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坚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党的发展建设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5年6月，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即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中共临时中央成立，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纠正和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为树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张国焘向党中央“逼宫”要权的过程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人一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庐山会议上，因为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张闻天被划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文革”期间，张闻天坚持原则、不同流合污，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斗争，随后遭到迫害。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江苏无锡病逝。
纵观张闻天的一生，始终与革命事业、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决定党和红军存亡、前途的关键时刻，他坚持原则和正义，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三次主动让出领导位子；他以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力，顶着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压力，甘愿为毛泽东撑起一片施展雄才大略的蓝天，全力辅佐和促成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形成，并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第一次让位——缘因自觉“不懂军事、作用不大”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也入围政治局常委。重新“洗牌”之后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也是一次特殊的会议。说它“生死攸关”是指它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说它“特殊”是指它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就变更了主要领导人的会议，而且在会上竟还把唯一一位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赶下了台。这在当时真可谓“捅破了天”。然而，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决议却让深受“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之苦的广大红军指战员欢呼雀跃，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束，红军从此不再打哪些被动、牺牲巨大的消耗战了。遵义会议也使党中央逐渐清醒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中国的事情不能依赖外国人，必须得靠中国人自己。而这种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日臻成熟，已经能够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独立处理自己内部事务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
早在1934年9月，自中共上海中央局及其秘密电台遭敌人破坏之后，中共就完全中断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一切联系，直至长征开始以后，也都没有再得到过共产国际的任何信息和指示，已经完全处在了共产国际“指导”的盲区。紧迫的军事形势和面临的北上任务，要求中共尽快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告其红军战略转移的原因，及目前的处境和困难，尤其是要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就世界共产党组织的原则和纪律来说，各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均需要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尤其是重大的问题，必须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而从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角度考虑，长时间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尤其是遵义会议作出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更需要尽快地将此情况向共产国际进行报告和说明。然而，共产国际对中共这一此举会是什么态度，能否接受和认可，中共领导层中每个人的心里都没有底，这个悬念也始终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张闻天也颇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忧虑。
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一直打败仗的阴影始终弥漫和笼罩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心头。对每个红军战士来说，他们就看准了一个理：谁能带领他们打胜仗，就拥护谁来领导。毛泽东等人非常了解广大红军指战员之所想，只有使部队打了胜仗，才能鼓舞士气，也才能消除寄希望于他人帮助的依赖心里。遵义会议后，红军轻装上阵，采取了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改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尤其是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几个漂亮的翻身仗，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重新为红军夺回了战略上的主动权。这期间，毛泽东卓越的政治智慧及军事指挥才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也为他一步步地赢得了全党、全军的信赖和认可，整个形势开始了完全向转好的方向发展。
虽然红军依靠自己的力量使得局面大有好转，但是毛泽东仍从长远的战略考虑提出，眼下应尽快派人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并开展工作，然后再转道去苏联，尽早恢复与共产国际间的一切联系，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同时也及时把中共新领导集体的积极姿态和主动态度传递和展现给共产国际。应该说，毛泽东的想法是具深远的战略考量的。作为党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完全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提议，但是在由谁来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选问题上，他却有着另外的考虑。张闻天认为，遵义会议上已经由他代替博古成为了党的总负责人，暂且不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这一做法认可与否，但对他个人还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由他亲自去苏联给共产国际汇报和说明情况比较合适，毕竟有过“留苏”经历的人与共产国际打交道，是能较易得到共产国际的接受和认可的。张闻天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是从红军的处境来分析的，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军事，虽说自己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对军事“不大懂”，且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已为全党所认可和赞同，因而觉得自己在长征中的“作用”已不是很大。正因为如此，在经过反复思考后，张闻天做出决定：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前往苏联汇报遵义会议情况。
张闻天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大局考虑，提出这一想法，应该说是对党负责任的积极态度。但此想法一出就让毛泽东感到了震惊和不安。他在深深地为张闻天对党的事业一片赤诚之心感动的同时，先向张闻天做了道歉，他说：自己的“犟脾气”一定在哪些地方得罪了你，一定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才使得你有了这样的想法。其他人都可以考虑，唯你张闻天绝对不可以去，我们党不可以一天没有总负责人呀！毛泽东微言大义，谦恭诚恳地劝阻和挽留最终感动了张闻天，使他放弃了只身去苏联的想法。最后经中央研究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两位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同志前往上海，然后再去苏联。
张闻天的第一次“让位”没有实现。
第二次让位——缘因张国焘向党中央“逼宫”要权
1935年6月初，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为统一两个方面军今后的行动，中央初步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鉴于两个方面军之前没有共同合作的历史，且四方面军已呈现出了明显的“强势”姿态，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了两军的行动方针，并且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为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对中央的方针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他表面上同意中央的方针，内心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并私下散布与中央战略方针相违背的政治主张，借以观察和试探中央的态度和反应；另一方面，他多方打探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情况，以给人、送枪等手段离间和拉拢一方面军的干部，还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布和制造与中央的矛盾。当他了解到中央红军在长征损兵折将，只剩下了不足三万人马，已经远远不能与自己的十万之众相比的情况后，终于露出真面目，他开始有目的地向中央发难。
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张国焘不仅明目张胆地向党要权，还要求中央在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大有以四方面军干部来取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架势。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和行为给中央出了一道难题，迫使中央不得不在除了要应对严峻军事斗争形势的同时，还必须对领导机构人事安排重新做调整。当时党中央的构架是：朱德是红军的总司令，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张国焘到底想要哪一个？毛泽东非常了解张国焘的野心：他要的一定是军权。面对张国焘的步步“逼宫”，并不了解张国焘秉性的张闻天有些为难。为了顾全大局，不失掉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形势，避免红军再次陷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更考虑到朱德、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在经过了认真反复地考虑之后，张闻天再次向党中央提出了将自己担任的总书记职务让位给张国焘的想法。想以此来“成全”张国焘，达到使得他的行为能够有所收敛之目的。张闻天谦让的态度是诚恳的，但他缺乏对张国焘深入的了解，他的这一举动又一次让毛泽东感到了不妥。
毛泽东对张闻天晓以利害：长征中，红军没有根据地的依托，完全是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中央也是随方面军行动的。一般情况下，党的总书记在哪里，就意味着中央在哪里，因为总书记有随时召集中央会议的权力。如果让张国焘成为了党的总书记，他就是合法的中央负责人了，那给党和红军造成危害将是难以预料的。而且应对张国焘，如果一味地适应和满足他的要求，那他会变本加厉、欲壑难填，不会有任何的收敛。所以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慎之又慎。
事实上，张国焘根本就看不上总书记这个职务。正如毛泽东所料：他想要的是枪杆子，以及用枪杆子来指挥党的力量。面对拥兵自重的张国焘，毛泽东的底线是：只要不让给他总书记职位，什么要求都可以商量。张国焘心里也非常地清楚，朱德总司令的职务是不好要的，也是要不来的，唯一能要到手的就是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了，因为总政委有在军事指挥上的最后决断权，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样既可保全他不与朱德争总司令职位的面子，又达到了他要夺取红军指挥大权的真正目的。在张国焘看来，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正是他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
后来，中央在对人事安排上作出了很大的让步，除了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位给张国焘之外，还在政治局中增加了四方面军的干部数量。在守住了基本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张国焘的要求。毛泽东后来说，中央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属无奈，好在他看不上总书记这个职务，中央也乐得如此作罢。但如果当时真的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那张后来成立的“第二中央”就合法化了，由此而带来的麻烦可就真大了，再要纠正过来就很难了。如果共产国际再予以了承认，那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不可收拾了，好在没有出现这样的结局。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是不会就此满足的。为防止张国焘再横生枝节，8月3日，中央决定将一、四两个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为了防止四方军不听指挥，党中央对两方面军的部队建制做了调整，部队的指挥干部进行交叉任职，以牵制张国焘。左路军由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由总政委张国焘、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一、三、四、三十军组成，由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9月11日后，右路军由周恩来指挥），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在看到张国焘不愿意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之后，8月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中央在张国焘问题上作出了如此的努力，但终究未能挽救他，以至于他擅自令左路军及右路军中的四、三十军南下，还要用武力来“解决”中央。危急之时，中央不得不率领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令其北上。由于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张国焘不但不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而且于10月5日成立了“第二中央”，完全站在了党的对立面上，把四方面军带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一年后，由于损失惨重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觉悟和朱德、刘伯承的抗争，加之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对其进行批评，迫使张国焘放弃自己的主张，率领四方面军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张国焘向党要权，使得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去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想对策应对，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和张国焘斗争的这一个时期是自己一生中最昏暗的时期，足见当年斗争的艰难和复杂。第三次让位——缘因举贤、让贤
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指挥才能赢得了全党共识和支持，但其在党内合法领导地位的确立还有一个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就是要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和认可。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此时党中央仍然没有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长期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种种担忧一直困扰着中共领导人。就在张闻天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考虑以什么方式和途径再派人去苏联时，共产国际先期派出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携带着电台密码和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经外蒙古穿过茫茫戈壁于年底来到了陕北。张浩的到来接上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陈云也在张浩到陕北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并及时地将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的情况详尽如实地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了解到，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及被迫长征的正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时，对中共能够及时地纠正错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基本认可之后，为进一步增进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共随之加强了与共产国际间更为积极主动的沟通和联系，张闻天经常地派人去苏联，向共产国际请示汇报工作。这期间，中共也从共产国际获得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和实际的帮助。由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使得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力迅速地提升，极大地促成了他在中共党内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后，迅速对日作战。中共的做法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然而好景不长，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良好领导关系”因王明的到来而彻底改变。1937年底，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不仅对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手划脚，提出要中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甚至放弃在统一战线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力量的领导权。在了解到王明的这些行为后，1938年8月，共产国际派王稼祥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的指示，特别是季米特洛夫的一段原话：“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共产国际的态度给王明当头一棒，迫于共产国际指示的压力，王明收敛了自己的行为。至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再一次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经过王明一事，张闻天认为共产国际虽然已经完全认可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但职务并未明确，而总书记的头衔仍挂在自己身上显然已经不合适了，现在由毛泽东来接替党的总书记职务，不仅是众望所归，时机也已成熟。于是在会议期间，他主动诚恳地向中央提出：自己不能再占总书记这个位子了，到了该让位给毛泽东的时候了。但是，毛泽东和前两次一样，没有接受张闻天的提议。他认为张闻天作风民主，能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更有利于工作，以“暂不议此事为好”为托辞，搁置了张闻天的请求。
应该说张闻天的这一次让位，与前两次相比，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前两次的让位是在没有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不知道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而这一次则是在共产国际肯定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核心的情况下，应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和担忧了。但毛泽东仍然没有接受张闻天的辞求，这让张闻天不得其解。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对张闻天坦诚布公：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这个功应该记在张闻天的身上，他不争权争名的高风亮节和民主作风，是得到了党内高度赞扬的，他为党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全党同志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要由自己来取代张闻天仍感不妥，他觉得还是由张闻天继续当总书记比较好。毛泽东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总书记职务还是应该继续由你来担任。
毛泽东的态度愈发使张闻天觉得感动，但是从党今后发展考虑，他感觉如果再不“移交”总书记职务就会影响到全党工作，以及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作用的发挥。因此在会后，张闻天加快了实际“移交”的步伐，他不仅将工作逐步向毛泽东移交，而且连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地点也由他居住的窑洞转移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全力促成从形式到内容上毛泽东在支撑全党工作局面态势的形成。之后，张闻天又主动将自己置于次要和服从的位置，全力来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党的工作。虽然名义上没有正式交接，但已完成了实质上的交接。对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为了搞好整风运动，进而统一全党的思想，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中央宣传、组织委员会，推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等职。不久，中共又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的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特别是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次会议上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张闻天则被选为了政治局委员。至此，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号领袖，以他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已正式形成。张闻天在推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