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长征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它在许多方面的工作都具有历史性和开创性。曾被埃德加·斯诺誉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的长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政策宣传的首次尝试，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利用行军和作战的间隙，对途经地区的10多个少数民族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推动了革命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也逐渐积累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宣传经验。
一是坚持党对民族政策宣传工作的领导。在长征途经的11个省，聚居着大量的少数民族群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第一次有机会与众多少数民族群众亲密接触，而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对红军顺利前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能否打破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敌视，并获得沿途少数民族群众对党与红军的拥护与支持，成为决定红军长征是否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成为事关革命成败的战略性需要。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连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费侃如编著：《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8页）。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一直坚持并不断强化对民族政策宣传的领导，以确保民族政策宣传正确开展。
正是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民族政策宣传在长征期间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各支部队的宣传都能够突出强调“民族自由、平等与联合”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明确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例如，1934年11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在中国劳苦群众中间的大汉族主义”和“在瑶民中间所存在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两者都不利于“瑶民民族与汉族工农劳苦群众的联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1936年4月29日，在给喇嘛寺掌教八大老僧的信中，率领红二方面军的贺龙指出，“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91页）。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也明确提出要反对并克服“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狭隘的民族观念”，前者主要表现为“不相信和轻视番民”，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番族中的洗汉口号”（《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76页）。
二是坚持实行全员参与式宣传。长征中，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并没有被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所吓倒，反而在艰难困苦中愈挫愈勇、百炼成钢，创造出了许多与众不同、影响深远的工作方式，其中就包括对民族政策的全员参与式宣传。全员参与式宣传是一种组织化宣传，它能凭借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实现信息覆盖的最大化，有助于弥补组织在媒介占有上的不足，扭转信息宣传上的劣势。正是借助于全员参与式宣传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才实现了现代民族思想在民族地区的传播，转变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观念。正如美国学者威廉·莫尔伍德在评价长征时所说的那样，“长征是一次解放。长征既打破了地域上的隔绝状态，又解除了人们心理上的桎梏，使人们的思想从古老的狭隘的乡土观念中解放出来，在人们面前表现出国土之辽阔，揭示出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转引自《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全员参与式宣传要求每个红军战士都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讲者，能随时随地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例如，1935年5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发动各连队“破坏白军宣传，要深入到各家群众中，普遍的写贴标语”，并“对夷民要发动每人送他们一件礼物”，以便改善与他们的关系（《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261页）。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刊发《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一文，号召“我们部队中地方工作的中心应以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的上面，每个红色指战员都要自动的来参加这个工作……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1936年6月27日，红四方面军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在西北地区行动的标语口号》，要求“各军政治部应将各级政治部处的粉笔队组织好”，并强调“在行动中不仅组织粉笔队在路上墙壁上书写。应动员每个连队的群众和支部的同志到处书写，使群众随时可以看到，使反动分子不易破坏我们所书写的标语”（《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99页）。
三是坚持贴近实际、灵活多变的宣传形式。受国民党政府反动宣传的蛊惑和传统民族偏见的影响，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将红军与旧式军队等同起来，出现了一些逃离、敌视红军的现象。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采用灵活而又实用的形式，积极主动地向沿途的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长征期间对民族政策的宣传中，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组织“粉笔队”“上山宣传队”，开展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联欢会”“茶话会”，刷写标语、口号，印发传单、布告，灵活多变的宣传形式能够满足不同地区和文化程度少数民族群众对信息的需求，使少数民族群众逐渐了解并认同党的民族政策。
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宣传方法上迅速转变，“在番民群众中须尽量的将宣传品翻成番文散发张贴，并须与番民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47页）。1936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党的民族政策宣传“不能够只在少数民族中空喊民族自决和反对帝国主义，必须把这些问题与群众的生活需要民族要求等切实的联系起来”，要“用群众中具体的问题来解释红军主张的原则”；同年7月通过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决议草案》要求，在了解西北地区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灵活的组织行军中与战斗时的宣传鼓动与文化娱乐工作”（《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60、401页）。1936年12月19日，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撰写了《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政治部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回顾了在长征时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灵活做法，如“经过通事请番民吃茶饭，在茶话会上宣布红军及苏维埃对番民的政策”，“张贴标语布告（番文的）”，以及“到山上去找番民回家，经通事向之解释”等（《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36、437页）。
四是坚持“抓重点”与“广覆盖”相结合的宣传策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各少数民族大都经历了相对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长征时期，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仍处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土司、头人、喇嘛和阿訇等上层人士在普通群众中仍拥有较高的威望。无论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开展何种工作，都需要团结和调动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1936年，时任抗日先锋军政治部主任、民运部部长的刘晓，在对各地的回民宣传工作进行对比后指出，那些没能取得进展的是因为“束缚于狭隘的阶级范围里，以致不能团聚那些民族领袖与回民有威望的分子来进行工作”，而那些取得较大进展的则是因为“团结了一些群众视为是他们领袖的分子”，进而要求“在回民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把自己的工作方式适合于这民族原则”（《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22、523页）。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宣传，非常注重发挥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作用，并将其与对普通群众的宣传结合在一起，不仅扩大了宣传信息的覆盖面，而且提高了宣传工作的效率。
对上层分子与对普通群众的宣传应结合在一起。《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指出，“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也强调，“在民族运动上有革命意义的土司、头人、喇嘛，我们仍然不放弃与之联合或使之中立”，必须将对上层分子与普通群众的宣传有机联系起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59页）。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十五军团政治部关于西征中的回民工作报告》中也有相同的认识，指出发动回民的有效方法是“利用阿訇上层分子进行对下层群众的宣传”，但“专门只找阿訇也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善于运用适合回民宗教的策略，取得接近利用阿訇上层分子，来接近与进行下层群众工作”（《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92、393页）。1936年10月17日，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后，毛泽东与杨尚昆在给各方面军的电文——《关于征求对回民问题决定的意见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等的电》中强调，必须坚持“回民事情由回民自己办理”的原则，包括宣传在内的各项工作都应“联合阿訇与回民中知识分子，经过他们去接近回民”（《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33、434页）。
综上所述，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宣传，不仅有助于沿途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并认同党的民族政策，而且有利于传播“民族自由、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等现代民族理念，唤醒沿途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评价的那样，被比作“宣传队”的红军长征，“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作者：张燚 黎海波，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宣传的历史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