顾七年来在延安的生活，王晋感慨地说，战争年代的延安，工作和生活的条件都极其艰苦。在整个延安，找不到一台录音机，更没有打字机，速记完全靠手记。速记员白天要记录，晚上翻译，一般白天记录1小时，晚上翻译要3小时，还需要复写出来，工作繁重辛苦。由于生活条件很差，速记员们每天都在小煤油灯下工作，眼睛累得红红的，视力下降很快。冬天的时候，手冻得僵硬，握笔都困难。即便是这样，他们从没有耽误过工作。张闻天和任弼时同志对速记员的工作、生活十分关心，他们特别交代后勤部门给速记员发夜餐，每人每月多发6斤小米津贴。后来，随着条件慢慢改善，小米津贴改为了猪肉津贴。对中央首长的照顾，速记员们十分感动，他们以更加勤奋、努力的工作来回报中央首长的体恤。
王晋是延安速记员中的一员，她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留给了延安。在延安工作的经历，奠定了王晋人生的根基和走向，尤其是亲耳聆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讲话、报告，还参加了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些对她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今后的工作中都受益匪浅。来到东北后，王晋一直从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成为一名思想文化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了县委、省委、东北局、沈阳市委、河南省委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
王晋说，当年延安是每个有抱负的热血青年都十分向往的圣地。她为有七年在延安工作、生活的经历感到骄傲和荣幸。虽然，延安的生活清贫、艰苦，但每一天的生活是充实而有意义的。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带给她的快乐是不可取代的。每次想起在延安生活的点点滴滴，王晋的心里总是难以平静。有关那一段岁月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转愈加的深刻、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