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少才
刘鼎其人
无论是在史料还在百度中查找，关于刘鼎(1902-1986)的记载多是，男，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内著名的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中北大学第一任校长，被誉为我国军工泰斗。他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为家属子女提出特殊要求。他逝世后一无所有，留给子女的惟有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鼎，四川南溪人，原名阚思俊，字尊民，曾用名阚泽民、甘作明、戴良等。1902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他自幼喜好劳作，爱舞弄锯子、刨子、凿子等工具。他最心爱的玩具是一只破闹钟，反复拆装，乐此不疲。小学时对于图画、手工、算术、理化常识就很为爱好。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任旅德青年团支部书记。1926年转赴苏联深造。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1929年奉调回国。历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军代表，延安摩托学校校长，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兼太行工业学校（现中北大学）校长，是中北大学首任校长，中央军委联访司令部军工局副局长，晋察冀军区军工局副局长，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副部长，在当时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组织领导工人制造枪炮，弹药，保障了人们军队的武器供给。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兵工学会顾问。1986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刘鼎同志对我国的兵器工业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人民日报》曾如此评价：“刘鼎同志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在军事工业和机械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
在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刘鼎这简单的简介中，有一处闪光点是历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军代表”。他在东北军时，曾在西安事变中立下过汗马功劳。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3月，刘鼎任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由于刘鼎的为人与经历，渐渐赢得张学良的信任，被张学良留在身边，并以秘书的身份出入东北军。刘鼎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刘鼎的信息对于党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要价值。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接到中共代表团
1936年12月12日零时过后，张学良在公馆客厅部署完临潼捉蒋后，他找来刘鼎，郑重地把这一历史性的决定告诉他，并要他立刻向中共中央通报。刘鼎与中共直接联系的电台就设在公馆院内东楼上。凌晨两点多，报务员彭绍昆接通了保安党中央电台，发去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第一个信息。
东北军搜山擒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和应德田共同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明蒋介石被扣，八大主张已公布，请中共中央派人来共商大计。张学良切盼得知中共的态度和得到中共的配合。要刘鼎随时准备用他的专机去迎接中共代表团。
14日，保安方面电告，周恩来一行16日可到肤施，刘鼎即于16日乘张的专机到肤施去迎接。飞机在机场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中共代表团到来，飞机只好飞回西安。这才知道周恩来一行正骑马绕城向西南走，见天上有飞机来，又折向肤施县城。刘鼎以东北军的名义要肤施县长下令民团不许阻挡，不许打枪，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代表团成员迎接进城。
到西安后，刘鼎先把代表团聚引到我党设在西安的一个秘密交通站——七贤庄牙科诊所。周恩来在这里刮去他长征以来一直蓄着的大胡子，然后乘车去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正在东楼门口迎接。
果断处理突发的舆论事件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一切有识之士对何应钦的作为无不担忧，若蒋系崩溃，国民政府就真的要成为亲日派的天下了。
西安事变后，西安各界学生及各界群众上街游行，声援蒋介石，并声讨张杨二人反动兵谏，要求张杨二人立即释放蒋介石，游行队伍由西安市区出发，一直行进到囚禁蒋介石的骊山，途中多次与西北军及东北军发生冲突。
同时，西安每天都传出各种样的消息，其中有个所谓的“雷电社”，用无线电向全世界公布，说现在的西安城墙上红旗飘飘，群众运动轰轰隆隆，到处红旗招展。各地舆论以此为据，责怪张杨“赤化”，为共党所利用。这样的舆论对我党处理西安事变很不利，也很被动，保安党中央来电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刘鼎立即下去深入调查，张杨两方面人员都没搞这件事，查了西安各报社、广播电台等媒体，甚至查了史沫特莱的新闻稿，都未发现问题。他正为此事奔走，突然在路上路过几个学兵队员，打招呼时，他们说最近很忙，一个个匆忙离去。刘鼎感到他们的神态有点踌躇，就跟着到了东城门楼上，看到四五个学兵队员正紧张工作，有的写稿，有的发报，一追问，原来他们就是“雷电社”。这几个学兵队员和几个西安学生搞到了国民党特务的一部秘密电台，在事变后几天自编自发了一些新闻，他们以为抓到蒋介石就一切都好了，应该到处红旗飘飘了。他们的出发点和愿望虽然是好的，但与我党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意图相反。刘鼎就耐心做他们的工作，指出：你们这种想法做法，不仅天真幼稚，而且会被敌人利用。现在最重要的是国内和平，一致对外，联合抗战，任何与此不符的做法都于革命不利。于是，这个“雷电社”停止了活动。
西安事变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押，东北军一时群龙无首，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派矛盾激化，酿成主战派错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为阻止局势恶化，周恩来派刘鼎冒着“保护杀人犯”的风险，把肇事者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避免了东北军的内讧。
刘鼎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史上惊心动魄的西安事变。毛泽东曾评价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在西安时的秘密工作
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时，还负责我党在西安的通讯、联络和交通工作。他在七贤庄一号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公开名义是张学良的牙科诊所。刘鼎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一位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此人是为反抗法西斯遭迫害而来到中国的犹太人，由他来挂牌办诊所以及掩护秘密交通站。党组织又派了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共产党员夏明以诊所护士的名义在这里协助刘鼎工作。
有了诊所的名义，秘密交通站可以公开从车站、邮局接收史沫特莱、艾黎等人为红军购买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物质，再由这里转送到苏区。刘鼎还在诊所地下室安装了一部电台，把曾在中央特科搞过电台工作的涂作潮从上海找来负责。这部电台可以将中共中央在延安的“红中社”广播收来，再转播出去。国民党西北总部的交通处长曾向张学良反映：陕北那边电台电波很强，收听时就像在西安一样清晰。他哪里知道，这声音正是从西安七贤庄发出的。
刘鼎还利用他在东北军中的特殊地位，或以张学良的名义，关照西安至陕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是党中央当时与外界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叶剑英、潘汉年、邓发等党的重要干部都需经这条交通线出入苏区。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等国际友人也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入苏区的，每次刘鼎都会做出精心周密的安排，确保人员安全。为了方便交通，他还购置了一辆大卡车。斯诺从陕北苏区访问回来，在西安见到刘鼎，刘鼎鼓动史沫特菜把见到的中国红军情况公正地向世界报道出去。
刘鼎的活动曾引起西安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艳晚”事件（即国民党省党部特务直接逮捕东北军抗日干部的事件）后，张学良担心刘鼎的安全，要派卫兵保护他，被刘鼎婉言拒绝了。刘鼎有在敌探包围的环境中秘密工作的经验，虽然古城西安空气紧张，但他总是从容自若，多次化险为夷，出色的完成任务。
西安事变后，刘鼎于1937年回延安，利用在国外所学到的知识针对苏区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需要建厂办学，成为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