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贞勤
古希腊人使用木马计攻破特洛伊城的故事世人皆知，在我国抗战时期，新四军也曾上演过一个与此非常相似的英雄故事：1943年春，我新四军通海自卫团面对日伪“清乡”所形成的不利处境，在粟裕的一手“导演”下，600多人的一个团集体假投敌，在汪伪内部成功“潜伏”160多个昼夜后，一夜之间又在给敌人重大杀伤后“破腹”而出、胜利归来，谱写了新四军抗战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个篇章。
周密策划
这个故事应该先从新四军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说起。
汤景延，江苏如皋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正在上海中华体育9币范读书，先是加入了国民党，不久又参加了共产党。他毕业回家乡如皋后，以国民党员身份，出任县党部书记长，后又曾多次寻找中共组织，终因形势变化而失去了联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国民政府远迁四川重庆，汤景延以自己的声望，在海门组建游击总队投身抗日。后来接受国民党收编，先后担任过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属下的支队副、团副、大队副等职。
1941年夏，当汤景延的上司李长江准备投敌时，他毅然与李分道扬镳，回到旧地海门，组织抗日武装通海自卫团，担任团长，在日伪顽夹缝中神出鬼没打击敌人，民众亲切地称其为“汤团”。后来，他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于1942年2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自觉接受中共党组织和新四军的领导。
1943年春，日伪军为了解除新四军对汪伪心脏地区的南京、苏州和上海一线的威胁，切断苏北、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相互联系，调集兵力，对苏中地区进行“清乡”，首选目标，是苏中第四分区的通海五县（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
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获悉这一情报后，陷入了沉思：通海五县临江面海，无险依托，易攻难守，而又十分重要，是沟通大江南北的重要通道。如通海五县失守，则江南的新四军十八旅将被切断与军区的联系，江北的军需物资供应也会陷入困境。事关根据地安危存亡，硬顶又力不从心。怎么办？
粟裕正在苦思良策之际，随之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心头一亮。
1943年2月中旬，日伪南通特工陆某奉苏北特工站站长姜颂平之命，专程到“汤团”驻地策反汤景延。汤景延暗想，且留着这个人或许有些用处，遂虚与委蛇。陆某后脚刚走，汤景延就向党组织和军区汇报了此事。
粟裕经过反复思考后，形成一个大胆的计划：兵不厌诈，派通海自卫团假投敌，驻扎在通海地区，控制大江南北通道，以侦察敌情。任务完成后，再与主力部队里应外合，返回根据地。随后，苏中军区党委批准了这一计划。
粟裕为什么要选通海自卫团呢？因为汤景延早年曾是国民党员，任过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还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军官，同汪伪政权里的不少人都熟；他立场坚定，久经考验，具有很高的斗争艺术，最适宜于扮演这种“白皮红心“的角色，何况最近汪伪特工还主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呢！
紧接着，粟裕同汤景延进行了一次详谈，把当前的紧张局势和军区的计划讲述了一遍，要他率通海自卫团集体“钻进去”。为此，他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要像孙悟空那样，摇身一变，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
汤景延稍作思虑，郑重点了一下头。虽然此举凶险莫测，还要忍受群众、战友的误解和憎恨，但为了抗日，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还是毅然地挑起了这副特殊的重担！接着，他和粟裕等首长对此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策划……
钻进“敌腹”
秘计既定，汤景延就坐等鱼儿上钩了。
果然，半个月后，陆某来讨回音了，还带来了高档礼品。汤景延称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要讲条件，要求和伪苏北特工站站长姜颂平面谈。
3月底，汤景延由陆某陪同到南通见姜颂平，提出两项条件：一是必须保持原有建制，不能动他一兵一卒，这是他当团长的本钱；二是部队必须驻扎在老地方，人熟地熟便于发展。
这两条本是“招降纳叛”的“潜规则”，姜颂平稍作沉吟，便爽快答应。随后，姜颂平经与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商量，并得到日军顾问同意后，最终与汤景延达成如下“归顺协议”：“汤团”接受和平军番号，编为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部队建制照旧，仍在通海原地驻防。
与此同时，汤景延也在内部进行着秘密的准备工作。
第一步是健全组织：苏中军区为“汤团”配备两名政委，一位是顾复生，负责全团的组织和政治思想工作，一位是赵济民，携带二部由短枪警卫组保卫的秘密电台，负责与上级联络。苏中军区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位熟悉部队、很能打仗的副团长沈伸彝，军区保卫部又特派梁皓群担任秘密联络员。
第二步是纯洁内部：对部队则进行精简、整顿，严格政审，调走了不适宜参加此次特殊行动的人员，调进了30多名基层骨干，使党员在全团人员的比例中达到十分之一。全团编为3个营6个连，计630人。并在全团骨干中秘密传达上级精神，以确保整个部队既能拉出去，又能拉回来，还要能绝对保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漏军机。
一切准备就绪。4月19日深夜，“汤团”驻地桃源、震蒙两乡的交界处，突然枪声大作，惊动了四方。次日早上，人们纷纷传说，“汤团”已不知去向，死伤了好几个人，有个打死的还未被拖走呐！果然有具尸体横躺沟边，经相识的辨认，也确实是“汤团”的人。其实，枪声是真的，尸体也是真的，激战是假的，是汤景延为蒙蔽敌人而精心设计导演的“一出戏”，被处决的是一个死有余辜的在押叛徒。
“汤团”连夜开往南通郊外，在此接应的陆某陪着他人城见姜颂平，姜颂平喜形于色，连说“欢迎”，并问队伍都拉过来没有。汤景延点点头，说：“都来了，只十几个杂种临时变卦，被制裁了一个，其余的跑啦。”第二天，姜颂平手下的特工报告：“汤团”过来时，有几个哗变，双方的确有开火，还死了人，死者也确实是“汤团”的人。
有声有色的假戏真做，敌人信以为真。汪精卫得报后，下令犒赏“汤团”1000块大洋。
随后，汤景延在姜颂平的引导下，来到苏州“晋见”伪江苏省主席、汪伪特工大头目李士群。李见了汤景延，十分高兴，大加赞赏。当即宣布：晋升汤景延为旅长，授少将军衔，但人、枪要汤自己去拉。
汤景延“升官”后，喜气洋洋，大操大办，广发请帖，招待敌伪各路头面人物。那些阿谀奉承之徒看见汤某人“发达”起来了，也都纷纷来套近乎。于是，敌人的“清乡”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重要情报，便在谈笑、祝酒和表示友好的私下交谈中，源源不断地传进汤景延耳中，汤景延再通过政委赵济民的秘密电台密报苏中军区，使得粟裕司令身处军区指挥部，却能对敌情了如指掌，运筹帷惺，决胜千里！
汤“将军”还果然是个“汪式”卖国求荣的军人，不但升官，还要发财。他又下令开办“协记公行”，自兼经理。“协记公行”贩运粮食、肉类、菜蔬等，并在几个港口设分行，南北货物频繁进出。其实，“协记公行”的帐房先生便是团政委顾复生。他利用“公行”的合法地位，沟通我军的南北联络：一面支援江南的新四军十八旅，一面向江北主力运输军火、医药，护送我方过往人员，还为我军筹款筹粮。
巧妙周旋
当然，敌人也不是傻瓜，他们也在不断地“考察”、“检验”这支新“反正”的部队。汪精卫就在明令犒赏后，马上密令张北生与姜颂平严密监视“汤团”，以防有诈。张北生就把“汤团”团部安置在茅家镇，隔壁是日本宪兵队，对门是海门县伪特工站。
一天，“汤团”突然接到一道命令：某月某日要点验和检阅“外勤警卫团”。明为“点检”，实则要查“汤团”的家底：人员、武器和装备。汤景延当即作出安排：将一批精良武器及执行特别任务的人员隐藏起来，不接受“点检”。同时命令部队加紧操练，要以良好的队列动作去应付敌人。果然，伪点检官在汤“将军”的陪同下检阅了部队后，认为该团训练有素，人员、武器登记翔实。当即表示满意，高高兴兴地回去“交差”了。
为考验“汤团”，敌人“清乡”时也曾命令他们一起出动。汤景延表现得坚决服从，但暗中把清乡时间、地点发往军区，使军区旱作准备。如果被临时拉动奔袭新四军时，他们则按预案从容应付：在即将到达奔袭地时，“汤团”官兵就开始“草木皆兵”，大呼小叫，甚或开枪报警；一旦无法回避与自己人对上阵时，就向天放枪，或者趁乱枪打前面的日伪军。
绝大多数“汤团”官兵出污泥而不染，特别是各级军官，按团部的布置，与伪军政人员交朋友，以利特殊任务的完成。但也出现了个别意志薄弱者。有个排长被伪海门特工站站长同化，吃喝嫖赌抽大烟，政委顾复生再三规劝批评，他却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最终不可救药。为了全团的安全，汤景延断然下令处决了这个败类。
然而，这个排长的突然失踪，引起了伪海门特工站的怀疑，还报到了姜颂平那里。不几日，伪海门特工站的特工，又在“汤团”的二营防地发现了带手枪的便衣人员，打电话给汤景延，名为报告实为质询。
汤景延一听，不好！保卫电台的短枪警卫组被敌人发现了。原来，便衣人员是汤团保护秘密电台的短枪组。汤景延当即令便衣人员立即转移，同时指派二营营长周显才到伪海门特工站去汇报、解释。
周显才遵照汤团长的指示，沉着地走进伪海门特工站站长办公室，汇报说，那是我营的短枪队，负有化装侦察任务，所以常着便装。并按伪军惯例，献上1000元“孝敬费”。由于周显才神情自若，情况汇报滴水不漏，使这个特工站长消除了怀疑。加之此人贪财，见钱眼开，当即相信了周显才的汇报，收下了1000元，还回赠驳壳枪一支，一场危机得以迅速化解。
不过，这两件事，还是多少引起了敌人的一点警觉，虽然不至于怀疑“汤团”诈降，但不能容忍“汤团”如此的“独立自主”了，而是要加以改造控制。
一天，一辆小汽车突然开进“汤团”团部。来人手持张北生和姜颂平的联名请帖，邀请汤“将军”到南通去“游玩”。这又是敌人的一个什么花招？汤景延为了大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坐上小汽车，只身去闯龙潭虎穴。
紧接着，一道命令下达：将“外勤警卫团”改为“教导二大队”，于6月16日集中到南通去受训。原来敌伪头目是怕指挥不动“汤团”，先把汤景延作为人质抓在手里，再来调动部队。团里其他领导立即通过秘密电台向军区领导请示。经批准后，由副团长沈仲彝带着队伍去南通“受训”。团政委顾复生却留了下来，继续担负大江南北的联络、沟通任务。因为顾复生的公开身份不是军人，而是“协记公行”的帐房先生。
在集训中，敌伪将“汤团”官兵分开训练，并要求集训期间不带武器。沈仲彝副团长便巧妙地通过敌伪军中的熟人辗转打通关节，争取到士兵队的军训教官职务，从而能继续掌握部队。又设法使团部文书“免训”，专职看管武器，使武器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两个多月的“集训”结束了，敌人未能从我军官兵中打开任何缺口。
“破腹”而出 集训后，“汤团”被改编成五个连的“教导二大队”，并被调离原防，转到内地二线，分散在200余里的十几个集镇上，中间还夹杂着不少敌伪部队，沿江港口改由敌伪信得过的嫡系部队驻防。
汤景延分析了这一新的事态和动向，认为敌人居心不良，这是想吞并我团的一种部署、一个信号。鉴于对敌情报的搜集任务已基本完成，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为了在最恰当的时机给敌人以重创，汤景延一面向上级请示，是否抢在敌人动手之前，率领部队从敌人心腹地区“破腹而出”，重举新四军的抗日大旗；一面深入各连了解官兵思想状况，切实掌握部队。并制定了联络暗号，指派联络员，以便一旦得到上级指示，便可一声令下，全团统一行动。
1943年9月23日，上级指示下达：全团各部于9月29日晚上开始行动，晚11时以前要全部撤到各指定地点，再由主力部队接应撤回根据地。
在23日至29日这几天中，汤景延作了周密部署：他坐镇团部，全面指挥“破腹”战斗；沈仲彝副团长下部队去，指挥各连行动。为了麻痹敌人，趁二营营长周显才的未婚妻在部队之机，让周显才宣布9月30日结婚，邀请地处团部隔壁的伪特工站正副站长届时赴喜宴。全团家属以喝喜酒为名，于29日下午先行撤出。由周显才负责将家属、重要文件等护送至上级指定的地点，交给接应部队后，再返回驻地，准备率部战斗。
29日傍晚，汤景延邀请伪特工站正副站长和伪警察局长到家中来打麻将，先把敌人派来监视团部的指挥官掌握在手中。
行动的时间到了。正在陪伪特头目打麻将的汤景延把牌一放，对伪特头目说：“我去解个小手。”汤景延一跨出房门，埋伏在门外的几名警卫员立即冲进去，当场击毙了三个伪特头目。随后，团直属队在汤团长的指挥下，冲进伪特工站，俘虏了全站的特工人员。
全团所属各部在长达200余里的战线上同时行动，有的摧毁伪区公所，有的围歼伪公安局，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并准时到达了各指定地点。
当“汤团”高举新四军战旗胜利归来时，苏中军区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庆功大会，粟裕等首长在会上讲了话，盛赞“汤团”干部、战士的英勇果敢、赤胆忠心、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并对“汤团”在这次行动中对粉碎敌伪“清乡”斗争的全局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全团集体假投敌整整163天，漂亮地完成任务后，又从分散在200余里的防线上同时撤出，就像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行者。我们是在掏尽敌人的心肝五脏后破腹而出！这种特殊的战斗，在我军的斗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粟裕在晚年回忆新四军抗战史时，还曾多次赞扬汤景延和“汤团”。
1944年，汤景延调任苏北六县抗联副司令，不久又调升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1948年春，汤景延奉命率部潜赴上海市郊开展武装斗争，不幸为叛徒出卖，伤重被俘。敌人软硬兼施逼降，他严词拒绝，在江湾英勇就义。上海解放后，遗骸移葬龙华烈士陵园。
如今，在上海烈士陵园馆藏的一份民国37年5月15日出版的国民党《新闻报》第6版上，由国民党记者撰写的题为《匪江南纵队副司令汤景延昨枪决》的一则消息，定格了传奇司令汤景延在江湾刑场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
“该匪昨日（即1948年5月14日）下午三时半，由警备区看守所提出时，态度仍极傲慢，身穿被俘时之青蓝色便服及布鞋，承审军法官询其有何遗言？仅称家在解放区内，在沪并无亲友，并拒绝注射麻醉针剂，亦不索烈性酒食，上车时高呼口号，面部毫无恐惧之色。奉令执行之士兵第一枪击中汤匪颈脖，但仍直立未倒，旋即以枪杆击倒，加补两枪，一中头部、一中背胸，乃告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