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晶
九一八事变后，一大批爱国的辽沈知识分子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他们有的以社会名流的身份秘密搜集情报，建立了党的东北情报线；有的凭借自己的人格、声望，为中国民众争取外交的胜利。其中，沈阳“九君子”的抗日救亡活动即体现了中华儿女的胆识与担当。
国联外交揭露真相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想尽各种办法在国际舞台上掩盖侵略事实，坚称突袭沈阳完全出于自卫。在调停无果的情况下，1932年国际联盟决定派出调查团到中国调查真相。得知这一消息，在沈阳知识界较有影响的巩天民、刘仲民等爱国人士，组成沈阳抗日“爱国小组”，经常在刘仲明家聚会，每次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人称沈阳“九君子”。他们分别是：巩天民，东北金融界精英，当时与荣毅仁并称“南荣北巩”；刘仲明，伪满奉天医专副校长；毕天民，公共卫生学和医学博士；于光元，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1925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张查理，奉天医学院教授、院长；邵信普，营口银行经理；李宝实，英国爱丁堡皇家大学研究生毕业；张韵泠，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本科毕业；刘仲宜，奉天同仁医院院长。“九君子”凭借自己的力量，躲过日伪警宪的监视，千方百计地收集日军侵华证据，40多天后，“九君子”将收集到的证据集结成册，装在一个布袋中，并在布袋上绣上英文“TRUTH”（真相）字样。刘仲民还将1932年2月19日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也附在材料中，信中这样写道：
尊敬的国联调查团诸公：
诸公为东北亚和平稳定，解决中日纠纷，不辞跋涉万里之劳特来到现场中国东北，无尽欢迎！由于明显原因，不克躬亲晋褐，深感歉怅！
我今代表沈阳爱国小组，计有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社会教育家张韵泠，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共九人。敬托倪斐德博士代交小组亲自预备的证据汇编和事实说明各一件，请接收审阅。希望通过这些材料，对贵团了解中国东北实际情况有所助益。
这份材料里，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拼凑伪满洲国的各种命令、布告、新闻报道、当事人目击证言等文字资料300多份。经过一番周折，这份材料到达国联调查团负责人李顿手中。凭借这些材料，1932年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在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根据各方人士的明确意见及各种真凭实据的具体材料，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的侵略行径。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团在中国东北沈阳时，曾得到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等人士的明确意见及各种有真凭实据的材料，证明沈阳事变是无因而至；而‘满洲国’的建立，绝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报告书中承认东北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违背东北人民意愿的。
“九君子”冒着生命危险交给国联调查团的侵华“证据”，给日本侵略者有力的一击，但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报复。日本人根据真相材料中的签名，将“九君子”一一逮捕关进了奉天警察厅。在敌人面前，巩天民、刘仲明等宁死不屈，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日本警察厅和奉天警察厅先后三次联合会审，由于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加上各方疏通，最后被迫陆续释放了“九君子”。可“九君子”却因在狱中遭到日军的迫害，不少人落下了终身残疾。
沈阳“九君子”收集的“TRUTH”（真相）史料，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反响。该史料是将九一八事变定性为日本侵略行为的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揭穿了日本的欺世谎言。
建立党的东北情报线
1932年初，巩天民代表沈阳爱国人士到北平拜见张学良，带去爱国小组全体人员签名的函件，表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敦请张学良“联系中国真正抗日力量及爱国人士、爱国群众，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收复失地”。在北平期间，巩天民得知阎宝航、杜重远等人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即和救国会取得联系，并资助活动经费。在阎宝航的指点下，巩天民了解到中共党组织对东北抗日战场的意见。回到沈阳，巩天民与“九君子”其他成员遂从思想上明确了全力援助和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重点是在资金和药品方面。巩天民会同刘仲明、邵信普、张韵泠、刘仲宜等百余人，从每人每月的工薪中拿出10%作为公共储蓄，名日“卫生费”，作为资助东北义勇军和由关内派往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的经费和医药费。1932年，中共党员张雅轩和革命青年宋黎来到沈阳，爱国小组为他们做掩护，帮助他们筹集经费和药品。“九君子”的秘密活动离不开鹿鸣春饭店，那里是爱国小组和抗日义勇军秘密联络点之一。而鹿鸣春“一号包房”的幕后主人就是巩天民。巩天民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秘密活动站，是考虑到这里作为上流社会的活动场所，开展地下活动比较安全，而且信息灵通，便于及时和救国会通报情况。为使活动更隐蔽，巩天民等人想出个办法，就是将资助东北义勇军的战线拉长，不在敌区交钱交物，而是找几个可信的商家，通过商家买来棉花等物资运到关里，再在关里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来药品等物质，然后再转交给东北义勇军。这些行动的酝酿与谋划很多都是在鹿鸣春“一号包房”进行的。此外，刘少奇、阎宝航、高崇民、张为先、曹伯刚、赵唯刚等人都曾在“一号包房”从事过革命活动。
巩天民还在友人的资助下，入股志城银行，担任了董事兼总经理。利用这个职位，他任用中共党员燕又新等，掩护革命同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后来，一批留英、美、日的青年学生丁宜、张为先等回到东北，秘密组织情报组织，他们与巩天民建立了联系，巩天民遂成为这条隐蔽战线的主要成员之一。利用志城银行作掩护，巩天民以知名金融家、银行家的社会地位，打入敌占区各行各业，了解日伪的政治、经济情况，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东北敌情材料，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此外，刘仲明出狱后，继续担任医学教授及医院院长等职务，因接触欧美人士的机会非常多，信息较为灵通，凭借在医学界的影响力，他也成为党的东北情报线的重要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