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远
朱德一生功勋卓著，声名显赫；为人谦虚谨慎，廉洁奉公。战争年代，他重情重义，善待身边的人，常常将心爱之物赠送给需要的战友、卫士，朱德崇高风范赢得了众人的爱戴。
赠钢笔给工兵精英
王耀南，江西萍乡人，出生在鞭炮世家，是我军最擅长使用爆破和坑道作战的将领。8岁时，王耀南就成为安源煤矿的一名矿工。在毛泽东、刘少奇的教诲下，他参加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1927年，他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土地革命战争中，王耀南一直担任红军的工兵指挥员，带领工兵战士们架桥梁、搞爆破、布竹钉阵，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指挥红军工兵在井冈山搭建的朱德、毛泽东会师台，在于都架设的红军长征第一桥，留存至今，已成为著名的红色纪念地。 抗战爆发后，王耀南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的工兵主任，参加了平型关、广阳战斗、百团大战、晋察冀边区历次反“扫荡”。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他总结并大力倡导地雷战和地道战的打法，引起朱德总司令的重视。
1938年9月，王耀南奉命率领两个工兵连从山西前线回到延安，修建飞机场。这时，朱德从太行山区返抵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耀南闻讯，去看望老首长。在中央军委驻地王家坪，朱德见到了王耀南。王耀南汇报了一年多来在前线的情况，除了用阎锡山晋绥军遗弃的炮弹制造地雷，杀伤大批日军外，还炸毁了日军铁甲列车1列、军用列车28列。朱德听了王耀南的汇报后指示说：“你们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但是还是不够的，你回去后应该好好地总结，把你那套办法总结出战术来，至少要提高成战法，不但是你这样的专家会用，应该使每个工兵战士都会用，甚至全军每个战士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都能使用，这样才有普遍意义。”
朱德请王耀南吃晚饭，临别时还一再嘱咐道：“王耀南呀，你应该利用你的特长，创造，至少说要总结出那么一两种以弱击强的持久战的战术来，能在各根据地推广，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努力。”说罢，朱德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送给了王耀南。王耀南仔细一看，这支钢笔是崭新的，笔帽上刻着外国字。王耀南后来才知道，这支钢笔是美国造的“威迪文”牌钢笔，是美国朋友来采访时赠给朱德的。这支钢笔一直被王耀南插在军装的口袋中，倍加珍惜。
返回前线后，文化程度原本不高的王耀南用这支钢笔在煤油灯下连写带画，总结、编写出许多有关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的教材。这些战法从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被推广到了黄河南北、长江两岸的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部队和游击队、民兵运用这些战法，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耀南担任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为反映反侵略战争的有效战法，他于20世纪60年代指导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地雷战》、《地道战》。这两部军事教学片由于拍摄得十分精彩，后来作为故事片在全国公映。《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号称“老三战”，在当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4年，王耀南将军辞世。
2011年4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迎来了数十位开国元勋的后代，他们参加了被誉为“工兵专家”的王耀南将军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会上，王耀南将军的夫人曾林携子女，将珍藏了72年的一支朱德总司令所赠钢笔，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赠驳壳枪和派克钢笔给贴身警卫
在海南农垦博物馆里的文物柜里，展示着一支驳壳枪。驳壳枪的主人是90多岁的老红军刘长贵，驳壳枪是他给朱德当警卫员时，总司令送给他的礼物。
1919年，刘长贵出生在陕西汉中，原名叫“刘长娃”。小时候因为家庭贫寒，曾被父母卖给别人换口粮。1933年，14岁的他参加了红军队伍。因为当时有好几个叫“刘长娃”的，部队首长就给他改了名，叫“刘长贵”。像刘长贵这样的“红小鬼”们参军没几天，就参加了黄花岭战斗。战斗异常惨烈，与刘长贵一起参军的好几个伙伴都牺牲了。从第一次参加战斗起，刘长贵就深深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后来，他来到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王树声手下当勤务兵。由于机智、勇敢和忠诚，经过层层筛选和严格审查，1935年到1939年间，刘长贵被派到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担任朱德总司令的贴身警卫员。
在朱德身边工作期间，刘长贵出色地完成警卫任务，凭着灵活机智和胆大心细，他多次排除险情，保护了首长的安全，赢得了朱德总司令的赞扬。但是，刘长贵心里一直希望能够上战场杀敌，为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报仇。所以他多次向朱德请求，调他去前线部队参加战斗。时间一长，朱德虽然不舍，但也只能满足他的意愿。临别时，朱德把一支自己用过的驳壳枪送给刘长贵，作为纪念。刘长贵十分感动：自己仅仅是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士兵，却受到首长的如此礼遇，实在是无以为报。
从中央警备团一团12连的班长、排长、代理连长，到新四军15旅的侦察排长，再到解放军汉口军校的中队长，这期间，刘长贵参加过无数次的战斗，驳壳枪一直伴随他身旁。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海南垦荒大军，驳壳枪依然被珍藏在身边。1951年，中共中央与前苏联签署协议，共同合作在中国华南开垦橡胶园。刘长贵作为垦荒大军中的一员，来到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先后在第12拖拉机站当人事股长、在乐会垦殖所当劳资股长。1954年到1958年，他在农垦加来干校学习。后来又分别担任过红岗农场副场长、兵团6师一团副团长。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来到海南视察。他打听到刘长贵在临高的干校学习，便决定去看他。听说总司令来到了海南，刘长贵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见首长，于是便自作主张，只身一人跑到海南区党委。他看到一队车开过来，以为是总司令的车队，便不顾一切上前去拦，被工作人员误以为是破坏分子，把他抓起来审问。刘长贵委屈地大声申诉：“我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员，要见首长！”工作人员经过调查，证实他确实曾经是总司令的警卫员，便对他实情相告：总司令已经到了澄迈的红光农场，而且很可能去干校看他。等他急忙返回学校时，校长告诉他，总司令确实来学校找他，但找不到，现在已经去了儋县的西联农场。刘长贵听后难受得哭了起来。校长递过来一支派克钢笔，说这是总司令留给你的，还特别嘱咐说，要转告他好好学习文化，因为没有文化，是干不好革命的。
离休后，刘长贵先是回到汉中，后随女儿一起在珠海生活。虽然离休时他的级别仅为副团，但由于他的资历特殊，中共中央组织部在2009年的一份通知中，把刘长贵与另外15人一起，列为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赠军大衣给雪夜送信的交通员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朱德总司令穿过的黄呢军大衣。但它却不是朱德赠送给博物馆的，而是由抗日根据地的一位游击队员捐赠给军事博物馆的。
1938年冬天，是太行山数年来一个最寒冷的冬天。八路军总部迁到了山西省潞城县北村。村里游击队的交通员是一位弹跳力强、奔跑速度快的年轻人，名叫“杜春兰”。朱德有时会邀请他同场打球，还常常派他送信。
在深冬风雪交加的一个夜晚，大雪飞舞，滴水成冰。杜春兰接到命令：速到总部，有一份重要任务要他去完成。来到一个农家小院的门口，杜春兰稍稍迟疑了片刻，他用宽大的手掌拍打了几下身上的雪花，迅速走近门口的警卫员。此时，农家小院的屋内，一个火盆烧得正旺。桌上一盏油灯拨得很亮，火苗儿跳跃着，突突突向上冒着轻烟，灯光下朱德披着一件黄呢军大衣正在地上来回踱着步。他时而停下，时而走到桌前拿起铅笔沉思。桌子上铺着一张地图，上面已经用铅笔标注得密密麻麻。警卫员立正：“报告！”朱德说：“进来！”“报告首长，你找的杜春兰同志已经到了。”朱德像往常一样起身迎向屋外，被警卫员阻止了：“外面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寒冷得很。”朱德却说：“快，快让他进来嘛！”警卫员将杜春兰带进了屋。
朱德和蔼地对杜春兰说：“小鬼，快先烤烤火，外面一定很冷吧？”“回首长的话，一点不冷。”朱德笑了笑接着说：“今天黑夜有个紧急情况，要你到普头村，找到特务连的欧致富连长，把一封很重要的信交给他，你能完成任务吗？”杜春兰响亮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朱德关爱地说：“好，好嘛！不过小鬼，平时让你送信都是白天，现在是深夜，又下着大雪，还要你一个人去，你有这个胆量吗？”杜春兰坚定地说：“我是当地人，路途熟悉，又有‘飞毛腿’的本领，要说胆量我是全村胆子最大的，什么也不怕，请首长放心！”“千万马虎不得喽！”朱德说着走到桌前拿出一封信交给了他。杜春兰拿到信往怀里一揣，拔腿就准备往外跑。朱德喊道：“站住！”杜春兰听到首长的喊声后停下了脚步：“首长……”朱德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又捏了捏他的衣服说：“小鬼，穿这样单薄，一定很冷。”说着，朱德把自己身上披的黄昵军大衣脱下来，披到了杜春兰身上。杜春兰赶忙说：“不，不，不，我年轻，不怕冷，大衣还是首长穿为好。”边说边紧张地往下脱。朱德双手按住他的肩头慈祥地说：“小鬼，夜里行路，又下着大雪，冷得很哩，还是穿上吧。”看着首长真诚的目光，杜春兰含着泪，穿上了大衣。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杜春兰穿着首长的军大衣，一股暖流涌向全身。怀里揣着重要的信件，他向着普头村疾步如飞。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目的地。完成任务回来，杜春兰想归还军衣，但朱德已经上一线指挥战斗，不在住处了。后来，朱德的军大衣就像一件宝贝一直放在杜春兰的身边根本舍不得穿。 一晃40年过去了。1979年一个金色的秋天，朱德的女儿朱敏从北京，一路踏着父亲曾经的足迹来到了山西省潞城县北村。当她见到当年为父亲深夜送信的游击队交通员杜春兰时，他已经由原来的号称“飞毛腿”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位老人。老人见到朱德的女儿，高兴得热泪盈眶，握着朱敏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接着，老人找出了那件珍藏了40年依旧保存完好的军大衣。那是一件曾经温暖了他整整40年的黄呢军大衣。老人抱在怀里好久才松开，两行热泪也顺腮而下。最后老人亲手将这件军大衣交还给了朱敏。
朱敏将这件军大衣带回北京后，赠送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赠共产主义书籍给外国传教士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国教会组织、外国传教士采取了团结和争取其为中国抗战服务的统战政策。许多有机会接触外国传教士的中共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主动与传教士交往，与那些有正义感的人士交朋友，共同为抗战贡献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朱德即是其中的典范。他不仅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增进传教士和八路军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还鼓励传教士为八路军服务、争取传教士为八路军捐助物资。
1937年底，美国军人卡尔逊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山西洪洞访问了在当地传教的英国教士特鲁丁格夫妇。特鲁丁格深明大义，待人热忱，在华传教40余年。当谈到八路军时他说，几个月前，八路军来这里抗击日军，从老百姓和伤兵的口中，他和教友听说八路军打仗勇敢，战术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救死扶伤，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亦不虐待。八路军总部移驻洪洞时，特鲁丁格还有幸结识了朱德，朱德向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特鲁丁格深受教育，也十分钦佩共产党的队伍。他看到八路军战地医院条件很差，便特意捐赠了一些钱和药品给医院。他还把自己唯一一本《新约全书》送给了朱德，并打算派出圣经班的教士到八路军中传教。针对特鲁丁格的想法，朱德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他，说明八路军并不需要宗教，并回赠了特鲁丁格一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特鲁丁格认真研读了朱德的赠书，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多年来，他一直帮助八路军的部队进行抗战宣传，经常地捐献药品给战地医院，并且利用外国人的身份，掩护八路军的伤病员转移。
其实，抗战期间有不少外国传教士能够不囿于传教布道，而是秉持正义，反对战争。这种精神十分可贵。而他们能做到这点，同中国共产党实施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朱德，他以宽厚、纯朴的人格魅力感召了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许多外国友人投身于中国抗战。美国军人卡尔逊于抗日战争初期去华北八路军考察时结识了朱德。他返回后，在与朋友谈论对八路军领导人的印象时，曾经感叹地说：“以前我只见过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教徒，就是我父亲，他是公理会牧师。朱德应当算第二个。”当朋友提醒卡尔逊说朱德不信教时，卡尔逊说：“我指的不是那些只会唱赞美歌、谢主恩的基督教，我指的是那些献身于解放以及保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人——他并不自私自利，抓钱抓权，他力行的是兄弟之爱！”
赠抗战相册给美国将军史迪威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迅速占领新加坡、马来亚，并侵入缅甸，意在切断中国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中国政府应盟军的要求，迅速组织远征军驰援缅甸。1942年1月，受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59岁的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于3月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3月6日，身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美国援华物资监督、滇缅公路监理官等多重身份的史迪威来到重庆。5月，缅甸战役失败，他率100多人徒步走出缅北丛林撤至印度。远征军退入印度后，改编为中国驻印军。8月，史迪威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开始发动缅甸反攻。经胡冈谷地、莫冈河谷、密支那等战役后，于1944年打通中印公路。
1943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抵达重庆。史迪威努力说服赫尔利，指出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不应将共产党排斥在外。他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第十八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在给马歇尔的信中，他说：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达成包括得到武器装备在内的协议，让八路军在山西参加战斗。在史迪威的努力下，罗斯福总统终于同意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之中。
1944年1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写了关于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报告，并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就此事进行谈判。史迪威施压国民党政府，要求派观察组到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合作。在史迪威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出以包瑞德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视察。随即，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对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热情欢迎并接见了观察组。朱德还多次向他们介绍八路军的抗战情况。美军观察组离开延安后，向史迪威作了详细的汇报。
史迪威由此更加清楚地了解和认识到，中共是“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是“现今中国起作用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史迪威断定，积极为变革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最有可能让美国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包瑞德在同美国记者谈到同朱德会见的情形时称赞到，他所见到的朱德将军，同一张口就向美国索要飞机、坦克的国民党将军们截然不同，朱德将军始终强调的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史迪威听到这些话非常激动，不止一次的表示要见见这位朴素真诚的八路军总司令。此后，史迪威更加支持中国共产党，努力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共合作，并建议政府：“应当反对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更多地信任在延安的更有效率的中国共产党人……”
史迪威还摒弃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见，公正、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可取代的地位。他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们不要城市，而满足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1943年，在史迪威的劝说下，罗斯福在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应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政府对华援助的范围。史迪威对共产党的态度，使他跟蒋介石矛盾不断。史迪威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最终，在蒋介石的一再要求下，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召回令，结束了他在中国的政治生涯。在此之后，他再也没能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离开中国之前，史迪威留下了两封告别信：一封给陈纳德，另一封给朱德。他在写给朱德总司令的告别信中，对他无法与朱德及其创建的杰出军队建立联系表示遗憾。他在信中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收到此信后，朱德在史迪威离华前，将自己保存的一本反映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珍贵相册，托人赠送给史迪威留作纪念。朱德在相册首页上题写：“敬赠史迪威将军，朱德。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照片前景为毛泽东、朱德，背景是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1946年10月12日，63岁的史迪威因患胃癌，在旧金山逝世。朱德得知这一噩耗，立即在第一时间向史迪威夫人发去唁电：
史迪威夫人：
谨为史迪威将军的死致哀！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一个伟大的名将，并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着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意终将实现。
对你及你的家庭谨致悼唁。
朱德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
《新华日报》还专门刊载了朱德的这封电报内容，以示悼念。史迪威与朱德的友谊并未因两人的相继过世而中断，史迪威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后来由他的儿孙辈传承下来。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他的两位女儿史文思与鸣文森受中国友谊协会的邀请赴中国访问。她们有幸见到了宋庆龄、康克清、王炳南、黄华等许多知名人士。
1987年7月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厅里气氛热烈。这一天，是朱德逝世11周年的纪念曰。他的遗孀、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与前来中国友好访问的史迪威将军的后裔代表团相聚在一起，共叙友情。而那本抗战期间朱德赠予史迪威的相册，也于30多年后的这天，由史迪威的女儿们回赠给了康克清。在会见中，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史文思深情地对康克清说，她的父亲在去世前几个月曾对她讲：“我真想扔掉手中的铁锨，到那边去找朱德，扛起来福枪，和他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