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上最大国际组织的行政首长，也是国际间首席外交官，享有“准国家领导人”的外交礼遇。作为联合国的代表，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联合国大会任命，其主要职能是：在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的会议中，以秘书长资格行使职权，向大会提交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和必要的补充报告，有权把其认为有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此外，还可根据大会和安理会授权负责有关决议的实施。
文／苏振兰
联合国秘书长的任职条件和任期，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大国之间的协调和认同，才终于形成了今天各国共同接受的原则：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人选不能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公民；有丰富的外交、国际政治经验和威望，至少能操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并考虑地区普遍性原则等等。联合国成立以来，已产生8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挪威，1946年2月至1953年4月），达格·哈马舍尔德（瑞典，1953年4月至1961年9月），吴丹（缅甸，1961年11月至1971年12月），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奥地利，1972年1月至1981年12月），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鲁，1982年1月至1991年12月），布特罗斯·加利（埃及，1992年1月至1996年12月），科菲·安南（加纳，1997年1月至2006年12月），潘基文（韩国，2007年1月迄今）。正是因为联合国秘书长位高权重，在第五任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关系良好
1971年底，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人吴丹因病不能继续任职，奥地利入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报名参加秘书长竞争。
瓦尔德海姆，1918年12月出生，曾任奥地利外交部长、时任奥地利常驻联合国大使。
对中国，瓦尔德海姆是比较友好的。1971年11月15日上午，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作为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瓦尔德海姆致辞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我的代表团能够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起，向今天在这个大会中第一次占据了他们的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表示欢迎，这使我十分高兴和满意。……我们相信，中国参加联合国的生活将加强这个组织，并且大大改进它促进和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的的能力。……我曾在这个讲坛上说过，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充分参加联合国的各项活动，我们就不可能期望这个组织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取得显著进展，这些问题是同联合国的基本目标即保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有关的。……奥地利代表团期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进行有成果的合作，这种合作将反映出存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1971年11月，选举终于开始了。两轮投票过后，只有瓦尔德海姆和芬兰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克斯·雅克布森有望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时的情况是，苏联坚决反对雅克布森，而瓦尔德海姆要想完成心愿，就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但是，中国政府认为已经有两任秘书长是欧洲人，因此表示反对。于是，瓦尔德海姆找到了奥地利驻华大使汉斯·塔尔贝尔，请他向中国政府寻求支持。塔尔贝尔的得体举止给周恩来总理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中国政府的态度终于转变。12月21日，正好是瓦尔德海姆生曰，联合国大会举荐他为联合国秘书长。可以说，是中国给了瓦尔德海姆机会；瓦尔德海姆当选后，也对中国表现出充分的尊重。
1972年1月1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照会瓦尔德海姆，要求联合国秘书处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同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并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停止同蒋介石集团的一切来往，立即停止“开发计划署”、“技术合作局”和联合国所属其他一切机构对蒋介石集团的一切援助与来往。瓦尔德海姆接到照会后，随即指示秘书处落实。同年4月，根据中国政府的推荐，瓦尔德海姆任命唐明照为负责政治事务和非殖民化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1972年8月1日，瓦尔德海姆和夫人应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邀请访华，成为首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8月13日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会见了瓦尔德海姆夫妇，在谈话中周恩来表示同意瓦尔德海姆关于“联合国处于十字路口”的观点。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周恩来的逝世，使亿万中国人民万分悲痛，也在国际上引起极大震动。为表示对周恩来的悼念，联合国破天荒地决定为周恩来的去世下半旗一周。对此，有的成员国代表以“此事没有先例”为由表示反对。瓦尔德海姆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一分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曰，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各个国家代表无言以对。
1976年12月8日，由于中国的继续支持，联合国大会表决瓦尔德海姆连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对中国表现出既有的尊重。
1977年8月6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了前来访问的瓦尔德海姆一行。1979年5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了再次来华访问的瓦尔德海姆，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结束后，邓小平邀请瓦尔德海姆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晚会。
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
1981年9月，已经担任两届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宣布：再次竞选连任秘书长一职。对这一高度政治性的职位，瓦尔德海姆的连任要求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一职务不应老是由欧洲人担任，按联合国的地域轮流的惯例和原则，应由非洲或拉丁美洲国家，即第三世界的人选担任。
早在1981年6月，由50多个国家组成的非洲统一组织就在内罗毕首脑会议上一致推荐：时任坦桑尼亚外交部长的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代表非洲大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9月间，近百个不结盟国家又在纽约举行会议，通过了支持萨利姆竞选的决议。
萨利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1942年1月出生于桑给巴尔的奔巴岛，早年在桑给巴尔的卢蒙巴学院学习，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历任坦桑尼亚驻埃及大使、坦桑尼亚任驻印度高级专员、坦桑尼亚外交部非洲和中东司司长。1969年4月至12月，萨利姆出任驻中国大使。在8个月的任期内，周恩来总理接见这位当时不到28岁的外交官达8次之多，有好几次在深夜。回忆往事，萨利姆记忆犹新：“每次接见和谈话都使我感念不忘”，“周总理思路明晰，学识渊博，谦和慈祥，对世界事务了如指掌，特别关注非洲和坦桑的事情。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周总理的伟人风度和高尚品德，深深印在这位以机敏聪颖和求知欲强烈而著称的年轻大使的心中。萨利姆回国后，出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积极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1970年11月17曰，联合国大会第25届会议继续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进行辩论，萨利姆在发言中指出：让蒋介石集团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一个时代错误”，“再也不能因为一个大国的高兴而维持这种局面了”。直指美国的霸权主义。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18国向联合国提出决议草案，要求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台湾当局，萨利姆在草案上郑重签名。同年10月，经过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长期努力，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许多人非洲国家朋友激动得跳起了舞。1980年11月，萨利姆出任坦桑尼亚外交部长。
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大使建议支持第三世界担任秘书长的原则，中国外交部予以批准并指示支持萨利姆为候选人。当然，中国支持萨利姆，不只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是因为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萨利姆本人也说过，“中国支持我，决不仅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伸张正义。”
“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只不过是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两人之间的竞选的问题，而实际上已经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行政事务、争取平等权利的一场政治斗争。”在竞选活动还没有开始之前，西方媒体就纷纷预测，瓦尔德海姆会得胜，因为他既得到美国也得到苏联的支持。“而根据历届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的惯例来看，只要美苏两个大国满意的人选，即使广大中小会员国不满意，最终也是要当选的。”但是，“中国方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历史的惯例已经不适合今天的形势了。第三世界国家再也不能容忍美苏操纵联合国最高行政人选的局面继续下去。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支持它们的合理要求。”
1981年10月27日上午，联合国安理会就推荐秘书长人选问题，进行了4轮投票。萨利姆在第一轮投票中得11票，瓦尔德海姆得10票；在后3轮投票中，由于美国的运作，形势虽然未起多大变化，但萨利姆的票数逐渐减少。在第4轮投票中，萨利姆只得到6票，而瓦尔德海姆得票仍然保持在10票，差距扩大到4票之多。两人均未获得安理会提名的多数票，而且两人分别遭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美国否决萨利姆，中国否决瓦尔德海姆。虽然在安理会进行的是无记名投票，任何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不构成投票国使用否决权，不过注有特别标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使安理会不能形成推荐，故候选人不能被选。
“中国否决瓦尔德海姆，绝不意味着中国对他本人要故意为难”
1981年10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就推荐秘书长入选问题进行了两投票表决，但仍未打破僵局。两轮投票表决结果，萨利姆每次都得到8票，瓦尔德海姆每次都得11票，而且两人还是分别遭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两人的差距，缩小到3票。
鉴于出现僵局，安理会决定休会到30日上午。如果届时僵局仍未打破，就会提出另外的候选人。当时，只有秘鲁政府正式宣布秘鲁前驻联合国代表、曾任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作为秘书长候选人。
10月30日，看到萨利姆的选票下降，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呼吁安理会内对选举萨利姆任秘书长投否决票的常任理事国，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并支持萨利姆。这项呼吁是在当天下午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大使会议后发表的一项公报中提出来的。公报说：“非洲国家集团对一个常任理事国对非洲统一组织提出的候选人一直采取反对态度，表示深切的关注。非洲国家集团向这个常任理事国发出呼吁，要求它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从而支持萨利姆。”公报还呼吁其它两个投弃权票的常任理事国（苏联、英国）也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一再鼓励萨利姆，支持他继续竞选，有些准备参加竞选的国家甚至表示，只要萨利姆坚持竞选，它们就不提出候选人参加竞选。
尽管形势不明朗，西方媒体还是比较乐观：“自从联合国创建以来，四届秘书长职务中有三届是由欧洲人担任（挪威、瑞典和奥地利），一届由亚洲人担任（缅甸）。因此许多人认为，新的联合国秘书长应该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然而，萨利姆取胜的希望不大，因为有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否决了他。”
11月4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就推荐秘书长人选问题又进行了两轮投票。或许是非洲集团的呼吁起到作用，两轮投票的结果是：萨利姆分别获得9票和8票，瓦尔德海姆每次都得到10票。两人的差距，缩小到1-2票。但是，同前6轮的投票一样，两人还是分别遭到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
至此，安理会已就此问题进行了8轮投票，但仍然陷于僵局。为寻求解决办法，安理会决定9日下午进行私下磋商。
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表，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所不容，并未出乎坦桑尼亚的意料。可是，口口声声自称是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却不支持第三世界的代表。苏联由于摸到了美国要否决的底细，采取了投机的办法，对萨利姆投弃权票。一位非洲国家的代表说，他的国家同苏联关系很好，但在选举秘书长这样重要的问题上，苏联却不支持萨利姆，“真不够朋友”。另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严词指责：苏联口是心非，搞的是“投机伎俩”。苏联这种态度，在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引起了不满和愤慨。
中国在安理会主持正义，坚决支持萨利姆，受到广大坦桑尼亚人民的交口称赞。当时，接触到中国人时，“坦桑尼亚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新闻界人士，都主动谈起萨利姆竞选一事，称赞中国是真正的朋友。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有时遇到坦桑尼亚朋友，见面时除了通常用中国话称呼‘你好’之外，又加上一句斯瓦希利语‘萨利姆一其纳（中国）一拉菲克（朋友）’。”关键时刻，邓小平传话：“一否到底”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向中国和第三世界施加压力，指责中国“制造麻烦”，要求中国改变立场。对此，中国的立场坚定不移：“今天，联合国的成员国已达157个，其中不结盟国家几乎占三分之二，非洲国家占三分之一，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个客观现实，也无法否认这些国家今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在担任过秘书长的4人当中，仅有一人来自亚洲，其他3人都来自欧洲。这同联合国的组成和第三世界在联合国所起的作用相比，极不相称。因此，在本届联大选举时，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强烈要求他们的代表能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中国从支持第三世界的一贯原则立场出发，投票支持萨利姆。中国历来与第三世界同呼吸共命运，对于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一致支持的秘书长人选，中国理所当然地坚决支持。中国否决瓦尔德海姆，绝不意味着中国对他本人要故意为难。”“瓦尔德海姆已连任两届，又竞选第三届，这是不合适的。……萨利姆本人今年39岁，19岁进入外交界，出使过埃及、中国和古巴，担任十年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曾被选为联大主席，是一位才能卓著的职业外交家。显然，无论是从第三世界的支持上，还是从本人的资历上，萨利姆都是合适的人选。”当时，邓小平还传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一否到底！”
1981年11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天之内又进行了8轮投票，想把萨利姆的票数降到最低点，迫使中国不得不支持瓦尔德海姆。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萨利姆不仅仍稳定在原来的票数上，而且有时还略有上升。而瓦尔德海姆的票数反而略有下降：第1轮瓦尔德海姆得11票，萨利姆得10票；第2轮瓦尔德海姆10票，萨利姆9票；最后6轮瓦尔德海姆均得9票，萨利姆保持8票。由于两人各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因而都未能当选，选举继续处于僵局状态。不过，两人的差距，已经缩小到1票。
面对僵局，中国发表声明：“目前在安理会就推选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所展开的斗争，是一场第三世界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事务、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这时，瓦尔德海姆表示，他愿意同第三世界的候选人“分享”下一届秘书长的任期。有的国家还谈到了“分享”的具体设想。与此同时，有人散布谣言，说中国将“赞同”延长瓦尔德海姆的任期，放弃对他的否决。中国迅速反驳：“这显然是一种歪曲。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候选人的立场都不会改变。中国对瓦尔德海姆本人没有任何成见，中国不能容忍的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对联合国事务的控制和操纵。”1981年11月20日，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在结束对尼日利亚的正式访问时，向尼日利亚电台记者发表谈话，等于向整个非洲“交底”：“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选担任联合国秘书长。”
“中美在外交上打了场朝鲜战争……实际上占尽天时、地利的美国输了！”
瓦尔德海姆看当选无望，便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商议。凌青诚恳地说：“中国坚持的是原则，中国的态度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联合国成立只有36年，你一人就担任了10年秘书长，这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秘书长候选人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一语惊醒梦中人，瓦尔德海姆连连表示：“完全理解中国的立场，我决定退出竞选。”
1981年12月3日，瓦尔德海姆写信给安理会主席，要求安理会在今后就推选新的秘书长所举行的投票中不要把他的名字包括进去。在信中，他似乎如释重负地说：“至今，安理会未能就向联合国大会推荐（一名新的秘书长）一事取得一致。基于这种情况，为使安理会能顺利地完成其任务，我愿意要求安理会在今后的投票中不要把我的名字包括进去。”瓦尔德海姆的信，打开了安理会为推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而先后举行的16轮投票始终没有取得结果的僵局。12月8日，考虑到美国顽固态度，萨利姆随即宣布，他已要求安理会主席在今后投票表决秘书长人选时不要列入他的名字。他对记者说，他作出这个决定，是为了“使第三世界的其他候选人有真正可能当选，并使安理会的努力能取得进展”。12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宣布了另外9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他们都来自第三世界国家：阿根廷、伊朗、秘鲁、圭亚那、巴拿马、菲律宾、毛里求斯、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
1981年12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推荐”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从而结束了为时一个多月的僵局；时年61岁的德奎利亚尔，也成为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二名来自第三世界的秘书长。1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第三世界的一次重大胜利》的文章，肯定了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的36年内，联合国历任的四位秘书长，三个是欧洲人，只有一个是亚洲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联合国曾经处于大国的影响和操纵下，不能充分反映广大中小国家的愿望。现在，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联合国157个会员中，三分之二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它们强烈要求在联合国组织内享有平等的地位，要求联合国公平合理地处理世界事务。这次联合国秘书长改选，第三世界国家主张应该由第三世界的人出任新的秘书长，正是反映了这种合理的愿望。德奎利亚尔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是第三世界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同时，也对德奎利亚尔提出了期望：“目前的世界局势，问题很多，矛盾重重，联合国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我们希望，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产生，将有助于联合国更好地发挥它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应起的作用。”12月15日，第36届联合国大会根据安理会的一致推荐通过决议，任命德奎利亚尔为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似乎是回应中国的期望，“新秘书长在宣誓就职后，向大会致了词。他表示，他不会忘记自己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他认识到有必要推动新的全球谈判。他向大会保证，他将致力于执行联大所通过的各方面的决议，并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来处理一切问题。”
1982年8月21日，德奎利亚尔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并向客人详尽地阐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了解了中国外交底牌后，德奎利亚尔和中国合作良好，主政联合国达10年之久！
综观瓦尔德海姆、萨利姆双双退出，国际政治评论家这样说过：“中美在外交上打了场朝鲜战争，表面上看是平局，实际上占利天时、地利的美国输了！”
“和美国在联合国里唱唱反调，一则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一则表明中国不是无足轻重的！”
1981年1月20日至1989年1月20日，美国白宫的主人是罗纳德·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鹰派”，里根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伊始对华态度很不友好，企图提升美台关系。同样，“绵里藏针”的邓小平也是“不信邪”、“不怕鬼”。1981年1月4日，在获悉里根击败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邓小平向美国客人陈香梅等阐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对里根“当头棒喝”：
“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议论。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有不少这样的代表团和那样的代表团往美国跑，我们没有控制住，而一些代表团的言论行动又不谨慎。本来去访问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人。不但在美国，在欧洲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映。……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是使它倒退。……”
“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正是为了反击“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的谬论，表明“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的严正态度，邓小平才决策“和美国在联合国里唱唱反调，一则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一则表明中国不是无足轻重的！”
事实表明，中国此举对里根政府是有震撼的。1981年12月4日——就在瓦尔德海姆退出秘书长竞选之际，中美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中方先后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为代表，美方则由其驻华大使恒安石为代表。1982年8月17日，经过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它和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共同构成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