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跃农
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和马英九二人分别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面。习近平在会面致辞中说，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习近平说，“海峡隔不断兄弟亲情，挡不住同胞对家乡故土的思念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同胞亲情的力量终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冲开了两岸封锁的大门”。习近平在随后与马英九的闭门会谈中再次说，“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两岸同胞绝不会答应。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的意志坚如磐石，态度始终如一”。
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世纪会面不禁让我们回忆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和蒋经国的海峡“对话”。邓小平曾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
邓小平对美国记者讲的这三条理由，在当时，蒋经国对前两条不会持不同意见，对于第三条统一的方式，蒋经国并没有认为是不可能的。对于蒋经国，邓小平认为他最终是可以做爱国者的。邓小平说，“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归回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
蒋氏父子从未放弃“一个中国”原则
海峡两岸关系在毛泽东、蒋介石主政后期开始出现趋缓的迹象。特别是祖国大陆军舰直穿台湾海峡，急赴南海打响西沙战役时，蒋介石按兵不动，没有出兵拦载大陆军舰。要知道当时两岸依然处于炮击阶段，军事对峙剑拔弩张。然而，在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上，两岸领导人在紧张状态中可以做到默契。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确定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办。
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主导时代，两岸关系最终没有明朗地向和缓方向发展，但是已经出现了趋缓的迹象。1973年，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他主持。邓小平立即宣布北京准备好可以跟台湾直接谈判统一问题，他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和平方式”。当时，留在大陆的多位国民党元老透过公开和不公开的渠道，向蒋家父子传递党中央的意图。毛泽东也在对外的活动中，明确表明他的态度。197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说，香港回归，祖国统一，看来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他指指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这个问题交给年轻人去解决吧。1975年，邓小平下令释放大批国民党战犯，其中有300人是被关押了25年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大陆方面还宣布将会有10位人士取道香港回到台湾。
相较于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一代人，邓小平和蒋经国当年的“年轻人”到了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和蒋经国成了两岸的对话人。1977年夏，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邓小平在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1978年5月，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此时，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和缓气氛渐渐蔓延，两岸开始对走向和平有了思考和动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会议公报中，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来代替“解放台湾”的一贯措词。但是，当时大陆方面的这一重大转变没有引起蒋经国的足够重视。
其实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已经谈到了新时期对台工作方针政策的要点，其中包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的最主要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平统一”的有关设想渐趋丰满。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的和平统一政策。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表示，“解放台湾”不是惟一办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时，会见全体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对祖国统一作了重要号召。他说：“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现在，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我们希望同台湾当局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宝贵贡献。”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把“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列为我们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建议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的谈话，宣布九条对台方针，是我党和政府“和平统一”对台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九条方针政策包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议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这些基本奠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见海外人士的谈话中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概念，引起海内外的高度重视。
胡耀邦诚意相邀14位台湾高层人士来大陆
1981年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主张实现两党和谈与合作的呼声达到了高潮。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盛况空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胡耀邦诚恳而激动，他说：“现在我们提出的建议，对于台湾方面没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台湾方面还有不放心的问题，也不妨在双方谈判中提出来研究解决。由于长期隔阂而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触、不交谈，怎么能消除隔阂，建立互信呢？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难题，还要让彼此的力量在对峙中互相抵消，我们将何以上对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先烈，下对海峡两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孙后世呢？共产党决不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回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永远不会再重复。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台湾当局，不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莹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树高千丈，落叶归根。难道蒋经国先生就没有故乡之情？就不想把蒋介石先生的灵柩迁移到奉化蒋氏墓地来？”胡耀邦严肃地说：“我今天愿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先生、孙运璇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淦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邀请台湾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这对于蒋经国等先生和台湾各界同胞会有什么损失呢？外援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最可靠、最有力的还是本国10亿人的爱国大团结。唯自助者天助之。自毁长城的人，无论高唱什么不现实的口号，任何人也无法帮助他转危为安，化丕当泰。我们如果能够互相谅解，互相尊重，长期合作，风雨同舟，使我数千年文明古国真正昂首阔步于世界，中山先生必当含笑于九泉。中山先生生前号召‘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大声疾呼‘和平，奋斗，兴中国’呢？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传业，系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让我们学习中山先生的遗训，‘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携起手来，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新历史而共同奋斗！”
这是中共方面再次向国民党发出的重要和解信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胡耀邦的讲话向全世界作了特别报道。而胡耀邦公开邀请的14位台湾高层人士当时的身份是：蒋经国——国民党主席、“总统”，谢东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副总统”，孙运璇——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长”，蒋彦士——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高魁元——国民党中央常委、“国防部长”，蒋纬国——“国防部联勤总司令”，林洋港——国民党中央常委、台湾省“主席”，宋美龄—一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私立辅仁大学董事长，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张群——“总统府”资政，何应钦——“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立夫——“总统府”资政，黄杰——“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张学良——著名爱国将领。
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赞誉。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称之为“天才的创造”、“令人神往的构想”。美国一家著名的智囊机构评价其是“20世纪世界战略史上从来没有攀登过的新高峰”。与此对应，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岸关系的走向上，蒋经国总体上是被动的。蒋经国认为他首要的任务是防卫台湾，之后是“反攻大陆”。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统一方针相对抗。对此，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我们不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台湾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来统一大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谈上合作，相互容纳，台湾保持台湾的制度，大陆保持大陆的制度，这样就不会发生你吃我，我吃你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不现实，不可能，那就只有用武力，我们现在不采取这个方法，目的是让我们民族统一起来，着眼于民族利益。同样，企图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是不可取的。”
1982年，蒋经国因为糖尿病引发视力减弱，住进了“荣民总医院”，接受视网膜手术。住院期间，刘少康办公室建议准许中国大陆代表队到台北参加世界杯女子垒球锦标赛。虽然后来北京没有派队参加，但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的章孝严说，虽然没有接触成功，以后还有机会。直到1983年，蒋经国看到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结合，“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
邓小平和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蒋经国始终寄予某种信任，毕竟是兄弟嘛，过去的“豆萁相煎”，完全可以是过去的事，“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就是兄弟情。邓小平1984年讲“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讲这话时，邓小平针对的就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因为只要台湾领导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平统一终究是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蒋经国是邓小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邓小平16岁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之一。因遭法国政府迫害，于1926年1月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蒋经国比邓小平先到中山大学一个月，当时只有15岁。中山大学是一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学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共济一堂。学校设有国民党特别党部，蒋经国是学校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专门负责墙报稿件的组织、编辑与出版事宜。在蒋经国的建议下，墙报以《中国革命与我们的任务》为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材料。其中大部分材料是共产党人提供的。邓小平经常给蒋经国编辑的墙报写稿，讲述他在法国的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邓小平的文章一般都是短小精悍的，观点鲜明，蒋经国很是欣赏，常放在头条刊发。直到80年代，邓小平还记得当年有两个国民党同学是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冯玉祥长女），一个是蒋经国，都是只有15岁。邓小平和蒋经国不在一个班上，廖承志与蒋经国同班。邓小平相信蒋经国能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且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随着大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蒋经国一定会调整对大陆的政策。
“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
1982年7月初．蒋经国在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很快，中共方面就对文章作出了反应。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这封信情真意切、文采斐然。廖承志写信的做法是邓小平的授意，经与当时中共对台工作小组组长邓颖超一起具体谋划，商量确定信的主旨和遣词。廖承志的公开信发表后，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蒋经国读到此信，自然会想起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廖承志、邓小平等人的同窗之谊。
1983年6月23日，邓小平亲切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美国新泽西洲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他说：“你们今年三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这次会见是一次公开的隔海传话。邓小平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邓小平指出，“一个中国”这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邓小平再次对蒋经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直接回应，他说“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邓小平希望蒋经国消除顾虑，他说：“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邓小平在谈话中直接点醒蒋经国：实现统一，蒋氏父子才功德圆满。他说：“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从1981年到1985年，所有对台工作的重要报告邓小平都亲自批阅，很多与台湾特别是与蒋经国有关系的海内外重要客人来访，邓小平都亲自接见，设宴招待。
1981年春节，邓小平设宴招待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陈香梅不只是中美两国间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海峡两岸联系的重要人物，她是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外甥女，又与蒋家有很深的渊源，与蒋经国当政的国民党台湾当局有特殊关系。美国总统里根选中她做特使到中国访问，叫她带一封私信给邓小平。陈香梅一到北京，邓小平即设宴招待她，并请廖承志夫妇作陪。这顿饭的意义不一般，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对陈香梅说：“你来京以前我就对你舅舅说，他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要得。”席间，邓小平与廖承志开玩笑，十分轻松自在，这使陈香梅感动不已。邓小平和廖承志把陈香梅当同胞、当自己人看，使陈香梅感到回家的温暖，邓、廖二公的笑谈令陈香梅意识到，这是她可以向海峡对岸的蒋经国传递“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意。果然不久之后，陈香梅到台湾向蒋经国建议台湾开放，准许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蒋经国回答说：此事牵涉很大。不过我认为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后来陈香梅又回到北京，向邓小平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方面的考虑是积极的。之后，陈香梅多次在海峡两岸中共高层和蒋经国之间奔波传话，对海峡两岸开展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静水流急，蒋经国不会无动于衷
蒋经国清楚，廖承志公开信的背后是邓小平，是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公开作答复是避免不了的事。在蒋经国的授意之下，台湾当局让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她阐述了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这封信的语气表明宋美龄仍纠葛在国民党失败情绪中难以自拔。实际上蒋经国的“三不政策”只是说给那些国民党顽固分子听的，他确实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因为他的密使已经悄悄启程赶赴北京，开始了海峡两岸的高层秘密接触。
蒋经国的密使就是沈诚。至1986年10月，沈诚以香港商人、黄埔第17期毕业生的身份，三度北上。沈诚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深得蒋经国信任。在最后一次前往北京时，他得到了蒋经国的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在大陆，他得到了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再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3月14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沈诚，并提出中共中央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于当晚通过香港渠道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邓小平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1987年3月19日，沈诚经香港飞抵台北，将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同时还把《香港基本法》带给台湾当局，希望他们看看，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对台湾还可以更加变通的，尽可以提出来。
几经接触下来，蒋经国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较为明确的了解，随着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想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邓小平数次隔海传话后愈发强烈。在这次沈诚赴京返回台湾六天之后，在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后，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在慈湖书房召见了沈诚。他对沈诚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当然，事情并不简单。“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蒋经国顿了顿，又接着说，“真正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以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并于7月14曰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对大陆做适度的“开放”。11月2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说：“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全体同志，贯彻到底。”前一个坚决显然是表面文章，坚决反对“台独”却是真的。蒋经国于12月7日约见沈诚告知“下一拨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做决定”。显然这是对杨尚昆密函的答复，要沈诚向北京传话。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呼之欲出。
80年代中后期，海峡两岸的气氛相当和缓了，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病逝。他的死使极有希望的，实际上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长叹。在蒋经国去世当天，中共中央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蒋经国逝世：“谅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唁文尽管只有39个字，但含义极为丰富。是近40年来，两岸隔绝敌对状态之下，共产党对国民党首次平和直接的反应，也是以党与党之间对等地位为出发点作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