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新市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正式开启。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 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也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也称副主席）。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八路军领导。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间，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多地奔走，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数次有关国共合作抗战的谈判，他始终站在谈判的第一线，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做出了贡献。
涉险渡黄河，与阎锡山谈判
“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周恩来的工作更加繁忙了。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山西抗日前线，与国民党方面的阎锡山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夜里，一位叫“廖其康”的福建籍红军战士，随彭德怀前往西安执行秘密任务。到了西安，他才知道是组织上调他到周恩来身边做警卫工作。9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雪峰，要他转达尚未抵达太原的周恩来：要与阎锡山、卫立煌等冀、察、晋、绥四省军政要员就华北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接到毛泽东电报的当天，周恩来就带上警卫员廖其康向山西进发。下午，他们抵达老潼关，来到了黄河边。这时，黄河正发大水，周恩来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波涛汹涌的黄河，若有所思。他们的渡船终于来了，周恩来大步上了船，他问身后的警卫员廖其康：“小廖，你害怕吗？”“不怕！”廖其康挺着胸脯，响亮地回答。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要把紧船杆，要小心啊！”“是！”廖其康回答道。在波涛翻滚的黄河里，小船劈波斩浪，在巨浪中上下翻滚，险象环生。
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渡过黄河，来到了山西的风陵渡口。在这里，周恩来、彭德怀和林彪、聂荣臻、肖克、徐向前等八路军各师领导会合，一同上了阎锡山派来的小火车。火车到了侯马车站，聂荣臻等人下了火车，率部队北上抗日；周恩来等人则继续乘车北上，于9月5日中午，抵达太原。随即，去与阎锡山谈判山西国共合作抗战具体事宜。周恩来知道，必须在八路军指战员到达抗日前线之前，与阎锡山谈妥我军如何与国民党军合作、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诸多事宜，以利于八路军各部作战展开。
在第二战区长官部，周恩来见到了阎锡山，这是两人初次见面。但对周恩来和彭德怀二人，阎锡山早已知晓。他说：“周先生、彭先生，二位一路辛苦了，你们先休息一下再谈如何呀？”周恩来说：“我们的军队正在开往前线，有许多事情需要立即与阎先生商谈。”阎锡山说：“行。”周恩来于是说：“八路军属于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我们全军愿意受司令长官节制，以后还要请阎先生多指教；不过，阎先生，八路军基本的作战原则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阎锡山连连点头表示认同。周恩来接着说：“阎先生，我们进行抗战，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广大群众是积极主张抗日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阎锡山接过周恩来的话，说：“我知道这是重要的工作，在目前这样紧张的时候，可以在第二战区首先试行。”周恩来看看身边的彭德怀，对阎锡山说：“我们赞同阎先生的意见，请阎先生考虑，战地群众的动员问题是否应该有组织地进行？”阎锡山回答说：“对对对，我们有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动员实施委员会’。战地动员可以再成立一个组织。”经过双方反复商谈，最后商定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中共、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由中共主持拟出工作纲领。9月9日，周恩来和彭德怀回到太原。几天后，周恩来又派中共方面的南汉宸与国民党方面的续范亭一起，带着草拟好的“战区动委会”工作纲领，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阎锡山对纲领作了几处修改后，批准了这个纲领。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中共方面的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副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部长。“战区动委会”是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它在动员新兵、组织人民自卫队、发动群众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20日，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十八集团军领导登上火车，21日凌晨，列车到了太原。周恩来迅速与之会合。当天傍晚，朱德、周恩来等人再次驱车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经过双方反复磋商，阎锡山最后同意：八路军可以在山西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双方还对八路军游击战区域、军队驻扎、兵力使用等方面事项达成了一致，山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豫三大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基地。周恩来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付出了努力与心血。
飞机空袭、暗杀轰炸，武汉遇险命悬一线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委员有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武汉。
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宣传工作极为重视，他善于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开展广泛深入的抗战宣传工作：中共长江局直接领导的报纸是《新华日报》，该报于1938年1月创刊，2月即发行了1万多份，到了4月，发行量达到5万份。周恩来专门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既鼓舞了社会各界的抗战信心，又提出了抗战的最终目标。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取得的辉煌战绩，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还指示长江局有关部门，翻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在武汉、广州等地大量发行，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的胜利。通过对抗战的大力宣传，不仅团结了全国的群众，抵制了国民党的投降倾向，也促进了武汉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推动了重庆、长沙、广州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周恩来经常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见各方抗日人士，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鼓舞社会各界抗战志士的信心。在他的关怀和鼓励下，许多有识之士、爱国青年走上了抗日前线。周恩来还在汉口中央银行接见了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左舜生等国民党左派代表，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并与之交换对抗战时局的看法。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周恩来也作了不少工作。他积极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桂系的李宗仁、黄绍竑，川军的邓锡侯，滇军的龙云等人沟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周恩来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也十分重视。1938年春，他先后在武汉会见了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肯定了英、美在某些方面转向抗战的态度，同时也严肃地指出，西方某些国家采取“绥靖政策”，甚至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有引诱国民党当局向日本侵略军妥协投降的危险性，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周恩来还主动接触一些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如新西兰的艾黎、美国作家斯诺、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斯等，对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支援中国抗战表示由衷的感谢。
1938年10月19日，周恩来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出发，去参加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行至半路，突然响起了日军空袭的警报。江汉关上顿时一片混乱，人群拥挤不堪。突然，一架日军的作战飞机朝着人群俯冲下来。警卫员连忙抓住周恩来的手，拉着他快跑躲避。谁知，周恩来见江堤上人群乱作一团，一下子挣脱了警卫员的手，一个箭步冲上大堤，一边跑一边对慌乱的群众喊：“快散开，快卧倒！”就在这时，天空中一颗炸弹落下来，警卫员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把周恩来扑倒在地，两个人一起滚下了江堤。几乎就在同时，“轰隆”一声，炸弹爆炸了。一时间地动山摇，弹片、泥土四处飞溅，泥土把周恩来二人埋得严严实实。敌机飞过后，警卫员奋力挣脱泥土掩盖，不顾身上的伤，四下寻找周恩来，结果发现周恩来被土埋在一个大坑里，生死不明。他焦急地直接用手扒土，终于将周恩来扒了出来。只见周恩来浑身是土，好在人安然无恙，警卫员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次遇险是周恩来离死神最近的一次，如果警卫员稍微迟疑一点，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1938年10月下旬，蒋介石撤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在日寇的进攻下不能立足，再次向重庆撤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租用了一艘名叫“新升隆”号的轮船，中共长江局的李克农、王炳南夫妇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些部门人员都要乘坐这艘轮船西行跟随国民党前往重庆。为了确保轮船上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船上去掉了任何标记，并且和许多西撤的轮船混在一起。撤离那天，逃难的人群向码头上涌来，不时传来船老大的叫喊声，江面上已无国民党任何维持秩序的官员，场面一片混乱。突然，江面上空拉响了空袭的警报，本已拥挤不堪的人群更加混乱了。人们慌忙丢掉手中的东西，朝着相对安全的地方拥去。三架日军飞机一齐朝人群扫射，还单单只对“新升隆”号轮船扔下数颗炸弹。“新升隆”号瞬间就被炸翻了，中共方面的译电员张海清及《新华日报》社的20多位同志当时已经登上了轮船，不幸在轰炸中牺牲。敌机来得突然，又如此准确地投弹炸毁中共方面的轮船，这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是有预谋的袭击。事后，我中共方面通过情报部门的调查才得知：日伪特务提前得到了情报，说周恩来要乘这艘客轮去重庆，曰寇的这三架飞机是专门冲着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来的。所幸当时周恩来并没在船上，因此躲过了一劫。
长沙大火从容脱险，救济灾民延后撤退
在长沙大火的前一天，李克农从武汉赶到长沙，在长沙寿星街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与周恩来会面。此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多数人正准备启程前往重庆。在第一批撤离的人员中，没有周恩来。他对同志们说，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1938年11月12日深夜，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用手摇电话机与国民党方面的陈诚、张治中通了电话，得知日军暂时没有新的动向。过了午夜12点后，他让工作人员在卡车里装上与重庆、延安都能联系上的电台，通报了电话获知的信息。周恩来安排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先行出发，这样就能够避开白天被曰寇飞机跟踪扫射或投弹轰炸，同时也解决了白天人多塞道、车辆难以通行的问题。撤离的车辆一走，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就只剩下周恩来、叶剑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副官邱南章和司机王应絮四个人了。周恩来留下了一辆吉普车作撤离之用。吉普车只能坐下4个人，警卫员坐不下，也只好先走了。当时长沙已无城防，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这所独立小院更是无警卫防守。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十分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希望他能够早点撤离。
周恩来和叶剑英商量怎样度过在长沙的最后一晚。周恩来对叶剑英说，敌人离我们这里还远着呢，今晚我们就不走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走。说完，他又问司机王应絮：“汽油加足了吗，车况有什么问题吗？”王应絮答道：“没有任何问题。”周恩来又让邱南章给陈诚打电话，询问日军目前的行动和地点。陈诚说，曰军仍在洞庭湖边未动。周恩来、叶剑英两人于是上了办事处的二楼休息。王应絮怕发生意外，把吉普车停在了院子的大门口，人不离车，躺在车里睡觉。大约到了凌晨2点钟左右，副官邱南章突然被震耳的爆炸声惊醒了。他睁眼一看，只见长沙大街火光熊熊，以为是敌人轰炸，于是赶忙拿起身边的手枪，飞快地翻下了木板床，大声冲楼上喊。楼上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被叫醒后，十分吃惊，因为日军不可能这么快就到达长沙市，到底是哪来的爆炸声？
在浓烟中，邱南章跑到八路军办事处院子的大门口，发现司机王应絮正和国民党兵吵架：“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楼上还有人，你们凭什么烧房子？”几个国民党兵说：“凭什么，这是上面的命令，你不走，连你也烧死！”说着，一边浇煤油，一边用火把点着。原来，国民党地方军警负责人误信日寇已经到了长沙的流言，根据国民党最高当局制定的“焦土抗战”的方针，下令纵火焚烧长沙城。邱南章气得把枪紧紧抓在手里，心里在说：“要不是考虑到首长的安全，我统统让你们这几个国民党兵上西天！”王应絮一看火已经着起来，如果让火苗蹿进车里，烧着了吉普车，那首长们是无论如何也走不了了。想到这里，他赶忙上了车，把吉普车迅速开走了。等他把车停到安全的地方返回时，整个八路军办事处的前院已经火光冲天，大火连成了一片，无法进到院子里了。
此时，周恩来和叶剑英还在小楼的二楼没有出来。他们看到前院已经燃起大火，封住了院门，前门已经出不去了。小楼也很快淹没在浓烟中，根本看不清出口。即使这样，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人还是凭记忆相互搀扶着出了屋门。在邱南章的协助下，他们从后院走到了街上。这时，整个长沙城到处是火，浓烟呛得人们透不过气来，邱南章急得不知往哪儿走，周恩来十分冷静地对他说：“不要慌，我认识路，这里到湘江边不远，走完这条石板街，就能到江边，我们就能冲出去了。”多年的白区工作经历，周恩来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他选择住房时，总是要选择临街且前后都有门的。每次住下前，他都要先记清周围的地形，摸清周围街道的走向去处等情况，以防不测。
那些事先已经撤离到湘潭县下摄司镇的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看到长沙方向，火光烧红了半边天，都为周恩来四人的安全担心，加上迟迟见不到王应絮驾驶的吉普车，焦急万分的李克农当即命令卡车司机祝华开车返回长沙去接应周恩来一行。祝华的车子驶到半路，他就惊喜地看到了周恩来，他正和叶剑英、邱南章一起沿着铁路蹒跚前行呢。于是，三人一同上了来接他们的大卡车到了下摄司镇。周恩来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众安危、蓄意纵火的行径愤怒不已。天一亮，他就驱车返回长沙，与国民党方面讨论如何救助灾民。
领导南方局工作，截获德国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
早在武汉撤离前，周恩来就预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大溃败的严重性，于是派周怡等人先去重庆筹建十八集团军通讯处（后改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前做好应对准备。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判了王明的错误领导，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安排，周恩来在六中全会尚未结束时即返回湖南长沙，然后去重庆，执行党中央交予的任务。从1939年到1943年，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经历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其间，中共南方局同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企图取消中共方面的电台，如果不能取消电台，就破译电台的密码，截取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机密。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针对敌人的破坏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证了机要通信联络的畅通，确保了党核心机密的安全。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先后制造了湖南平江惨案、河南竹沟惨案、冀中深县惨案等针对共产党人的杀戮。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抗日武装大搞军事摩擦，在12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南方局各机构进行破坏活动，重庆卫戍司令部大约一个月就要来《新华日报》查一次，无端指责和干扰报社的正常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报社的同志与国民党军警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国民党特务为了破译我们党的密码电报，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附近的参政大楼内架设了侦察接收台，以拦截我党的秘密电报，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南方局指示负责电台工作的同志，采取真假结合的方法，防止国民党特务窃取我方的核心机密，收发电报，一律采用以假报掩护真报、以外围电报掩护核心电报的办法；遇到长电报，就由几名译电员同时分译，分段发出，并辅之以大量的掩护型电报。
1941年1月6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1日晚上，周恩来正在参加《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纪念会，机要科收到了关于皖南事变的特急电报，立即送到他的手里。当晚，周恩来指示中共南方局马上开会，采取有效应急措施。1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呼告。通过《新华日报》媒体，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赢得了国内外人民和朋友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同时，经过中共南方局党组织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周密部署，也做好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突然袭击的准备。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特务对我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进行了封锁包围，并企图进行突然袭击，还扬言要逮捕、监禁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活动，中共南方局决定把部分同志向延安或外地疏散，留下坚持工作的同志都做好了坐牢甚至牺牲的准备。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将发动对苏联的进攻。中共南方局通过情报部门，率先获得了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周恩来立即组织情报交通部门将这一绝密情报送至中共中央。党中央又立即把这一情报转给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起初，苏联方面对这一情报将信将疑，但还是做了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情报的准确性。斯大林曾对在苏联的我党同志说，中共的情报工作称得上是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最先得到德国即将进攻苏联这个情报的是中共南方局的阎宝航。其实，他是从一个国民党朋友那里得知情报的。在重庆，阎宝航广交朋友，在同国民党地方官员的一次谈话中，他偶然得知德国要在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阎宝航第一时间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这才使得苏联方面提前做了准备。至于国民党方面如何获得这一情报，则是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