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德风
1956年10月29日，时任55军政委的王振乾将军写了一篇《对陈明仁军长工作情况》的报告，由军区党委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20日，中央军委转发各部队遵照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示如下：
各同志阅，退彭德怀同志。
转发各军区、各军事学校以及有同样统战问题的军或师的党委阅读，加以讨论、仿照办理，认真解决团结党外军人问题。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三日
转发《55军政治委员王振乾同志关于陈明仁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及主席对该报告的批语》：
总部各部、各军区、志愿军、各军（兵）种、总参各部、各院校：
兹将55军政治委员王振乾同志关于陈明仁的工作情况报告和主席对该报告的批语转发如下，望遵照主席指示执行。
军委
1956年11月20日
附：王振乾同志的报告。
王振乾，1914年生于奉天（今沈阳）。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进入东北大学学习。“西安事变”后，党组织派他到东北军组建抗日先锋队第二支队，并担任政治领导。而后又调任中共东北军第57军工委负责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王振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科长、东北军第111师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拉法线小组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首席代表、辽吉军区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50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第四野战军53军政委、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44军政委、55军政委、中共广州军区党委委员。1955年，王振乾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三机部”（即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党委委员；“文革”后，任北京航空学院书记、“三机部”副部长。
王振乾将军在长期复杂的学运和兵运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这些经历在他从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的位置离休后，先后撰写的《东北挺进纵队》、《长春起义纪实》、《从长沙起义到二十一兵团》、《回忆罗荣桓元帅》、《忆陶铸》、《东北大学史稿》等300余万字的著作中都有记载。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他如何促成东北军111师起义，改造“滇军”、“湘军”等上层军官的经历。在王振乾将军戎马生涯的大多时间中，是与起义部队和上层军官打交道的。
帮助东北军111师投向党组织
“西安事变”前夕，燕京大学学生王汝梅（即黄华）到东北大学找王振乾。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的王振乾在“东北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工作。黄华向他交代任务：组织上决定派你陪顾颉刚（历史学家、爱国志士）等人去西安，把他们介绍给张学良将军。“张学良是东北大学校长，你的原籍也是东北，和张学良是老乡，再加上今年二月宋哲元镇压东北大学学生运动时，你是张学良将军保释出来的‘要犯’之一，因此能较方便地见到张学良将军。再者你和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是汇文的同学，因而党组织决定派你去西安完成这个任务。”黄华告诉王振乾：“到西安后可以和宋黎同志接上组织关系。”
王振乾陪同顾颉刚秘密从北京来到西安。在王振乾和顾颉刚来到西安的这段时间，张学良正在研读宋史，顾颉刚便以讲宋史为名，向张学良灌输“促蒋抗日”的思想，劝说张学良要学民族英雄岳飞，要吸取岳飞抗金失败的教训，争取全面抗战，不要孤军作战和孤注一掷；力量要集中，不要抵消，准备要充分，不要轻举妄动，争取做成功的民族英雄。顾颉刚走后，张学良曾在金家巷一号楼找王振乾谈话。张学良把被动“剿共”到联共抗日的想法告诉了王振乾，并希望他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东北大学的同学。因为张学良知道在被捕的44个学生中，王振乾是其中的领导者。王振乾还将东大救亡运动的情况向张学良作了汇报，询问他东大西迁的问题。张学良一再表示要回到学校向同学们表达他是真心抗日的，他的誓言是：“决心永不变，一定以事实回答大家。”后来，张学良用他的实际行动兑现了他的诺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并采取分散东北军力量的策略，使东北军驻地分散，不相统属。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军中组织地下工作委员会，以便开展工作。王振乾与张苏平经党组织安排，打入57军组织地下工委。
57军下辖4个师，军长贪污腐化，不思抗日。而该军111师师长常恩多是位抗战爱国的正直军官。他曾率全师参加过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和后来的台儿庄战役。在常恩多师长内心深处始终有个愿望，就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东北军地下工委会遵照周恩来指示，派出地下党员深入东北军各部队，了解新形势下新情况，以便正确有力地开展工作。一天，地下工委的王再天秘密来到常恩多住地。常恩多知道王再天的身份，所以请求他引荐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认识。不久，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会见了常恩多。常恩多就诚恳地向王再天提出：“介绍个共产党员给我做秘书吧。”经过组织考虑，王维平（王振乾当时的化名）被派去作了常恩多的秘书。
王振乾与常恩多很投缘，常恩多向王振乾表达了自己的苦恼。他说：“张汉公八项主张不能实现，当个师长有什么光荣？看现在中央政府的这种做法还是不让咱们抗日。当个不抗日的师长有什么劲？我情愿被缩编掉当个老百姓，集合真正的中华民族有志之士，组成一支抗日义勇军，回东北去打鬼子救中国，不比当个不抗日、受洋罪的师长强得多！”王振乾耐心地劝说常恩多，让他坚守岗位，争取掌握这支武装力量，为抗战做出贡献。王振乾以111师部为基地，侧重做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
1937年9月下旬，常恩多派王振乾前往南京，设法向周恩来了解张学良的近况。周恩来给常恩多捎来一封信，王振乾离开南京时唯恐信在搜查时被发现，便把信藏在绑腿里面，顺利地回到了南通。周恩来在信的结尾写道：“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常恩多得之反复吟诵，不忍释手。不久，常恩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一名“特别党员”。后来，在他的领导下，对57军军长投降日军的行为进行了“锄奸运动”，以后又举行了“八三起义”，彻底使东北军111师成为我党领导的新111师。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东北挺进纵队”（即38军的前身），最先从山东开赴到东北战场。
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
1948年11月25日，沈阳宣告解放。辽北军区政治部刚进城，就接受了教育起义蒋军的工作。东北军区政委罗荣桓找王振乾谈话。他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我四野部队攻克沈阳、解放东北的前后，各野战军在华北、中原、西北各战场上都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将迅速入关作战，解放全中国。中央考虑长春起义的60军绝大多数是云南人，准备将国民党60军改编为我人民解放军第50军。由原军长曾泽生任军长，派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徐文烈（云南人）同志任政治委员。现在这支部队虽然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但很多人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还是旧的，不少人有思想顾虑，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加上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的破坏捣乱，思想比较混乱。军区考虑你在山东时，做过团结改造原东北军111师起义部队的工作，具有改造旧部队的经验，决定派你去这个军任政治部主任，协助徐文烈同志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好起义将领和全体官兵，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王振乾表示服从组织决定。1月29日，50军在驻地吉林九台隆重举行了授名典礼。这一天，全军各师及军直均派代表参加。军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主持大会，他讲述了大会的意义后，接着进行庄严的授名式。
60军虽然起义了，但其本身所受到的反动影响是不能在短时间内自行消除的。比如起义官兵的思想仍然很混乱。由于少数特务分子和个别反对起义的人的破坏，起义部队在政治立场上还不坚定，至于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就更模糊了。面对部队这种复杂情况，身为政治部主任的王振乾为了更好落实罗荣桓政委关于“彻底改造和摧毁其过去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和旧军队的各种制度”的指示精神，在连以上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大力培养典型。为了增强教育效果，军、师、文工团队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等歌剧，《革命报》刊发教育专刊，搞典型报道，发到连队。这些对启发战士的阶级觉悟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以士兵为主体的，反封建军阀制度的民主运动。开展以控诉阶级苦、民族苦为主要内容的诉苦运动的“三个运动”、“三个教育”。三个运动属于改造性质，三个教育属于建设性质。有破有立，破立结合。概括来说就是抓了“两个一致”，即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在内部联系上，通过控诉军阀制度，揭露军官打骂、酷刑、枪杀等压迫残害士兵的种种罪行，通过进行两种军队的对比，摧毁了军官欺压士兵的不平等的制度，士兵从而获得了民主权利，政治上翻了身，由奴隶变成了主人。对于上层军官，政治工作人员从思想上统一认识，视起义就是有功，就是爱国行动，视上层将领为爱国将领，抛弃前嫌，本着爱国不分先后，革命不分早晚的原则，以诚相见，平等共事并主动接近团结他们，经常同他们谈心交换意见。
在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整顿下，50军基本抛弃了旧军阀旧社会的流毒，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新风貌。接着这支军队在解放战争赴鄂川作战中及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屡立战功。起义官兵赢得了为人民服务的殊荣。有些人成长为解放军的各级指挥员，有些人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三大运动”改造21兵团
1949年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两位将军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国共和平协定”八条24款，率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起义，发表了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立即回电嘉勉，对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这一义举予以高度的赞扬和评价。8月5日下午3时，我胜利大军进驻长沙。8月下旬，毛泽东邀请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50年元旦，王振乾从50军政治部调回武汉。中南军区分配他到湖南任21兵团53军政委。陶铸向他介绍了21兵团的情况，并让他汇报改造50军的基本经验。陶铸认为基本上可以适用于改造21兵团。王振乾随即动身赶到长沙。
王振乾到任后，对21兵团的整训坚持将民主运动、土改运动、自我改造等三大运动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均衡发展。应该说三大运动的教育成果非常大，它使官兵看到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是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民主革命要解决的基本内容，从而帮助他们了解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反对军阀制度和进行民主教育，使他们了解到官兵矛盾的实质是社会矛盾在旧军队里的反映；自我教育是改造世界观的基本方法。这三个教育是属于改造旧军队性质的教育，使之尽快成为我党的一支人民军队。
1956年10月29日，当时作为55军政委的王振乾写了一个《对陈明仁军长工作情况》的报告，由军区党委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11月15日，毛泽东做了重要批示。20日，中央军委转发批示要求各部队遵照执行。
王振乾将军戎马生涯几十载，多半时间是在做改造旧军队和上层军官统战工作，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经验已载入史册，对记载和研究我军军史及中共统战史都很有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