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建柱
党校教育（干部教育培训）是我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载体。在党成立近95年的光辉历程中，党校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的事业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领导骨干和优秀人才。本文简要回顾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校建设与发展的若干经典片段与事件，以介绍党校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尽管条件极为艰苦、资源极为匮乏，但我党仍然十分重视干部的教育与培训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干部的新型学校，是当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参加党的一大回到湖南后，为了学习马列主义、训练革命骨干和进步知识分子，利用船山学社的房屋为校舍而创办的。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阐明学校的宗旨是“发明真理，造就人才”。湖南自修大学为革命培养出一批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人们称它为“湖南革命的‘总汇处”’、“湖南革命的先锋”。1924年5月党的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指出：“党内教育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这是在党的文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设立党校。
我党成立初期，还利用苏联所提供的资源开办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这两所学校是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主要院校，95%的留苏学员（将近1320人）都在这里就读。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共118名高级领导中有80人曾在苏联留学。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与会20名成员中的秦邦宪、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刘少奇、何克全、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李卓然及伍修权13人，便是当年的留苏人员。
这一时期，我党还参与创办了第一所传播马列主义、秘密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上海大学；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国共两党合作创办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其名义上是由国民党农民部主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在其中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被称为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农民运动的推进机”。
值得一提的是，安源党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一所党校。
1922年9月14日安源爆发了震惊全国、有1.3万多名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随后成立了多个党、团组织。为了加强党的建设，1924年冬，中共安源地委遵照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关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指示，创办了安源党校，刘少奇任校长。学校共有中共党员学员一百多名。安源党校为党培养了人才，造就了干部，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党校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意义却十分重大深远。
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中共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北平）召开。会议明确指出：开办各地党校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北平）开办高级党校。这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亲自创办了中共第一所高级党校——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罗亦农为第一任校长。
北方区党校成立后不久，各地党组织相继开办了各类党校。其中有中共江浙区委党校、湖南区委党校、上海区委党校、广东区委党校、中共两湖（湘鄂）区委党校。这些党校存在时间虽短，但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
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开展的这些培训教育活动，为以后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从思想上建党放在第一位，为后来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创办了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国防大学的前身）。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毛泽东在宁都与何长工（红八军军长）、邓萍（红五军军长）谈话时指出：北伐时有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要源源不断地向红军输送经过学校训练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
早在1927年11月，为了适应井冈山武装斗争的需要，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宁冈县砻市西北五虎岭南麓的龙江书院开办了军官教导队。1931年11月25日，军官教导队正式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至1933年8月，共办了6期，每期学员600到1000人。
之后，为了加紧培养红军的各级干部和专门人才，根据反“围剿”斗争的需要，中央军委又决定把红军学校扩大为5所学校，总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军大学于1933年11月7日开学，由何长工任校长兼政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并于1935年11月到达陕北，随后与在陕北的红军干部学校合并更名为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6月1日，经中央决定，红军学校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
党中央于1933年初迁至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以后，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广泛而有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决定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首任校长由任弼时兼任（时任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后由张闻天兼任。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后，由李维汉兼任校长（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董必武任副校长，冯雪峰任教务主任。
1936年7月19日，张闻天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强调，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系统而全面的讲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还是第一次”。
井冈山时期，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还创办了游击队干部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中央农业学校、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和培养苏区高级干部的苏维埃大学等大小不等，多种形式的学校和训练班。提出并坚持了“联系革命战争、联系生产劳动、联系群众”的干部教育原则，为后来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党校的建设与发展随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逐步确立而进一步成熟和系统化
据资料统计，从1937年1月至年1945年8月，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解放区先后成立干部学校共48所，仅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创办的各类干部院校就达32所。其中广为人知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几所学校是：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它的前身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从1937年改编创建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8年间，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教育方针，培养出十多万军事政治干部，成为民族解放的中坚力量，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大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亲自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在抗大总校成立后的3年时间内，毛泽东曾22次到抗大讲话，4次为抗大题词，并多次听取抗大领导汇报工作。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影响下，许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担任了抗大的兼职教员。党中央还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丰富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抗大工作。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于1937年8月成立，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历时4年，共培养干部7000余名，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陕北公学始终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毛泽东在繁重的工作中，先后十几次到校讲话，两次为其题词。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抗日的先锋队。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毛泽东高度评价陕北公学：“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安吴青训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成立的。青训班的产生与抗战初期的斗争形势和西北所处的历史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吸引、教育并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斗争中，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安吴青训班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共办了14期，培训学员12000多名。青训班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安吴堡周围．就是在西安、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都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赞扬，也在世界反法西斯青年组织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安吴青训班被誉为“抗日青年的战旗”。
中共中央党校，是我党培养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是运用马列主义教育党员干部的重要阵地。从1935年11月党校恢复起，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中央党校在陕北历时11年3个月，为我党培养了成千上万名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也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5年11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决定恢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同时与“中共陕北特委党校”合并，重新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在瓦窑堡培训两期学员后，由于红军东征而停办。1936年6月，由瓦窑堡迁至保安县（今志丹县）任家坪一带。10月又迁定边县，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继续办学。党中央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后，中央党校也随之进驻延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党校校长，先后由董必武、李维汉担任。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党校工作并充分利用这一阵地。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揭开了全党整风的序幕……中央党校礼堂落成时，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体现党校精神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3年至1946年，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作了《学习和时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时局问题及其他》等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曾到中央党校参加有关活动或给学员作报告。
中央党校作为培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学校，坚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为指导，坚持学习理论与改造思想相结合，坚持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学习理论和做群众工作相结合，培养了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和理论工作者，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强调“干部教育第一”，并明确“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学习竞赛。中央带头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各级领导干部兼任干部院校教员。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文章成为干部培训的最好教材，而《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也是为学员们作的报告。总之，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不仅纳入了经常化、持久化的轨道，而且在教育培训原则和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创新。它的历史意义正如当时的《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的那样：“这是培养干部工作中的新纪元，这是中国教育上的革命。”
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党中央撤出延安而停办。1948年7月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决定由中央直接创办高级党校，取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任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杨献珍任教育长……1949年马列学院随党中央迁入北京。1955年，马列学院更名为高级党校，其主要任务是轮训地委正副书记、专员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央高级党校继承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优良传统，从1948年到1966年共培养高级中级干部、理论宣传干部等近7000名。1966年由于文革的原因被迫停办。
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精神，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培养训练大批干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明确指出，为了夺取全国政权，要求迅速地培养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要党内、党外一起训练，政府应开办大学和一些专门学校，以此来完成培养和训练大批干部的目的。
为了落实会议精神，做好干部的准备工作，各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各区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两级开办党校或加强或扩大已有的党校，抽调各级各类干部到党校学习。二是在大学及专门学校中附设短期速成学校或各类干部训练班。三是改造中等教育，规定凡中等以上的学校都属于干部教育性质的学校。四是按照中央发布的《关于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入伍后改变成分的决定》精神，在培养与提拔干部时不搞唯成分论，适当放宽成分限制。五是拓宽吸收渠道。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大批吸收大、中学生进行培训，以解决干部来源不足的问题。六是建立干部储备制度。尝试在五级重要工作岗位增设副职以储备干部人才。六是按照1949年2月8日毛泽东关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新解放区所需要的干部来源主要依靠军队自身来解决，提出把210万野战军变成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工作队。
这一时期，围绕革命战争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干部教育的任务、内容、方法均呈现出新的历史特征：教学任务主要是给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知识，初步奠定革命的人生观，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纲领和政策，体会革命者应有的革命作风。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知识、业务知识和工作方法等。在教学方法上，采取自学与辅导相结合，提倡追求真理，允许大胆怀疑与自由争辩，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七届二中全会确定12本干部必读书目，掀起全党干部学习热潮
1949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描绘出了新中国的蓝图。3月23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即将离开西柏坡迁往北京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绝不能当李白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早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说：“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
开展城市工作迫切需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质。1949年1月11日中央组织部在向毛泽东报告有关干部工作时，分析了当时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数量不足；二是缺管理工业、城市和搞职工运动的知识和经验；三是经验主义在党内大量地存在，缺乏应有的理论修养。鉴于上述问题，党中央采取了各级党委开办党校、训练班，大量训练干部的办法，要求全党认真地读书，学习理论，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克服经验主义。
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党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由毛泽东审批后送交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套“干部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在内共12本书。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就这样，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全党的干部再一次兴起了学习热潮。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这一年间，“干部必读”印行总数达300万册，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对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