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梦悦
韩钧(1912 -1949)，原名韩水清，生于河南新安县石井乡北斗庄一户富裕农家。青少年时代，韩钧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还与王若愚等同学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共同探讨救国的真理。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草岚子”监狱里的绝食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韩钧放弃了原来继续求学的打算，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抗日救亡上。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党员邵亦农、廖鲁言、刘昭等人，后被组织任命为义勇军大队青年队队长，在北平西城区和西郊一带组织学生义勇军。他不仅带领青年队积极参加集训，而且还经常跑去向人力车夫、郊区农民等基层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7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决定举行抗日反蒋示威游行。由于叛徒的出卖，游行的主要组织者赵玉祺、廖鲁言、刘昭等人在游行前相继被捕。韩钧不了解情况，仍于8月1日这天率领学生义勇军上街游行。游行队伍受到反动军警袭击，在与军警的激烈搏斗中，韩钧被击昏在地，当他醒来时，已被关押在北平市公安局内。
敌人对韩钧进行了多次审讯，韩钧每次的回答都是同样的一句话：“我叫韩水清，是要求抗日的学生！”无奈之下，敌人便将韩钧送到了“北平军人反省院”。“北平军人反省院”位于草岚子胡同，又称“革岚子监狱”，是一所专门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监狱。韩钧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4年冬，为了反对敌人的迫害，党领导狱友开展了绝食斗争。韩钧和难友们一起，整整7天颗粒未进，最终迫使敌人答应改善伙食、增加取暖火炉、给病号下镣铐等条件，取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作为报复，敌人随后将薄一波、殷鉴、刘澜涛、安子文等12名斗争领导者列入枪毙名单，一向“喜欢多事”的韩钧自然名列其中。当时恰巧赶上负责“草岚子监狱”事宜的特务武装宪兵三团被责令撤出华北，枪毙一事被搁置下来，12名同志才幸免于难。
与“山西王”阎锡山缠斗
七七事变后，出狱后的韩钧奉命在祁县组织“青年抗敌决死二总队”，并担任总队政治部主任，率部进军晋东，策应由晋东南下的八路军，阻击由娘子关西进的日军。太原失守后，韩钧率二总队在洪洞、赵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二总队很快就扩编为二纵队，兵力达8个团共1.5万余人。在决死二纵队胜利战绩的鼓舞下，决死三纵队、四纵队、政卫旅、工卫旅、暂一师等由牺盟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相继成立，统称山西“新军”。“新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山西王”阎锡山的不安与焦虑，当他被日军从山西老窝赶到陕西宜川的秋林后，于1939年3月25日至4月下旬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叫嚷反共，积极策划瓦解“新军”的活动。
阎锡山首先把目标对准了生龙活虎的决死二纵队，先是调韩钧到吉县“军官训练团”任指导员，后又把他强留在秋林，并指使心腹梁化之软化、监视韩钧。面对复杂的形势，韩钧头脑清醒，针锋相对，起草了《关于顽固分子的决定》，揭露了阎锡山顽固派的阴谋，强调精诚团结、坚持抗战。阎锡山十分恼火，忿忿地骂道：“河南人靠不住，还是山西人可靠。”可念及韩钧的才能，阎锡山又若有所思地对梁化之说：“韩钧这个人，杀了可惜，留着是后患。”
在不久后的一次谈话中，之前多次拒绝韩钧离开秋林的梁化之，突然答应了韩钧回河南老家去省亲、顺便回决死二纵队防地看一看的要求。梁化之还拉他到地图面前，热情地指点道：“现在顽固军队到处抓人，暗杀人，你必须走大路，千万不要走小路，必须拉起手枪机头．以防意外。”没等韩钧反应，梁化之又接着问道：“你什么时候走？”韩钧顺口道：“明天吧！”梁化之是阎锡山跟前的“红人”，他的过分“热心”引起了韩钧的高度警觉。从梁化之那出来后，韩钧立即带着3名警卫员向东抢渡黄河，日夜兼程抄小路回到了决死二纵队。当韩钧于第二日深夜电告梁化之“已安抵部队”后，梁化之沮丧地向阎锡山作了报告。阎锡山听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梁化之无用。原来，他们担心在当地直接杀韩钧影响太大，便设计假意答应让韩钧走，却命令沿路顽军拦截，务必将其杀死。
回到部队后，韩钧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与阎锡山的斗争态势。他建议部队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二纵队的意见上报给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后，林枫当即向中央请示，中央赞成“先发制人”。随后，二纵队就把阎锡山派来的表现差的军官集体剔除出去，清除了内部；接着又制定了应变军事计划，严阵以待，外拒来犯。
一封电报引发“晋西事变”
阎锡山获知韩钧的举动后，深知不妙。他立刻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于12月1日发布对曰实施“冬季攻势”的命令，要求决死二纵队作为“第一线”，务必于5日向同浦路日军驻地霍县至灵石一段展开破击战，但同时他又命令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率部作为“第二线”，跟在二纵队的背后。
阎锡山的这一部署是企图把二纵队置于日顽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韩钧看出了阎锡山的用心，通过电报的形式向阎锡山发出了警告：“王、陈二贼欺我太甚，甘做汉奸，我不能不实行自卫，我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12月12日誓师，此半个月内，恐无暇报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报告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阎锡山接到电报后，恼羞成怒，他指使手下在各种反动报刊上诋毁韩钧，称其“誓师叛变”，同时还迫使常委会开除韩钧民青执行的职务。在没有达成目的后，阎锡山又以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剿除”决死二纵队，将韩钧撤职拿办。韩钧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沉着应战，从容指挥二纵队西进中阳县，沿黄河南下反击阎军后侧，在留誉镇歼灭阎第三十三军一个营，后又在中阳、石楼附近歼敌两个团，成功突破日军汾（阳）离（石）公路封锁线，把尾追的阎军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阎锡山下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军军长赵承绶和第二军军长兼第七十一师师长郭宗汾率部狙击决死二纵队，韩钧率部与四纵队、工卫旅和八路军一道狠狠进行了反击，最终迫使赵、郭=人向晋西南方向逃窜。阎锡山派往晋东南、晋东北的部队在遭受了我军的连续反击后不得不撤向晋西南。
韩钧的电报让阎锡山的恼羞成怒，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武装冲突”，史称“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它标志着山西顽军对新军、八路军的打击进入到公开化阶段。
斩敌、平叛，建立豫西根据地
1944年4月，太平洋战场形势恶化。日本侵略者企图打通平汉线向大西南进军，在豫中一带发动进攻。国民党部队一败涂地，至5月，豫西地区全部沦陷。为了钳制曰军西进，尽快打开河南敌占区的抗战局面，中央在延安组建了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任命韩钧为区党委委员。赴任前，毛泽东特地请韩钧和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吃饭，盛赞韩钧在晋西事变中的当机立断和骁勇善战，亲切地称他为“娃娃将军”。
韩钧与刘子久等人抵达河南后，迅速向渑池、陕县、洛宁、宜阳进军，和曰军进行了几次鏖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很快建立起了拥有90万人口的豫西敌后抗日根据地，打开了豫西抗战局面。1945年5月，豫西少数被收编的地主武装趁韩钧率部去宜阳剿匪之机，联合日伪军发动“豫西事变”，残杀革命干部、中共党员100余人，豫西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韩钧闻讯后，迅速带领主力部队在广大抗日民众的支持下，先后在洛宁、陕县、渑池等地平叛。激战中，韩钧身先士卒，勇猛冲锋，三战三捷，生擒叛乱头子上官子平，吓得日伪军望风而逃，巩固了豫西根据地。抗战胜利后，韩钧奉命率部返回太岳军区。
既能打仗又会谈判的文武全才
抗战的烽火使韩钧变得更为干练和稳重。熟悉他的官兵都知道他既能打仗又会谈判，是个文武全才。1946年1月，国民党当局鉴于国内和平呼声以及兵力准备不足等原因，被迫与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全国各大军事冲突地点都有“执行小组”从中斡旋。山西一带，我方也成立了以陈赓、韩钧为正副团长的太岳谈判代表团。1月30日为停火曰，韩钧此时正率部对困守在山西曲沃城里的阎锡山一部发动总攻。阎军乘机向我方提出无理要求，要围城部队全线后撤，让出通道供阎军出入。韩钧当机立断，决定到城中和阎军谈判，利用谈判把握战局。
出发前，韩钧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周密部署，反复强调如果谈判小组不能按预定时间回来，我方部队继续对曲沃发动总攻。韩钧自己则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他让陪同的警卫员在棉衣下系上手榴弹，全部打开保险盖，把引线结在一起，随时应对不测。当韩钧大踏步走向曲沃城时，只见城墙上到处都挂满地雷，城门被死死堵住，只能顺着梯子爬上去。城墙上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守敌，个个杀气腾腾。韩钧冷笑一声，带领谈判人员沿着梯子翻过城墙，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敌军司令部。谈判桌上，韩钧从容冷静，据理力争，步步为营，取得谈判的完全胜利，并全身而退。此后不久，韩钧又作为“军调处”临汾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带领工作小组与敌人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斗争。韩钧再一次用他高超的谈判技巧，牢牢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弄得国民党谈判代表狼狈不堪。
1946年7月，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韩钧奉命回到太岳四纵队任副司令员，协助陈赓指挥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击战，粉碎了敌人对晋东南的疯狂进攻。1947年8月22日，四纵奉命横渡黄河，向南作战略大反攻。次日拂晓时分，韩钧首先率部从垣曲李河口抢渡黄河并迅速攻下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据点石山头，全歼一个保安团，俘敌团长以下干余人。至9月上旬，相继攻克新安、渑池、宜阳、洛宁、嵩县等地，将陇海铁路拦腰截断，切断了胶东、陕北两个战场上国民党军的联系，与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交相呼应，有力配合了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战略反攻。
1948年春，韩钧率部参加了两次解放洛阳的战役，把这座千年古都送还到人民手中。紧接着，他又随叶剑英来到平津战役前线，不久又作为和谈代表团成员，为和平解放北平，保全这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古城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平解放后，韩钧作为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投入到紧张繁琐的和平接管工作中。虽然剧烈的头痛经常折磨得韩钧彻夜难眠，但他工作起来依然一丝不苟，常常亲自起草布告、文件，宣布政策。监狱的磨难和战争的残酷使韩钧很早就患上了疾病，高强度的工作更是让他越过了身体的极限。1949年3月23日，韩钧终因操劳过度溘然长逝。韩钧逝世后，中央组织部委托他当年的狱友、著名理论家杨献珍为他撰写了碑文，对韩钧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薄一波在为《韩钧传略》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深情地称赞他“坚定坦诚，机敏果敢，热情干练，在军事和政治工作方面都很有才能，为党和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