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家康
全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民族危机，不得不同意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把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40年10月，蒋介石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中共顾全抗日的大局，主动作出让步，至12月，江南新四军十万人马多已北移，惟有新四军军部及其部队九千余人，仍孤悬皖南。毛泽东对此多次发出电报指示，对新四军在皖南的困境一再予以警告，不断催促其渡江北移。
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自抗战以来，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日武装力量。由此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拥护，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热情日益高涨，武装力量得到壮大。到1939年，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规模已是五十多万，民兵发展到一百万人。这一切令蒋介石如坐针毡，极为不安。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他发表反共报告，重演13年前的故技，又通过“整理党务”的决议，成立“防共委员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议通过《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文件。
随即，国民党顽固派屡屡在陕甘宁边区挑起事端。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被枪杀。12月，胡宗南部侵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阎锡山也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袭击抗敌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次年2、3月间，蒋介石令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区域的八路军总部。这便是第一次反共高潮。
不仅如此，国民党还指责八路军“不但自由扩军，而且自由行动”，进而侵占解放区，对八路军实行经济封锁，既不发放军饷，又不让自筹军饷，以期困死、饿死八路军，从而达到“限制共产党之发展”的目的。此时，蒋介石反共的中心在华北，而对新四军则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说新四军“游而不击”“作战不力”等，以呼应华北的反共摩擦。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对新四军之新的压迫之准备。”1939年1月27曰，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指出：“你们应将新四军一年余作战经过、胜利及艰苦奋斗的材料，整理电告重庆及此间，以便发表，并痛驳四军作战不力之说。”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中共坚持自卫原则，沉重打击来犯之敌。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回援陕北，配合留守兵团赶走绥德地区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连成一片；抗敌决死队重挫阎锡山部进攻后，分别进入晋西北和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正式编入八路军；八路军一二九师歼灭朱怀冰部3个师，击溃投降日军的石友三部。至此，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使毛泽东把眼光投向华中，以重新开辟这一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局面。华中地区主要指江苏和安徽两省区，这里贯穿着京杭铁路、京杭公路、江南铁路（京宣线）和长江航道，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是连接八路军、新四军的枢纽。
新四军组建之初，仅万人左右，并不十分显眼，这才得以驻留这一地区，受第三、五战区统辖。新四军在江苏的南京、武进、常熟、无锡、金坛和安徽的芜湖、铜陵、繁昌、桐城、无为、舒城等地进行游击战，军部驻泾县云岭。日军入侵华中地区以后，这里成了抗战前线，开展游击战争才是新四军生存发展的唯一方针。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当时在讨论中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问题时，毛泽东就力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他说：“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特别指出：“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会后，周恩来带着六中全会的精神来到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对照六中全会的精神，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此时，国民党也惊醒过来，一改在华北时惧敌畏敌、退却逃跑的做法，积极向华中伸展，恢复其政治、军事统治。1939年，国民党派出游击部队进入苏南，并限令新四军一、二支队退出武进、江阴等铁路以东地区。此外，三战区还秘密成立“防制异党活动委员会”，实施《防止新四军活动办法》，企图将新四军诱出苏南，“调至后方整编”。
这时，我军在华中发展确有许多困难，但也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如彭雪枫的六支队和李先念的豫鄂挺进纵队。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中央书记处同志会商后，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并东南局，进一步强调：“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团，李先念几百人发展到九干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主持新四军工作，功不可没。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缺乏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正是这些因素使他面对上述困难时，举棋不定，错过了新四军向华中发展的最好时机。
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
华中发展已经失去良机，这里将成为国民党反共摩擦的中心，新四军发展的前途在哪呢？毛泽东仍坚持新四军的出路在江北。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再次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新四军江北部队根据这个精神，不失时机地向皖东敌后发展，到1940年3月间，就由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为向苏北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在苏北的发展，令蒋介石如芒刺在背。于是，他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
面对严峻局面，毛泽东立即发出警告，“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并且要求：“在华中武装摩擦中，我党的军事部署应当是：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军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
日益恶劣的华中形势倍受毛泽东关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安危一直系挂在他心上。2月29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巳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针对国民党展开的全面反共摩擦，毛泽东对华北和华中分别作了部署，要求华北尽量克制、忍让，“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以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而华中的“鄂中、皖东、淮北地区，新四军应坚决地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同时，华北八路军应抽调四、五万人的力量增援皖东、淮北的新四军，“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
此时，华北的形势极为恶劣，敌军占领区越来越大，直逼抗日根据地，形势已变得“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刘少奇、黄克诚的电报中，再次强调华中在应变“全国性事变时”的重要战略地位。他说：“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又说，在国民党军合力向新四军进攻时，我们“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新四军在苏北打退韩德勤部的进攻后，毛泽东便估计到局势将会有新的变化，预料到顾祝同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军事压迫的手段。这时，毛泽东最担心皖南新四军的处境，北面是日军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有国民党重兵压境，处此态势下，随时都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所以，他急切致电项英：“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等。”
僻处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面临险境，可如何走出险境，新四军内部却出现两种意见。项英等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将江北的叶飞、陶勇部急调江南，“以应大事变”。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
毛泽东完全同意陈、粟的建议，并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建议“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为避免国共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行动方向应力避“友党后方”，“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但项英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然以各种理由予以推宕，甚至还梦想着蒋介石发饷发弹后再作计较。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电，对项英提出批评，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陈毅在苏南传达完这一指示后，便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从而使蒋介石在苏南消灭新四军的图谋扑了空。项英却心存侥幸，没有听从中央的“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的告诫，丧失了转移的时机，致使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陷入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最困难的是皖南部队与军部
1940年以来逐步升级的国共摩擦，国民党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相反，共产党的力量却得以发展。中共中央对未来的发展雄心勃勃，决心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连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甚至提出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扩军百万的目标。
蒋介石被吓到了！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他正式提出“解决共产党问题”。于是，国民党出笼所谓《中央指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八路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
蒋介石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要收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正当八路军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却把枪口对准了苏北的新四军，认为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9月3日起，韩德勤部一万五千余人分两路向黄桥进犯，企图聚歼新四军苏北部队，再歼击南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一再避战、退让，并多次呼吁停战。韩德勤却步步紧逼。27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如再进攻，只有自卫。这时，黄克诚奉中共中央指示，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10月4日，韩德勤调遣数万大军．向黄桥发动总攻。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经过4天激战，歼灭韩部一万一千人。黄桥战役的胜利，使新四军在苏北站稳了脚跟。
黄桥战役打痛了蒋介石。本以为一纸《中央提示案》，可以将新四军羁留限制，没想到新四军的地盘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众。新四军再也不似组建之初，已经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根据地，并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九万人。新四军问题着实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再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真的会使皖南与华北连成了一片，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毛泽东料定蒋介石一定会向皖南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还在韩德勤分兵进攻陈毅、粟裕之初，他便致电中原局、新四军：国民党政府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10月8日，他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等，认为韩德勤在黄桥失利后必定报复，会制造新的反共摩擦。形势对新四军军部极为不利，因为，“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电文说：“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到第三支队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
这里所说的“第三支队地区”是指临江的繁昌，从这里北渡或东移，都具有极大的机动性和可能性。
此时，蒋介石开始部署兵力对皖南新四军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汤恩伯率十万兵力向皖东北进犯，李品仙率五万兵力进攻皖东。几乎与此同时，顾祝同调集5个师的兵力集结皖南。但顾祝同仍嫌不足，又调144 9币、52师、40师、新7师、108师迅速逼近新四军，封锁交通要道，占领战略要地。国民党甚至在广播中大肆宣传“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以借助日伪军的力量封锁长江。
然而，新四军军部仍没有行动的迹象。10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叶挺、项英等，再次提出警告：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新四军已不能在国统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皖东部队应立即部署向西防御，“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途。”同时，又致电陈毅在与韩德勤谈判时，务使国民党“（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以完全实施新四军的行动方针。
这个方针早已指示你们了
1940年5月以来，国共两党就各自防区划界问题，多次谈判磋商，却一直没有结果。10月19日，依据《中央提示案》，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联名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电，指责：（一）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各地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因其电报代号为皓，故被称之为“皓电”。
国民党不仅要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地区，同时还要将原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并断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饷，非但如此，为配合这一行动，军令部秘密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时准备着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认为“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中说，“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中共中央在对皓电作出答复前，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一方面驳斥皓电的不实之词，拒绝限期撤至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另一方面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皖南新四军可以移至长江以北。因其电报代号为佳，故被称之为“佳电”。
皖南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有二条可供选择：1、往北由铜陵、繁昌间直接渡江到皖东；2、由泾县往东，经苏南转经郎溪、溧阳、金坛、武进渡江去苏北。当时的形势，无论走哪条路线，都要承担军事上的风险。毛泽东十分清楚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艰难，而继续留在皖南，更是万难干险。
正因如此，毛泽东从11月初起，就坚决主张迅速北移，兵分两路，即由铜陵、繁昌间北渡的同时，另一路经苏南渡江。1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通报国民党军正调集华中，将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并询问“皖南部队及军部在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开完？”叶、项复电，提出种种理由，表示新四军军部短期内无法开动，如发生战斗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他们还不放心，又于同日追加一份电报：“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毛泽东屡屡催促，但身处险境的项英始终确定不了北移的决心。他和叶挺一面向延安发去一份又一份的请示电，一面又与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经费、弹药、冬服等问题，要求展期至次年1月8日行动。
中央考虑到这些困难，并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在重庆也在与国民党交涉，以速给新四军补充弹饷，停止对我华中部队进犯等为说词，要求迟缓北移的时间。
毛泽东也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12月25日，他和朱德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就新四军由铜陵、繁昌间北渡，将会受到国民党军“暗中包围，阻我交通”等问题，让周、叶与蒋介石交涉：“（一）须分苏南，铜、繁两路北移；（二）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三）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四）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五）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六）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中央和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的争取时间，尽量创造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最佳条件。兵贵神速，身在一线的项英恰恰忘记了这一点，精神上仍然没有足够的准备，仍然迟迟不予出动。毛泽东急了，次日，他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必须坚决执行北移的方针：“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这封长长的电文，已不仅是催促，多少带有严厉批评的口吻。两天后，项英不得不选择经由茂林的北移路线。可是，一切努力都已经晚了，顾祝同已经编织好一张巨网，就等着新四军入套了，皖南事变——这一历史悲剧终于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