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秋
邓小平，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令神州大地焕然一新。与其他历史伟人一样，邓小平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他卓越的领导艺术、杰出的指挥才能和非凡的人格魅力，不但赢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袖的高度评价，而且令世界各国政要钦佩不已。
理查德·尼克松：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第37任总统（1969-1975），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中国人民熟悉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他开启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尼克松和邓小平于1979年初次见面。这年1月，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访问美国，卡特举行正式宴会欢迎中国客人时，尼克松也应邀参加。在宴会桌边，他和邓小平相见。此后，尼克松访华时，多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尼克松在其所著的《1999:不战而胜》和《角斗场上》两本书中记述：
我见过邓小平4次：1979年在华盛顿，1979年、1982年和1985年在北京：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然而，正如其他的伟大领袖们一样，邓小平对于未来的看法高于专家们，他能看到专家们不可想象的东西。的确，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从未做过的；但是，从未做过的事决非做不成的事。假如最后结果表明上述关于邓的改革的政治后果的推论错了，那只能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原因：邓的改革途径行得通。姑且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谈，邓正在打赌的是：中国不会背弃好东西：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在我从1976年到1985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4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沉睡的巨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60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在1985年同邓小平会晤时，我注意到同我们先前在1979年和1982年见面时相比，他显得不那么紧张，而且更加健康，我曾经听外交部长说，82岁的邓小平每天游泳一小时，散步两英里。这使我想起78岁的毛泽东在1971拍摄的有名的照片，据说那是他在长江中游泳时拍的。
1989年10月31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以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关关系仔细观察了17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对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尊敬遭受到的损害。
然而，在我向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3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吉米·卡特：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吉米·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在其当政时期，他毅然决然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月29日至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30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对邓小平这次来访十分重视，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他。当邓小平和夫人一行于29日上午10时乘车来到白宫时，受到卡特总统和夫人，以及美国政府许多高级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卡特总统和夫人陪同邓小平和夫人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讲台。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两位领导人检阅了仪仗队。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邓小平对美国的这次访问，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是中美两大民族传统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世界论坛报》称“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杠杆”。卡特总统在他的回忆录《忠于信仰》中这样回顾邓小平：
我们计划一起举行3次工作会议，并决定从分析两国对世界事务的态度开始。邓让我先谈。我根据一个简单的提纲谨慎地讲着，每讲完一个要点就停一停，以便译员向邓和其他官员复述我的话，我特别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东南亚经印度洋北部直到非洲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形势和一些外部强国想利用这种形势的倾向；另一个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我还谈到了指导我国同别国关系的信仰和价值标准。
邓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当我们的话被翻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领导人有力地点点头。然后我请邓谈谈他的看法。他谈了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指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有多少共同的利益。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战争危险，发动战争的很可能不是苏联就是美国，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这两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八九会扩大它们的影响……
他接着说，在过去5年里，他认为中东形势没有根本好转：在那个地区，一些因以色列的存在而拒绝和平努力的国家，长期以来同苏联接近，某些态度暧昧的国家已进一步向苏联靠拢，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色列这个实体，不否认以色列的存在。但是当我后来问他中国有无可能同以色列建立关系时，他回答：“没有，目前没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以色列如果退回到1967年边界，解决了约旦、约旦河西岸和让巴勒斯坦人建立家园的问题，就能得到1亿阿拉伯人的支持，否则中东问题很可能扩大到沙特阿拉伯等国
在稍后为他举行的国宴上，我们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与他为伴使人觉得高兴~在整个宴会期间，他喜欢谈论他自己国家的生活和他认为他们的生活正在如何如何改善……
第二天早晨，邓小平和我国助手们一起举行的会谈比前一天的会谈要轻松愉快得多。我们讨论了两国彼此的一些产权要求问题等。我要求他（在他在美国期间公开发表谈话时）提一下台湾问题并用上“和平方式’和‘耐心’这两个词，他说，他希望美国和日本规劝台湾谈判，并且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他们才不会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或失去耐心，一是迟迟不能谈判；二是苏联人进入台湾。他要求我过了今年以后在向合湾出售任何武器时要慎重。他还表明，他们不赞成出售任何武器。”
我把我们在出售武器问题上给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告诉了邓：我们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我们不谋求影响我们的拥有主权的盟国的政策。他回答说：“对，我知道这是你们的立场、这很好。”在几次既愉快又富有成果的会谈中，我们还讨论了另外一些问题，有几个是非常机密的问题。邓小平在访问国会时，谈话生动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来中国人懂得如何既表现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又不显得骄傲自大。
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时，我们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协议。当时，有人问他：“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当邓回答说“有”时，人人都侧耳听他怎么说。他停了一停之后说道：“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后来，卡特在他的私人日记中这样写道：“邓小平的来访是我在总统任内最愉快的经历之一。对我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同样愉快。”卡特还这样描述邓小平：“聪明、强硬、机智、坦率、勇敢、有风度、自信且友好。”
基辛格：他真的太咄咄逗人了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历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尼克松政府国务卿，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国务卿。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间，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美国作家高傅义著的《邓小平时代》中这样描述邓小平与基辛格的交往：
在这期间，邓小平正接受着批判，曾被批准暂时从受批判当中脱身，因为他要跟亨利·基辛格，后来又跟吉拉德·福特总统谈判。为了给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10月20日至22日，邓小平与基辛格举行了3天漫长的会谈，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邓小平几乎没有让基辛格说开场白，就逼着他在关键问题上表态：你们卖给苏联多少粮食？你们给了苏联多少美国现代设备和技术？你们如何评价赫尔辛基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上力促西欧与共产党阵营搞缓和）?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经验教训：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勒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勒进攻西方。他奉劝说，为了阻止威胁，必须做出强硬反应，而现在美国却在示弱。
在与基辛格就全球问题举行的漫长会谈中，邓小平不断重提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形成的威胁。他在整个会谈中一再向基辛格施压，让美国对苏联的威胁做出更强硬的反应，基辛格则试图解释美国在应对苏联的威胁上已经做了不少事。邓小平尽管咄咄逼人，但并没有超出外交礼节的范围。基辛格会见毛泽东时有邓小平作陪。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也很重视美国不对苏联的挑战做出适当回应的问题。基辛格在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会谈后写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说，在访华期间的会谈中，暗含着一些可能让美中关系降温的麻烦，这跟中方感到美国面对苏联攻势时的退缩态度有关。基辛格认为，中方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苏联。
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福特总统，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被允许在1月1日会见尼克松的女儿朱丽·尼克松及其丈夫大卫·艾森豪威尔，次日又接见了由玛格丽特·赫克勒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这也是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之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后来基辛格在他的《基辛格<论中国>》一书中讲到：邓小平这个人坚强自信，后来我知道他正在受到批斗。尽管那里他已经受到伤害，但没有写在脸上，仍然为中国的大事据理力争，他真的太咄咄逼人了！
乔治·布什：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合作伙伴
乔治·布什是继罗纳德·里根之后的美国总统。70年代初，在杰拉尔德·福特担任美国总统期何，他曾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在美国改坛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驻华期间，布什和夫人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往穿梭，他们甚至熟悉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
成为美国总统后，乔治·布什曾多次访问中国。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邓小平：
1979年4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让邓小平怒不可遏。邓小平尤其反对的条款是：“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其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美国承诺提供军事援助，断送了台湾自愿回归大陆的可能性。
比《与台湾关系法》更让邓小平气愤的是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里根发誓要给台湾以“尊严”，包括谋求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1979年8月22日，我前往亚洲，会见了愤怒的邓小平。这是一次特别不愉快的访问。我想让中国放心里根不会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在会谈中邓小平的助手带来了最新的新闻简报，其中包括一次里根记者招待会的报道。里根在这次招待会上说，台湾是一个国家，美国应当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为台湾的自我防御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邓小平说，“他又在搞这一套”。他接着又说，“里根不止一次说过，他支持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不管在其他国际问题上有何观点和立场，假如里根的言论和共和党的政纲得到贯彻，这必将损害中关关系”：邓小平还宣布，如果共和党继续支持台湾，他将被迫起来维护“十亿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尽量软化美国的立场，但邓小平仍然没有消气。
1981年6月，邓小平邀请里根手下的国务卿黑格访华。16日，邓小平亲自接见黑格时重复他对其他人说过的话：中国希望中关关系顺利发展，但是假如不能正确处理对台售武问题，则可能造成中关关系的停滞甚至倒退。与此同时，邓小平和部下继续向美国施压。为了打破这种紧张关系，里根总统致信北京，建议我与邓小平见面。中国没有当即做出答复，直到我已经访问了几个亚洲国家后才能通知美国，北京欢迎我去访问。
我在抵京后的最初几天发现，北京对售武问题依然态度强硬。随后邓小平请我去谈。会议中邓提议和我去旁边一个房间单独交谈一刻钟，只允许恒安石和翻译在场。一个小时后，我和邓小平达成非正式详解，后被纳入美国限制对台售武的文件。
邓小平知道已经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最佳结果：美国不会停止对台售武，但对售武做了限制——而随美国对台售武的减少，邓小平可以乐观地认为，从长远看台湾终将回归大陆。一个多年来像一位军人那样以强硬姿态气势汹汹教训美国官员的邓小平，又变成了一个“幽默风趣的合作伙伴”。赫鲁晓夫：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
尼基塔·谢米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前苏联国家领导人。自1960年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中苏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以来，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曾先后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也曾3次访问北京。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与邓小平曾有过多次接触。随着中苏两党论战全面展开，冲突曰益升级，赫鲁晓夫与邓小平之间有着正面的交锋。
1974年，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和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谈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1956年10月英国、法国、以色列发动战争。他们的侵略正巧碰上了悲惨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的摩擦。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我们感到必须与中国保持更加密切的接触。于是我们向北京提出请求，请哪一位中国领导者前往莫斯科进行磋商，制定一个对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关系的共同方针。于是刘少奇同志来到我们这里。好像中国代表团里还有邓小平和康生。现在邓小平被打入冷宫，我对他的遭遇一无所知……”。
在1957年出现的局势下，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问题迫在眉睫：大家着手准备。经协商，传阅决定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时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出一个阵容非常可观的代表团，代表团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团员我记得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会议期间，由于协商会议最后文件有不同意见，南斯拉夫不同意签署这个最后文件。我们与中方讨论了这个问题，毛也说：“那好嘛，不愿意就算了，随他们去好了，我们自己签吧。”于是我们签署了这个宣言，并没有激化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关系。
在讨论宣言文本时产生了分歧，不过是另一类分歧，而且还是同中方的分歧。
分歧在大会期间再次出现。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翻译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间里毛泽东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写。写完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了李越然一个信封，这回，李越然写成了俄文，内容是：“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这类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说，我们俩不谈了，好吗？”李越然写完，毛泽东在这个信封上签了“毛泽东”3个字。原来，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第一次共同进餐时，毛泽东将手一划，像分清职责一般，说：“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毛泽东考虑，他和赫鲁晓夫这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不能谈崩了，必须留有余地。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先谈，这样回旋余地大。
在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我们与许多代表团举行过会晤。我同毛及其随行同志谈了很多。这些会谈看上去极其友好而又令人愉快。顺便提一下，在私下会晤中毛曾给出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评语。毛指着邓小平说：“这个矮个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有前途。”在那次会晤之前我几乎不认识邓。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我国报纸上没有见过他的名字。
通过这次会谈，在赫鲁晓夫看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他的同事中“独树一帜”，将头发剪得很短，这种发型在中国恰恰又是被称为“小平头”。然而在欧洲，圣保罗早已肯定这种发式是“给上帝的荣耀”，象征着男性的力量与雄伟。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和波斯别洛夫，面对他们的谈判对手邓小平，亲身感受到了邓咄咄逼人的才气和勃勃向前的进取精神，不得不报告说：“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不多，专抓你要害和漏洞……”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当面对毛泽东苦笑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玛格丽特·撒切尔：他非常直率但并不粗鲁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战后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担任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国际政坛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1982年9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的北京迎来了撒切尔夫人。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英关系，扩大双边贸易。此外，还为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即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西方报纸对撒切尔访问中国进行报道说：“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值主张‘和为贵’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2463年纪念之时，她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员和16名记者陪同下，来到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中国。”
撒切尔在1982年6月份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来到北京这次胜利使她变得过于自信，这让她的顾问爱德华·尤德等人感到担心。他们并没有强有力地向撒切尔夫人解释清楚，想让邓小平允许英国在1 997年后继续保留对香港的主权是多么不可能。英国外交部的两位主要中国问题专家拍西·柯利达和艾伦·唐纳德为了避免对抗，确实试图向撒切尔解释清楚邓小平的决心。然而自信的“铁娘子”错误地以为，中国拒绝考虑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保留主权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谈判的条件。
9月24日上午，“钢铁公司”邓小平和“铁娘子”撒切尔见面，两人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撒切尔夫人后来把这次会谈描述为“生硬粗暴”。不过据参加会谈的英国官员证实，撒切尔夫人过于夸张了与邓小平之间的对抗，事实上对抗的感觉仅仅来自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对媒体的讲话以及中方的反应。据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说，撒切尔夫人的讲话既雄辩又富有魅力。尽管如此，邓小平所拥有的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在开场白中宣布：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将支持香港的繁荣，并希望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合作。但撒切尔夫人回应说，在英方看来，根据3个条约，香港是属于英国的。这些条约在国际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经双方协议才能做出变动。她说，英国在过去150年里学会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错。她又说，只有在做出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后，才能谈到主权问题；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保障：没有英国的这种保障，商人不会再愿意投资。不过撒切尔夫人确实做出一个让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权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她可以考虑向议会提出有关主权问题的建议。因此双方应当通过外交渠道开始谈判，寻求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邓小平断然拒绝了她的建议。他说．有3个主要问题：主权、中国在1997年后如何治理以维护香港繁荣、中英两国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1997年之前发生大的混乱。邓小平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他说，他不会做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主权就意味着完全的主权。为了维护香港1997年后的繁荣，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数法律将继续有效。中国会和香港人民进行广泛协商，制定出对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让英国政府或商业界满意也是有限度的。邓小平警告说，如果港英政府在1997年之前挑起严重对抗或从香港撤走大批资金，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邓小平确实表示，他要与英国合作，他同意双方应当立刻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磋商。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双方在两年内无法就主权移交达成满意的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的政策。驻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邓小平常用吐痰来强调重点。在场的人看到，邓小平和撒切尔会谈时，不时往痰盂里吐痰。
在这场激烈的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一起走下外面的台阶。一名记者的提问让撒切尔分了神，脚下一滑，膝盖着地。这一场景被摄像镜头捕捉到，并在香港的晚间新闻中播出，后又在香港电视上反复播出。这个画面给人的印象是：撒切尔夫人受到邓小平强硬姿态的震慑，差点磕了个头，幸亏有身边的柯利达搀扶，才没有在中国人民面前跪下。
撒切尔夫人后来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她以一种失败者的无奈和依依不舍心态，追忆了中英谈判的全过程，表达了她对邓小平等中国决策人物的钦佩。在文中，撒切尔评价说，“他（指邓小平）非常直率但并不粗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