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玲玲
弶港地处黄海边，在盐城东台市境内，是黄海沿线四大渔港之一，同时她也是一个红色港湾，1941年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团就在这里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武器简陋、人员匮乏的恶劣条件下，新四军凭着斗志昂扬、不屈不挠的铁军精神一路劈波斩浪，谱写出一段又一段传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团的诞生
1941年2月，新四军一师开进东台沿海一带后，日、伪军即尾随而来，在北边大丰的潘J，西边东台的安丰，南边海安的角斜、李堡等集镇摆下了重兵。同年7月，日军还出动了两个师团和伪军共五六万人，对我苏中、苏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发动“清乡”，并建立据点，将我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我军三面受敌，形势非常危急，军需运输十分困难，西边的掠港镇便成了海上对外通联的唯一大门。因此，从海上突围、开辟海上航线，掌握海上主动权，建立海上敌后抗日根据地，确保新四军能从海上自由进退，事关重大。
随着苏中根据地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掌握沿海斗争的主动权变得日益突出。为了粉碎曰、伪军的疯狂进攻，摆脱背靠黄海作战的不利局面，1941年初，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决定组建专门的海防力量。最初是以苏中军区后勤机关一部和山炮连、警卫分队为基础，组建一个海防大队，主要负责控制苏中根据地沿海的港口，并力求深入近海开展对敌斗争。1941年8月，我苏中、苏北军区领导决定以在苏中地区掌控的掠港为中心，建立一支海上部队一一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团。同年9月，在海防大队的基础上，苏中军区党委决定再抽调3个警卫连，连同原来的海防大队，正式组建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团，发展基础只是一支不到200人的队伍。团部则设在弶港小学的老校区旧址“韩公祠”内。弶港作为新中国海上武装力量的诞生地、中国人民海军的“起锚地”，已载人中国海军史。韩公祠就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支海上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现在，韩公祠作为盐城市重点革命遗址，正在恢复重建当中。
英雄辈出，赢得胜利
在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新四军带领着东台的英雄儿女们斗匪、抗倭、寻求解放，彰显了不朽的红色精神。
说到领导人物，不得不提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同志。粟裕同志是我党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1927年2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弶港为基地，创建了我军第一只土海军。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党中央决定把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改编为新四军。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下辖7个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委的第一师，担负的战略区划范围东至黄海，西迄运河，南到长江，北达盐城。英勇善战的一师指战员们，在严峻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高举抗战大旗，肩负抗战使命，建设巩固了苏北根据地。”1941年4月，新四军苏中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1941年9月，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团成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粟裕画传》载：1941年3月，一师师长粟裕决定组建海上部队。他亲率师部机关人员乘船出海，调查研究气象和潮汐变化规律，探索海上生活和作战经验。他从军区抽掉了3个连的官兵，向渔民租借了船只，搭起了海防团的架子。粟裕对当时新任命的团长陶勇、副团长吴福海、政委罗湘涛、参谋长凌海波、政治部主任何振声说：“我们创建的是中国人民的第一支土海军，你们来干一定要干好。”从此，海防团驾驶着木帆船战斗在几百里的黄海海面上，为华东军区海军的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四军一师也实现了由“背靠大海”到“掌控大海”的战略转变，创造了由“海上转运”到“海上基地”的不朽传奇。
陶勇其实并不姓陶，本姓张，名道庸。1939年，苏北地区形式复杂，受敌、伪、顽三重力量的威胁。为了遮掩敌人耳目，迅速向敌后插入，顺利开辟革命根据地，新四军成立了苏皖支队，张道庸任副参谋长。当时任司令员的陈毅为了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道是从哪里杀出来的部队，提出要张道庸改名的要求。并建议将名字改成和“道庸”音韵相近的“陶勇”二字，张道庸欣然接受。正应了这个名字，陶勇在军中以勇著称，作战英勇、足智多谋，临阵时常常脱去外衣，挥舞战刀，赤膊上阵，人称“拼命三郎”。他是新四军中著名的勇将，一生战功卓著。陶勇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苏中军区海防团成立时，粟裕亲自点将，任命身经百战的陶勇兼海防团长。1944年兼任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司令员，成为人民海军的创始人之一。陶勇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抗战期间，他降服海匪头子孙二虎，使其转变成一名勇敢的革命战士，便是他无数传奇故事中的一个。“陶勇同志对海匪的武装进行了调查分析，抽调主力部队一举歼灭了作恶多端的渔霸王明中部队，通过统战关系，联络改编了陆州舫部，又定计设伏，抓住了海匪头目孙二虎。”
孙仲明（又名孙二虎、孙二富）1908年7月出生于琼港，是弶港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英雄人物。苦水里泡大，海浪里成长的孙仲明7岁开始下小海，17岁时就成为远近闻名的船老大。他蹦船似飞燕，潜水如蛟龙，听涛知水深，观星晓洋面。这为其日后成为新四军“海上猛虎团”的杰出指挥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孙仲明被海匪头子沈武看中，抓去被逼为匪。1937年，他逃离沈武自立门户，在弶港、如东一带海面划水为王。
孙仲明曾两次改名。1941年初，新四军一师师部（东台三仓地区）面临三面受敌形势，但是第四面——沿海及海上也并非毫无险阻，那就是海匪猖獗，大肆抢劫和勒索出海捕鱼的渔民。孙二虎部就是沿海大股海匪中最强悍的一股。孙二虎靠“放旗子”，即渔民出海捕鱼，必须先出钱领他的旗子，才能免受抢劫。因为从“放旗子”中搜刮了渔民百姓的利益，富甲一方，因此，他改名叫二富，这是他第一次改名。1941年初，经新四军多次说服教育，孙二富弃暗投明。后因不习惯革命军队铁的纪律，而于1942年2月，投靠伪军陈懋卿。在陶勇感召下，1943年春，他借下海“放旗子“之机，率部下53人，携武器弹药，脱离了伪军。孙二富起义归来后，新四军一师决定将孙部编为海防纵队第二团，并委任他为团长。孙二富十分激动，将自己的名字又改为仲明以示彻底弃暗投明。这就是弶港人家喻户晓的《陶勇伏“虎”》的故事。收编孙二虎，改造帮匪部队，是一个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陶勇司令员的宽宏大度，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也是收编孙二富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
从此，孙仲明改掉匪气，留在革命阵营，并在海上作战屡立战功，在对敌斗争中，起到了别动队的作用。陶勇和姬鹏飞亲自指示发展孙二虎为中共特别党员。孙仲明坚决贯彻苏中军区党委关于建立海上根据地的决策部署，亲自掌舵“美人缸”指挥船，“亲自动员吸收了一批批弶港青年渔民参加新四军海防团，亲自选址创办起‘七里丫湾红帆造船厂’，亲自部署组织由弶港港口始发的‘千里海上生命线’的护卫工作。”孙仲明不畏入侵者的坚船利炮，在风波生死间牵帆把舵、英勇善战、抗敌御辱，不但有效组织了对“海上秘密运输线”的安全护航工作，而且组织指挥了“黄鱼洋保卫战”、“两分水遭遇战”、“龙王庙突围战”、“丰利阻击战”等数十次战役，并在实战中创造了“活沙活水、夜战近战”的战法。在经历了数十次海战实战之后，孙仲明团长领导的海防二团成为令敌军闻之丧胆的“海上猛虎团”。在1943年至1944年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形势最为严峻时，他领导和指挥的海防二团所装备的三帆、四帆和五帆木船既成为海上流动指挥中心，又成为海上抗大学校、海上野战医院、海上物储基地、海上军械厂、海上印钞厂……让茫茫黄海成为永垂史册的海上抗日根据地。正如央视七套《人民子弟兵》栏目热播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红帆船》中盛赞的那样“他们是我军最早的海上作战力量，他们创造了人民海军的传奇开端”。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老区弶港，鱼水情深。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里，掠港人民既无偿提供船只，又出入出力。
顾雍海的深明大义，胆识过人，敢与宽广的大海相比。他不是新四军的战士，却胆大到敢随新四军一师采购科科长张渭清在上海敌占区建立“地下兵站同利渔行”；胆大到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出任渔行的经理。“海胆英雄”对于勇敢抗战、不畏牺牲的顾雍海来说实至名归！196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51号兵站》里有一个“同利渔行”，就是取材于这段掠港军民同心、储运物资的历史事实。这部电影是时任新四军一师采购科科长张渭清回忆当时情形所创作。当时地下党在上海吴淞口以“同利渔行”为掩护，建立我党地下联络点和军需物资采购转运站，就是51号兵站；而在弶港，则建立了“江海运输公司”，负责本地的物资储运。从1942年至1945年的4年间，从上海秘密运回一万多吨军需和民用物资，由弶港的独轮车、牛车分散转运至各部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电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小老大，咱们赶紧把药材、炮弹运回老家！”这里的老家指的就是东台琼港。顾雍海还曾在粟裕的登门拜访下，将自家的4艘木帆船“老扒凳”、“新扒凳”等全部借给新四军用于海上运输军需物资。
海防团成立初期时，仲续华已是有20多年航海经验的老行家，在当地渔港有一定的威望。张渭清就与粟裕一起亲自登门拜访仲续华寻求支持，仲续华早就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当即表示愿意为抗日出力，借出一条“铁叉”45吨船，并说服当时在他船上任船老大的王意俭一起参加革命，为我军运送军需物资。
仲续华从抗日战争到渡江支前，前后9年时间，抛家别子，不曾休息过一整天。只要有任务，不论装入载物，不管白天黑夜，不顾风大浪急，起帆摇橹就开船，从不说一个苦字。他从1941年参加革命，积极提供人力、物力，组织船工、船只，装运粮食、物资、战士，抢救伤员，并且自己所带的两条船也在装运过程中被敌人炸沉撞沉。为了支援革命无私奉献、迎难而上。鉴于他投身革命，表现突出，被我军表彰为渡江支前一等功臣。江西电视台“都市情缘”栏目还专门拍摄了《我的战友我的团》纪录片，展现了仲续华不怕牺牲、英勇战斗、舍小家、顾大家的革命精神。
渔民自卫大队在“七里丫湾”锚地担任海防团教练，对海防团的官兵们进行升帆泊锚、越滩蹦船、投弹射击以及抗风浪、晕船等科目的训练，教会观察海洋气象的各种常识，帮助掌握潮汛知识，使部队完成了由“旱鸡”向“水鸭”的转变。其时日本《朝日新闻》惊呼“中国华东沿海有游离不定的水兵”。
威震海疆，建功立业
海防团成立以后，无论是运输军需物资，还是开展海上作战，片片红帆满载着爱国之情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不辱使命。在起始于弶港、南至浙东、北至胶东、全场1100余公里的沿海“红帆生命线”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红帆船是掠港人独创的驭海之宝。弶港木帆船上用的帐篷由于用“拷皮”染色后，再用兰油喷洒凉干，帐篷呈酱红色，所以称之为红帆，而使用红帆的渔船就叫“红帆船”。它记忆了人民海军由新四军海防团从弶港起锚的历史印迹。
在建立海防团的初期，为了解决运输船只的问题，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派遣张渭清等人深入晾港开展统战工作。粟裕师长更是亲自拜访顾雍海、仲续华等船主寻求支持。在粟裕师长第一次登门拜访顾雍海后，顾雍海感慨万分道：过去自己曾为多少当兵的出海卖过命，没听到过—句好话，如今才给新四军跑了几趟船，大首长就亲自登门道谢，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是仁义之师呀！在我觉统—战线的感召下以及颐雍海、仲续华两位船主的影响下，多名船主纷纷摆脱旧船帮的控制，主动借出自家的数十艘红帆船作为兵船使用。
“帐笆围弶做厂房，夜间宿在芦苇荡；一斗玉米干一天，手拿凭证去秤粮。”这是弶港“七里丫湾”潮滩海防团造船厂艰苦奋斗的写照。1942年春汛时节，海防二团团长孙仲明亲率海防二团指战员和当地的造船师傅，在弶港“七里丫湾”潮滩上盖起了露天厂房，架起了手拉钢锯，购进了优质湘杉，创办起著名的“红帆造船厂”。崔中辉、崔广月、丁年才等60多名造船师傅钉造了第一代水兵用船，为海防团钉制的大海船为人民海军的木船起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一艘艘扁头、平底、多帆的战船在孙仲明的指挥下日夜巡航于长江口至连云港的千里海面，创下了木船对抗敌舰的传奇。“‘七里丫湾’在弶港的东南方向，位置隐蔽，方便进出，敌人一直没有发现。”红帆老人崔广明回忆说，“那时候，掠港渔民自卫队被粟裕将军收编后改名为苏中海防二团。几十个木匠成年累月地建造红帆船充实海防团的战斗力。到现在我还记得建造的第一艘叫大新船，第二艘叫二新船，一直到渡江战役之前，一共建造了30多艘船。”在那个年代的弶港，有多少红帆船凯旋而归抑或在残酷的海战中下沉海底。战争让生与死成了每日遇到的平常事，但红帆船上承载的光荣和历史如同丰碑永远镌刻在人们心头。
根据苏中军区党委、粟裕司令员“立即抢占近海区，建立海防武装“的部署，为控制、占领沿海海面，1942年4月，苏中军区正式组建海防团、海防二团、海防三团。与此同时，人民政权组织——弶港镇，渔民自己的武装——渔民自卫大队，组织生产和生活物资的同济公司，相继成立，以海防团为主要武装的弶港抗日根据地建成。苏中军区领导非常重视海防团的建设，要求这支部队尽快发展到海上去，搞出一支名副其实的海防部队来。军区首长当时赋予了海防团三大任务：一是打通苏中到浙东和山东的南北交通；二是发动组织渔民和盐民建立武装，巩固海防；三是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一个山炮连。随着海防团的发展壮大，发挥的作用非常明显，并且逐步完成了这些任务。
历史告诉世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艰难的14年中，中国人民在平原、在山地，在丛林、在草原、在沙漠到处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海上的武装斗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牵制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侵略行动，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不容忽视，不容低估。海防团诞生在抗战时期，是中共第一支海上武装力量，也是人民海军的雏形，它见证了我党早期海上武装力量的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