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恩宝 刘畅
1954年2月6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东北地区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是高岗、林枫。高岗此前已于1952年10月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但仍兼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列席会议的有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和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七届四中全会之前，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已经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在七届四中全会的第一天，高岗就作了检讨发言，饶漱石也在2月8日作了检讨发言。2月10日，会议结束，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根据中央安排，1954年2月15日至25日，分别召开了由周恩来主持的揭发高岗问题座谈会和由邓小平主持的揭发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高岗问题座谈会后，2月26日，周恩来、罗瑞卿受中央委托到沈阳参加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有省、市、地以上领导干部700余人参加和列席，从2月26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建议》提出：“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党内职务。”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建泌。
由于受高饶事件牵连，作为东北局组织部长的郭峰不仅不能到中组部任副部长（1954年2月中央决定调郭峰任中组部副部长），而且也离开了东北局，下放到基层工作，行政级别也从7级降到12级。
1954年9月，郭峰被派往大连市到基层工作。大连市原系中央直辖市，1954年8月，原辽东、辽西省委撤销，成立辽宁省委，原属中央直辖的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改归辽宁省委领导。郭峰去大连之前，辽宁省委一位副书记与他谈话，主要讲原辽西省委扩大会上对郭峰的揭发与批评问题，并指出：检讨只是认识改正错误的开始，还要在今后工作中继续深入认识。郭峰表示：“尽管某些事情有出入，但从基本精神、原则性的问题上是接受的。”郭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过去的盲目无知，不知居高思危……但愿历史不要重复，别人也不要再蹈我之覆辙，可是历史却又常常嘲笑那些不愿接受别人教训的人。”
郭峰携全家于9月14日前往大连报到，被分配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任副厂长。五金总厂由大连的一些五金方面的企业联合组成，凡大连地区五金方面的企业都归总厂管理。郭峰任副厂长，主管计划、财务、劳动工资、质量检查、会计、基本建设等6个科室。郭峰向组织上提出，由于刚刚到厂，情况不熟悉，要求有一段学习业务时间。学习期间，他在与各科室、车间干部见面时说：我是犯了错误的干部，组织上分配我到这里来锻炼，自己愿意在厂党总支、厂长领导下努力做好工作，也请大家对我严格要求，如有错误缺点，请及时批评指正。对于郭峰这种谦虚谨慎、老老实实的坦诚相告，大家十分感动，认为郭峰是个老实人，不回避自己的错误。
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郭峰感到：还必须深入到车间、工人中去，才能了解情况、熟悉业务，才能转变自己精神上苦闷的情绪，提高工作兴趣。在厂长的带领下，郭峰先从铸铁车间看起，接触了不少车间主任和第一线工人。他认识到书本上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脱离群众，也脱离实践；必须认真学习业务实践，才能提高业务水平。
1956年初，五金总厂撤销，另组旅大机械工业公司，郭峰任副经理。公司整顿了原有各企业，统一组成1至5个分厂。郭峰在公司分工负责人事、工资、财务。郭峰负责的这些工作，如财务、工资等都直接涉及到工人的切身利益。从1955年10月开始，在五金总厂未撤销时，工厂就多次召开工资工作会议，贯彻执行工资政策，进行工资改革和工资评级工作。当时，工资问题在工厂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评定工资级别涉及到厂里党政领导，技术业务干部和广大工人方方面面，各个层面都要有相应的政策。到1956年9月，通过召开不同层面的工作会议、座谈会，在广泛征求意见，以及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工资评级工作基本完成，补发工资等落实到位。由于工作做得细致、全面，大家反映较好。
1957年初，郭峰被调到大连柴油机厂任厂长、党委委员。
大连柴油机厂是一个有2000人的厂子，国内当时只有两家柴油机厂（另一个在上海），因此产品有时供不应求。“大跃进”时，厂里试制一个2105型新产品，干部、工人一起昼夜奋战。郭峰作为厂长亲到车间组织生产，解决矛盾，听取合理化建议。新产品试制成功，受到上级主管部门表扬。郭峰连夜写出试制新产品报告上报主管部门，受到表扬。柴油机厂的厂级干部大多是工人出身，有实际生产经验，但文化水平、理论水平一般都不高。郭峰很注意向那些工人出身的干部学习领导生产的能力和经验；而那些工人出身的干部也在郭峰身上学到了执行上级方针政策，研究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许多东西。郭峰为人处事随和、朴素，大家都愿意接近他，有困难都去找他想办法。当时，有一个车间要一分为二，由于分配人员、设备发生了矛盾，两下各不相让，主管副厂长解决不了，就向郭峰汇报，请他出面解决。郭峰把两位车间主任找来后，既没有批评他们，也没有讲大道理，而是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郭峰说，从前有弟兄两个要分家，老大憨厚、老实，不争不吵，老二耍滑，争东争西，毫不相让。老大完全听从弟弟的要求，老二得了不少实惠，老大明显吃了亏。由于老大老实、勤快，分家后日子越过越好，家产日增。老二处处耍滑、使心眼，除了自己的哥哥，外人是不会让着他的。结果，老二的家业不仅没发展，而且还走下坡路。郭峰讲完这个故事，两个车间主任也从中悟出了道理，不再争人员争设备，而是争任务了。当时一个副厂长说，郭厂长是做过大领导的，会工作。
在日常生活中，郭峰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上下班和工人一起挤电车，有时天气不好，厂里派车接送，他也不坐。他坐公交车上班，从来不迟到；下班则无定时，有时加班，有时到车间转一转，很少按规定时间下班走。1956年，郭峰的二女儿培松因病几次住院手术，他只能在夜间抽出时间去陪护，从没耽误工作。“大跃进”时，厂里领导都“搬家”，就是搬到厂里住集体宿舍。郭峰也住进了工人集体宿舍，一个房间住几个人，三班倒，作息时间不一样。为了不影响休班工人休息，郭峰格外加小心，轻轻走路，甚至自己紧皮带都怕有声惊醒工人。他对工人亲切，和工人交朋友，车间一些老工人的名字，郭峰都能叫出。政治生活中，郭峰在党小组会、党委会上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一点也不隐讳。干部、工人了解了情况后，反而对郭峰更加敬重，更愿意接近他。当年在大连柴油机厂工作的一些干部、工人，在郭峰复出后还与他有来往。当1959年1月郭峰调离大连柴油机厂时，厂党委给他做了一份鉴定。鉴定说：郭峰在柴油机厂工作2年，总的表现是有改造自己的决心，尊重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决议坚决，态度虚心诚恳，善于团结同志，作风深入细致，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俭朴，给大家留下一个很好印象。
1959年1月末，郭峰到旅大市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主管农业、财贸工作。
到计委后，郭峰积极钻研业务，动脑思考问题。当时实行小商品“三定”（定质、定量、定价）和各行各业支援农业，郭峰在主抓这些工作中，一个一个地去具体解决问题，一抓到底，抓出了成效。
由于“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小百货、小五金生产被挤压。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辽宁省召开相关会议，研究落实解决“两小”的生产及市场问题。1959年2月21日，大连市召开“两小”会议，郭峰传达了省里“两小”会议形成的报告、总结、领导指示、市场管理规定等4个文件，并提出对当前市场形势怎么认识、应采对什么态度、办法扭转局面；在当前对“两小”生产销售方面存在哪些思想问题，怎样解决等两个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结束后，郭峰与计委工作人员一起研究会议善后问题，处理“两小”会议材料分配问题，并为市报修改《小商品生产跟上来》的社论。
当时，由于各种商品、特别是副食品生产和供应紧张，大连市委决定成立副食委员会。郭峰作为委员会成员多次与农林局、统计局等有关部门一起协调、研究副食供应问题，提出因地制宜、抓重点品种等具体措施，并帮助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副食品生产的社论。后来，郭峰陆续抓了副食品生产基地落实等工作，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措施。
为解决农副业生产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以及外贸计划落实问题，郭峰在大连城乡进行了广泛调研。在调研期间，郭峰一不要公车，二不吃住宾馆。一次去金县（今大连市金州区）华家公社一养猪大户了解情况时，他倒了几次公共汽车才到那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问他为什么下去不要车？他很平和地说：“计委是有几台车，我们克服点困难，有什么不好的呢？”
1960年前后，粮食和人民生活安排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为了抓好这项工作，11月初，大连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辽宁省委关于粮食与全面安排人民生活会议精神。会后，郭峰去新金县（今大连普兰店市），深入到公社、大队、小队，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宣讲省委有关政策规定，确定了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完成征购，安排好生活的思路，并就代食品问题、农业领导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落实。
1960年底，郭峰自己总结了一年的工作。上半年参加金县“落改”，并对生产进行检查；在计委工作方面，抓了综合财政计划工作与物价会议，提出了在计划工作上如何搞群众运动问题。下半年抓了6件事：公社计划工作；小商品的产供销安排；农机具的改革与支农四化问题；郊区蔬菜生产与副食品基地建设问题；粮食与全面安排农村人民生活问题；总结了全年工作，编制了1961年工作计划。郭峰认为这些工作都是做市委的经济业务组织工作，能联系实际，指导实际工作。但限于日常经济事务工作，没有多做调查研究，为党政领导作望远镜、显微镜，看得远点，提出较长远的规划，这是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市计委曾经进行大量调研，根据本市情况，花费很大气力制定过农业机械化规划，但由于省属市级计划只能按中央和省计委实行的政策、规划进行工作；自己制定计划，付诸执行，只能成为一种主观向往的东西。在这种机制下，郭峰认为市计委作为省计委的助手，要为全省整个计划服务，要按全省要求综合平衡全市的经济计划与组织计划的执行情况，向省里反映并做必要的及时的调整。但市计委应积极参与全市经济方面的中心任务的贯彻与参加大的经济活动，力争把市计委工作抓好。
为了及时弥补由于“大跃进”造成的生产失调，更好地解决和安排群众生活，郭峰率市计委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1961年3月到4月末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郭峰连续在金县的十几个公社、大队、小队及城郊进行调查，内容涉及春耕、备耕、送粪、自留地、养猪、牲畜饲养、蔬菜生产、农业排灌、农具生产、修理以及副食业基地建设等，还在市以及有关县的手工业管理局和工业局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这些城乡调查研究，搜集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市计委的工作。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全国各地在年初开始初步落实。大连市委在1961年下半年和1962年上半年，也在讨论和落实调整方针，市计委作为市里综合部门，郭峰把整个工作重点也放在落实调整方针方面。
1962年初，省委组织部根据郭峰在旅大的表现，整理了一份材料，充分肯定了郭峰几年来的工作成绩。5月，大连市委通知郭峰调省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