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茂 徐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毛泽东缺席大会却被选为中央委员；自此到中共七大，毛泽东虽在党内历经沉浮但是从未出过中央委员这一级别，可以说中共六大奠定了他日后在党内崛起的重要基础。因为这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而且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一次特殊代表大会，这一史实也被用作批驳“共产国际始终压制和打击毛泽东”观点的重要论据之一。但是为什么毛泽东缺席六大却当选了中央委员？其中缘由鲜有论及。本文借助共产国际和中共相关史料，略陈管见。
毛泽东缘何缺席六大
要厘清缘由，首先需要考察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六大。周恩来曾对此解释：“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确实存在困难：
一是联系不上。毛泽东多次尝试与中央、湖南省委建立联系：除去1927年10月派出的何长工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之外；他还分别在1928年1月、3月两次写信给中央、省委。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党内通讯联络手段的落后，这些报告信件均石沉大海，杳无回音。湖南省委在1927年冬至次年春多次遭到破坏；省委也曾派出杜修经联系毛泽东，但是在1928年5月之前，杜修经虽三上井冈山但只是到了莲花未见到毛泽东等人，就不得以折回。临时中央也曾派人去找毛泽东，但都“终无一次”与之接上头，以致“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一直到1928年5月底留守中央才收到毛泽东5月2日寄出的书面报告。因此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毛泽东与中央一直没有建立起直接联系，双方无信息往来。同时由于时间仓促，共产国际三月底来电通知，四月代表就要走，“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所以，要通知毛泽东参加中共六大，客观上是不可能的。
二是主观上有障碍。其一，当时自共产国际到中共党内均存在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大革命失败原因之一是党内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太多而工农出身干部太少。因此在确定六大代表时“太重视工人成分”，也“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据有关学者统计，工人出身的六大代表占代表总数52.4%，农民占7.1%，知识分子占40.4%。毛泽东不是工人出身，共产国际也未点名要求他出席。其二，毛泽东当时在党内还是“戴罪之身”。在中共六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在党内处境不佳，因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受到临时中央多次处分：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现任（湖南）省委委员”；在12月31日临时中央发给湖南省委的电报中再次批评他“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要求派“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1928年3月湖南省委执行中央指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取消中共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不再担任书记。综合这两个方面因素，毛泽东不在临时中央指定的代表之列也属情理之中，自然也就不能参加六大了。
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
没有出席六大的毛泽东却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再联系到上面的分析，这一现象确实令人称奇。当然毛泽东也并不是第一次缺席中共代表大会，他本人在中共七大上曾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从中共一大到六大，毛泽东参加了三次代表大会：一大、三大和五大。一大时期中共初创，仅成立了由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局，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三大和五大上，毛泽东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大、四大，毛泽东均未参加，也未当选中央委员。六大，毛泽东同样缺席却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得票数高于周恩来、蔡和森、项英、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等人。
一个受到中央处分、知识分子出身、没有工人身份光环的党员，为何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奇特现象的发生？普遍会直接归因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做出了杰出成绩。如果从历史事实中去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归因太过于简单和片面。试想，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转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的知名党员，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贺龙、朱德、彭德怀等人，他们均缺席中共六大，为何只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外，还需注意一个史实，此时的毛泽东与临时中央并未建立直接联系。在1928年5月底留守中央收到毛泽东书面报告之时，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早已在4月底赴莫筹备六大。1927年10月至次年4月是井冈山的初创时期，当时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思想，偏重于城市斗争，井冈山也未被中央重视，其政治影响不可能扩大到各地方党部。就全党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来说，通过国民党政府的零星报道对井冈山的情况还是有所耳闻的：1928年2月9日《中央日报》、《申报》都曾报道遂川被工农革命军攻陷；自去年12月以来，均被骚扰不堪，尤以遂川、万安、宁冈、萍乡为最烈等。但是此类报道仅是只言片语，不足以得出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绩的结论。在这种背景之下，远在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代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是如何知晓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斗争的具体情况，如何得知毛泽东确实做出了显著成绩？这个问题是解开毛泽东缺席中共六大却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关键。
一封重要的来信
通过对该时期解密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相关档案查阅，发现在1928年5月25日留守中央成员李维汉曾写过一封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该信是留守中央在收到毛泽东5月2日报告之后发出的，随信一并发来的还有留守中央对毛泽东的指示信。在信中，李维汉用了较大篇幅介绍土地革命情况，其中用了“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来评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其喜悦、赞许之情跃然纸上。这是第一份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的珍贵档案。目前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的文献是1928年11月28日李维汉和周恩来共同起草的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汇报。这份早于该工作汇报半年的重要文献却被学术界忽略了，而且该文件副本在6月26日被米夫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人。
该信对中共土地革命的介绍，尤其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成绩的宣传，丰富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土地革命的认识。该时期共产国际了解中共革命情况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28年1月，米特凯维奇在工作汇报中仅提及毛泽东在湖南领导暴动；2月29日，阿尔布列赫特在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中提及毛泽东，认为其队伍是“半土匪出身”，已“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对”；6月初他在发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用了“越来越令人不安”来形容中共的农村革命。共产国际从其驻华代表方面得到的有限关于中共土地革命的消息多是负面和悲观的。另一条是中共六大代表团提交给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国内工作汇报。李维汉5月25日的信件按照组织程序是必须提交给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这封信件的观点与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对土地革命的见解不谋而合。
在1928年3月1日米夫曾在《真理报》刊文发表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他认为农民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为革命的新高潮创造了先决条件”；他还反对分散的游击斗争，认为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在4月6日米夫就中共土地革命策略问题专门写信给布哈林：主张中共占领和巩固一个地区作为“运动根据地”，再向周边扩大，可以“首先向湖南边境扩大”；并提出在游击战争中扩大红军、开展农民运动、实施土地纲领和建立苏维埃等。但是这些建议并未得到布哈林的认同，布哈林在次日发给驻上海的米特凯维奇的电报中提出“我们不赞成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地方，最好在不同地区都有一些根据地”。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估量悲观，在中共六大会上竟然说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碍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此等谬语。
在这种情况下，米夫收到中共六大代表团提交来的关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取得显著成绩以及关于中共留守中央同意朱毛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造成割据局面进而向四周发展的文件，其态度应是极为赞同的。这样才会有米夫在6月26日将此文件的副本寄送给斯大林等人之举。毛泽东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影响从一隅之地扩大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高层。报告寄出时间恰好处于中共六大召开期间，7月10日选举中央委员之前，米夫作为大会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此举自有其深意。这一举措：一可以传递信息，来自斗争一线的鲜活事实无疑证明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推动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决策是正确的；二可以影响中共六大代表，提高因受到大革命失败影响的共产国际威信，增强国际新路线推行的力度。
该信件通报了毛泽东开展井冈山斗争的具体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六大代表们领导农民革命，建立农村割据的信心和决心。农民革命和农村割据这个问题曾在大会上有过激烈争论。虽然，张国焘明确反对建立农村割据，认为它“实是幻想”，“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其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微小”。但是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对此态度积极。李立三认为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要取得农民群众的大多数，否则“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一定要重视农民运动。周恩来则指出在广州暴动之后“农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已是“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的景象。瞿秋白作结论，明确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农村割据是有发展前途的，要求全党主动地领导农民运动，“使他快些长，不可以阻其发展或放任”。六大《政治决议案》郑重提出党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并巩固新的区域，使之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最大限度的发展红军、彻底实行土地纲领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六大决议案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其中也包含了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决议案对秋收起义作出了如下评价：“秋收暴动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曾严厉批评秋收起义是“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纲领”，是“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两相比较，中央态度转变颇大。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的事实和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的极力举荐等多种因素影响之下，毛泽东成为中共党内具有开拓意识、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7月10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由米夫提名并经大会选举为中央委员，在23名中央委员中排第12位。
综上所述，李维汉5月25日的信件在米夫的助力之下，对中共六大和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产生了重要影响，无疑是可以断定的。究其根源，还在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发动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当时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是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路线和中共六大会议精神高度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