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雷
“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于1971年9月24日被捕，1981年1月25日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1年9月，吴法宪获允“保外就医”，被遣送到济南市七里山小区与家人同住，后转入历下区山东省委第一干休所闲居。从那时起，吴法宪在没有任何资料可查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己的记忆，开始撰写回忆录。每天想起点，就写点；想到哪，就记到哪。终于在2004年10月病故前，写出了80余万字的《吴法宪回忆录》（该书2006年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开进江西省永丰县。那年，家住龙岗区君埠墟大安村的吴法宪刚好15岁。由于他7岁时被一生务农的父亲送进村上的私塾念了5年，后又去邻村小学就读2年，有文化，所以土地革命一起来，他就被村苏维埃主席许泰仁任命为儿童团长。这年底，国民党调集1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12月中旬，敌18师突进到距大安村仅20里地域。战斗打响后，吴法宪奉命带领儿童团员抬着30多付担架，轮番从战场往村里运送伤员，共抬回100多名红军指战员。这天晚上，他听村干部说：“咱们队伍打了大胜仗，不仅消灭了国民党大部队，而且还活捉了敌师长张辉赞。”随后几天，吴法宪又奉命带领儿童团员返回前线，协助打扫战场，掩埋烈士遗体。由于战地表现突出，吴法宪被火线批准加入共青团。战后，为就地补充红军战斗减员，村苏维埃在村里搭起台子开大会，号召年轻人积极参军。吴法宪当场跳上台，报名要跟红军走，尾随其后的有16人。
晚上，听说儿子要离家参军，父亲十分支持，母亲却没言语，只有奶奶嚎啕大哭。因为吴法宪是家中长子，打小由奶奶一手带大，老人舍不得。最终，还是父亲将儿子一把推出家门。
1933年，吴法宪第一次收到家信，得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占领了他的家乡，将全村“红属”的房子、粮食和衣物统统烧光，并把各家老小驱赶进大山，意欲将这些人逼上死路。没两年光景，吴法宪家人就一个跟着一个被饥饿、严寒和疾病夺走了性命，7口之家仅剩吴法宪父亲一人。他冒险钻出深山，回到村边搭起一座简易草棚，顽强度日，企盼儿子能早一天跟随红军打回来，报仇伸冤。谁知，屋漏偏遭连夜雨。一天，暴雨滂沱，山洪又将草棚冲走。从此，老人流落荒野，靠乞讨度日。但他不敢远走，便靠讨来的5元钱，重回家乡君埠墟街头，蹲摊卖烟沫，守候着自己的期盼。
得知家里情况，吴法宪很想给父亲回信，但又怕老爹再遭受“红属”牵连；加之那时部队每天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即使给老人写了信，他也无法托人回信，所以只好打消了动笔的念头。
1940年秋，已任苏北地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淮海区专员的吴法宪，以为当下国共合作，自己兼任的“专员”头衔也算得上是“国府”公职人员，即便敌人知道身为共产党的儿子给父亲写了信，也不会拿老人怎么样，便从盐城给父亲寄出家书。不料，信寄到家乡，却落到国统区当局手里，敌人据此又把吴法宪父亲抓进监狱，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消息传出，族亲们很是同情，大家凑足20元保费，几经疏通，才将老人赎出大狱。出来后，由于不知道儿子通信地址，父子联系再次中断。
1949年春，身为四野13兵团副政委的吴法宪听说家乡已解放，马上在广西南宁给父亲发出一封信，随后就收到了回信。得知父亲还活着，吴法宪甚为高兴。转年6月，他向四野首长告假，打算去江西把父亲接出来，让孤苦伶仃的老人跟着自己。但四野首长考虑当时战事要紧，故未准假。不久，吴法宪便收到老家堂弟吴臣贤的来信，说老人在几天前因染痢疾已去世，是堂弟带人用一领草席将老人送走的。吴法宪闻讯大哭。痛定思痛，他只能用“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来宽慰自己。
事后，吴法宪因部队当时实行供给制，手头没钱，只好收下经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来的280元救济款。他把钱寄回江西，拜求堂弟吴臣贤买棺材、刻石碑，重新安葬父亲。余下的钱，还了老人生前所欠邻里。
二
“九一三”事件后，人们都习惯说吴法宪是林彪的“五虎上将”，言指他是东北“四野”的。但事实上，早在红军时期，吴法宪所在部队就归林彪统率，而那时吴法宪是干事，林彪是军团长。
1933年5月，红军在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后，不失时机地在江西藤田进行了整编，吴法宪所在的红22军被编入林彪红一军团。就是在这次整编中，吴法宪原来所在的红22军64师被编为红一军团2师6团。原师长改任团长，原师政委改任团政委，以此类推，吴法宪也由原师政治部青年科长改任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因在此次整编中表现突出，吴法宪被转为中共党员。
1945年9月底，中央电令新四军总部，命黄克诚3师编足3.5万人急赴东北。当时，3师领导除黄克诚师长外，仅剩司令部参谋长洪学智和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三人岂敢怠慢，随即带领部队踏上征程。
与此同时，林彪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东北自治军司令员，先期赶到辽宁。12月，梁兴初率山东第一师最先到达辽西兴城。很快，林彪又在辽西江家屯等来了黄克诚部队。自1941年在太行山分手算起，转眼已是5年。此时的吴法宪，已是新四军3师唯一一位负责全面政治工作的首长。两支部队的抵达，初步完成了党中央“抢占东北”的第一步战略任务。
这时，国民党部队也已抵进东北。他们凭借美式装备，长驱直入，气焰嚣张。在延安的党中央电令林彪，要与来势汹汹的敌人在锦州地区展开一场大决战。对此，林彪通过对部队的观察了解，向军委发出电报，提出不同意见：“部队武器弹药不足，经长途奔袭，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另外，从总部至各级缺少地图，对地貌不了解，通讯联络不畅。再有，群众尚未发动，土匪甚多，无法迂回对敌实施包围。最好是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日后再选弱点突击。眼下，不可轻易求战。”此意见随即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林彪的“抗命”之举，在两年后的1947年5月，曾被陈云在写给高岗的信中评价说：“初来东北，林总避免与敌在锦州决战，后来又成功指挥我军从四平撤退，可以说是他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贡献，如果在这两件事情上当时选择错了，东北就很难有以后的好局面。”
三
1942年秋末冬初，曰寇向我苏北抗日根据地发起第二次“扫荡”。这时，吴法宪已是新四军3师政治主任，刚刚完婚。爱人陈绥昕，于1940年在上海女子中学秘密入党，第二年即受组织派遣，到苏北新四军所辖的抗日军政大学5分校学习，后留校工作。没多久，新四军总部将5分校划给3师管理，吴法宪由此与陈绥听相识，并结为连理。
眼见反“扫荡”即将开始，家属随部队行动不便，特别是3师张爱萍副师长妻子李又兰和部队驻地盐阜行署专员曹荻秋的爱人汪云均已怀孕，黄克诚师长便找吴法宪商量，想让陈绥昕陪同两位领导爱人回上海老家暂避战乱，以保孩子平安。吴法宪爽快地同意了。
几天后，陈绥听即带两位大姐从盐东登上渔船，同行的还有3师卫生部洪振声科长和盐阜行署公务员李义。经过3天颠簸，一行人安全抵达上海。见女儿突然到家，陈母亲特别高兴。然而，同时进屋的5个人，顿时又叫老人犯了难：屋小，怎能住得下？于是，老人叫3个女人住家里，吩咐儿子陈耕听带两位男客去住店。
不料，第三天一大早，陈耕昕突然气喘吁吁地闯回家，神色慌张地冲着妹妹说：“你带回的那两位男士昨晚一宿没回客栈，我怕出事才赶来通知你。”陈绥听和两位大姐迅速从被窝里爬出，也没顾上披外衣，便商议要不要马上转移。陈母闻此，似乎受到惊吓，顷刻间慌了神，眼睛发直，嘴里不停地叨叨着什么。见此，陈耕昕灵机一动，说：“大家先别慌，我有个同学在警局做事，估计从他那儿能打探出我们人的消息。”
果真如此。原来新四军1师曾在上海设置了一个地下机关，负责为部队采购物资。但这个“点”刚被敌人破坏，洪振声科长到上海后第二天上午就领着李义找到那里，结果被守株待兔的特务抓走。在警局，两人坚称是买卖人，到那里是为了和那里的老板谈生意。得知这个情况，陈耕听当即送钱拜托老同学尽可能营救自己的朋友。
就在大家忐忑不安地等待下文时，同样怀有身孕的黄克诚师长爱人唐棣华也从苏北来到陈绥昕家。恰在此时，陈耕听接到老同学回话，说你的二位朋友已被我们放了。接着，我党地工也通知陈耕昕：我们的人被放后，怕有特务盯梢，已分头返回苏北。同时，让陈耕昕转告那几位大姐，尽管放心呆在上海，今后有什么事可找他们，切不可随意离开住处。
虽是虚惊一场，但陈母却因此被吓出了精神病。那以后，老人家夜里不睡觉，不是抽烟，就是叨叨。全国解放后，吴法宪把岳母接到北京治病，但怎么也没治好。3年后，老人离开人世。
四
1948年10月28日，“东总”电令二纵司令员刘震和此时已升任二纵政委的吴法宪，即刻率部队挺进沈阳，并按时与长春过来的一纵汇合，准备攻取东北中心城市，结束辽沈战役。
部队一上路，就碰到了“东总”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他们乘吉普车行色匆匆，准备赶到部队前面去指挥沈阳歼灭战。在路边，林彪特意向刘震和吴法宪强调：部队抵进沈阳外围，要先切断苏家屯通往鞍山、营口方向的交通，以防敌人从海上逃跑，然后再等待总部攻击命令。兵贵神速。经过两天三夜急行军，二纵准时到达预定地域，并做好了大战前的一切准备。
11月1日晨，总攻开始。二纵3个师首先集中炮火轰击敌人防御工事。打开突破口后，部队分兵八路向市中心攻击前进，先占铁路西站，后取铁西区，继而横扫市中心和平区，再转向东北方，迅速占领了老城和故宫。一路风卷残云，接着向北插，很快与一纵和东北独立师汇合。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沈阳即告解放。此役，我军共歼守敌13.4万人，仅二纵就俘敌4万多。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拿下沈阳，二纵仅在城内住了一宿，第二天便奉命留少数官兵看守仓库，大部队均撤到苏家屯一线驻扎，城内统统交由卫戍部队维持秩序。谁知，这期间，发生了留守在城里的部队偷盗仓库物资事件，结果让时任二纵党委书记的吴法宪犯下了他自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个大错误。当时，按规定看守部队无权动用库存物资。这个权力，仅归陶铸任主任的阳市军管会所有。但是，二纵官兵看到仓库里有那么多好东西一时红了眼，武器、弹药、车辆不敢动，便往外倒腾吃的和穿的，仅弄到的面粉和罐头就堆集如山，事后部队没吃了，入关时还拉走许多。偷出的被装品人人有份，全纵队六七万人，每人分到一件毛衣或衬衣，一条皮带和一双皮鞋。吴法宪知道手下人违犯了战场纪律，但从本位主义出发，认为事已出了，不好再说什么，表面佯装不知，心里也很忐忑。
1949年1月底的一天，东北野战军借战后整训召开了9币以上干部会。这时，吴法宪才在会上代表二纵党委说出部队在沈阳发生的事，并作了深刻检讨。此话一出，会场哗然。在场的林彪反倒显得十分平静，只是目不转睛地瞪着吴法宪，一言没发。罗荣桓政委冷脸问：“胖子，问题早已发生，为什么到现在你才讲？”吴法宪怯怯道：“当时，我没敢说。”罗荣桓极其生气地指责道：“亏你还是纵队党委书记，又主抓部队政治工作，看我怎么收拾你，听候处理吧！”会后，吴法宪的检讨被全文刊登在“东野”的报纸上。就在吴法宪等待领受处分时，二纵因急于南下，去执行解放中南的任务，此事竟意外地不了了之了。吴法宪由此躲过一劫。
五
1950年5月，中央军委分别调黄永胜任13兵团司令，吴法宪任政委，拟率38、39、40、43军赴朝鲜作战。当时，由于吴法宪在南宁有工作一时走不开，故未随部队前往郑州整训。7月初，他撵部队刚到武汉，就被四野政治部谭政主任拦下，正式通知他：“你不要去郑州了，马上改到北京，因为林总正在那里养病，要和你面谈去组建我们自己的空军的任务。”
赶到北京当晚，吴法宪就被先期报到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带进毛家湾林彪住处。林彪径直对远道而来的吴法宪说：“毛主席已决定马上组建人民空军。这不，刚到职的刘司令今天就陪你来了，在你之前，也是刚到空军任职的萧华政委一上任，就被总政罗荣桓主任又要去作助手了。亚楼同志希望能把你调来，先以‘副’代‘正’，帮他抓一下空军政治工作。军委已决定任命你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干部部部长。这样，你就不用去13兵团了，黄永胜也不去了，他很快要去广州军区当司令员。至于郑州那边，军委已另派邓华和赖传珠去顶替你和黄。你到空军，还是干你的政治工作。搞空军，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更是不行的。今后，遇有不懂的东西，趁年轻，赶快学。”说完，林彪淡淡一笑，让吴法宪再唠唠想法。谈话不足一小时，很快就结束在下级对首长的道别声中。
随即，任空军党委书记的刘亚楼与副书记吴法宪经过商量，一致认为：当前，组建工作再多，也要突出抓好开办航空学校和领导机关自身建设。这一想法，后经空军党委集体研究通过，再经请示中央军委，很快获得批准。年底，第一批六所航校分别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济南和北京南苑破土动工。已有的佳木斯老航校又开始着手完善。从此，中国空军走上了“在陆军基础上先有学校，后有部队”的组建之路。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因病辞世。这天，林彪把吴法宪召到住处，心情沉重地说：“亚楼走了！他这一走，对空军建设讲，是个不小的、又无法挽回的损失呀！我想，下一步很快要考虑接替他的人选问题。亚楼临走前，曾向我推荐过你接班，根据他的意见，现在我打算提议你改任空军司令，你得准备选一个能和自己合作的政委，不要耽误空军建设。”吴法宪深感意外，没等他回过神儿，林彪又以勿容置疑的口吻说：“我已将自己的想法对杨（成武）副总长谈了，让他先回北京，再逐个征求一下那几位老帅的意见，等我回去后，再向毛主席请示。”
见林彪直盯盯地看着自己，似要他立即表态，吴法宪说：“空军工作技术性太强，我一个政工干部怕挑不起司令员这副担子，还是让我当我的政委吧！”闻此，林彪没吱声。过了片刻，吴法宪以试探的口吻建议道：“是不是可以考虑让杨（成武）副总长，或我们空军刘震副司令这样的人来接班？不管用他俩谁，我都保证配合好。”林彪终于挪动了一下身体，但确是摇头。他用低缓得再也不能低缓的语气说：“决心，我已下定，你就自己再选个政委吧！”深知林彪脾气和禀性的吴法宪不好再坚持个人意见，遂建议：“比较起来，我们班子中的余立金副政委有魄力，点子多，很能干，他接替我比较合适。”林彪微微一笑，像是对自己说：“那好，就建议余立金接政委。”不久，经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军委命令正式公布：吴法宪改任空军司令，余立金晋升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