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和家人。（资料图片）
父亲有点“清官”的名气。
也许是从小苦惯了，也许是后来在革命斗争中锤炼的自觉性，他在生活上是很俭朴的。有时他可能严格得“邪乎”。据说当初战争时期有一次妈妈没给姐姐领统一发的灰布衣，扯了几尺花布，搞了“特殊化”，父亲发了好大的脾气。
父亲律己与治家一向严格。我们家的衣食住行，除了住房由公家安排、比较宽敞外，其他都很简单。我们小时穿的衣多由外婆缝制。家里还种了几棵刀豆、几窝南瓜。于是吃菜常常不外是豆荚南瓜、南瓜豆荚，到了冬天还在吃干豆荚。
公家给父亲配有汽车，但我们是极少能坐的。我年幼时多病，常常是叫辆三轮车去看病。我还记得雨天里，我发着烧，坐在挂着油布帘子的三轮车里的情景。
父亲一向不通音乐之类的“雅趣”。因读过几天旧书，他对中国书法略懂一点，但也从无“把玩”的兴致。过去别人也曾送过他几幅古字画，有些大约还是名贵的（如米芾的字)。1965年组织分配他去山西任副省长。离京前，他把我们叫去，头一次给我们看了看这几件字画及他多年来保存的一些中央苏区时代的纪念品，随即就把这些东西一并送给了博物馆。
说来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下棋。虽然他在顺利时也下棋，但对他来说，棋似乎更是逆境中的“难友”。他起初学下围棋，就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奔走四方找党组织时，于异乡的客店观战，观出了一点门道。庐山会议以后，围棋又伴着父亲度过了不少空落落的时光。1964到1965年间陈祖德初胜日本九段棋手时父亲欢喜的样子，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对于家事和子女，父亲很少顾及。活了一辈子，他始终不懂怎样和小孩子亲近。直到我们长大了，他有了孙儿孙女们，他对付孩子的唯一“手段”仍是“物质引诱”的老办法。一块糖或一片蛋糕的吸引力自然维持不久。孩子们在他身边也就最多呆上几分钟。
对于童年的我来说，父亲只是一个疏远的“大人”。那时我家住在北海附近，父亲每天去北海散步，也常带上我。至于人们所谓的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我只依稀地记得一个小小的插曲。仿佛是在秋冬之际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全家人都聚在客厅里，屋里暖融融的。妈妈给我和二哥读一个苏联儿童故事。父亲和母亲说起什么地方有电影或“跳五（舞)”之类。父亲把我抱起来，在屋里打了个转，于是母亲嘲笑地说他只会“跳六”。这件小事永不磨灭地烙在了我心中。
直到我成人以后，才意识到，其实从孩提时起父亲的影响就已在开始塑造我们的生命。
我七八岁时，家里就让我拿袜板补自己的袜子。那时没有尼龙袜，袜子几乎是每个星期都得补。10岁开始学缝被子，每每东拉西扯搞不匀整，常常急哭了。在这些事上，我家的家教是严的。虽然我日后也远远不是做活儿或持家的好手，但自小较少娇、骄二气。
我上小学时，还有不少干部子弟学校，但父母送我上了附近一处街道小学。直到三年级末，我的操行得了个“中”，父母大概觉得没有余力管教吧，才决定送我去八一学校住校。当时在那里读书的都是军队干部子弟。每到星期天，各机关都来车接本单位的孩子们。有些家长还派小汽车来。我和另一个女孩（烈士子弟）似乎是班上仅有的两个没车接的人。我们常常结伴去挤公共汽车。有时为了省一角钱买糖吃，就从学校所在的海淀镇一直走到动物园。
我们都爱父亲。虽然这爱来得很迟，虽然我们只是在经历了生活的颠簸之后才渐渐地理解了父亲。当我尝试着把一些关于父亲的雪泥鸿爪的印象和思绪缀起来时，便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我并不只是在缅怀自己的父亲，而是在又一次地追寻整整一代革命者前仆后继献身的脚印。
千千万万的先驱将生命铺作了新中国的基石。不论人们是否自觉地铭记，也不论在历史的特定时刻里人们怎样地歌颂或诋毁，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努力已永远地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命运里。
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走过的弯路，他们的个人选择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他们执着地梦想着的世界大同的明天……这一切，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不会忘记。（黄梅 作者系黄克诚次女，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节选自她的《岁寒心——我心目中的父亲黄克诚》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