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临阵退缩 更多的人在坚定信仰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全新阶段。在一众传播者中，戴季陶赢得了陈独秀等人的赞赏。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际，戴季陶临阵退缩了。
戴季陶退出中共建党工作的关键原因是，他反对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既赞赏又排斥的矛盾态度，使得他与人民渐行渐远。其后，他发表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为国民党反共奠定了理论基础，最终沦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国民党人。
戴季陶所构建出的一整套反共理论，在现实中屡屡受挫。1949年2月，眼看共产党即将取得最终的胜利，陷入理论和人生双重迷茫的戴季陶，用70粒烈性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历史证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巨大的勇气乃至牺牲。在建党后的28年里，无数革命先烈为坚守信仰献出了生命。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有名可查及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烈士有370多万人。
但是，也有人背弃了信仰。
譬如周佛海，他曾留学日本并考取了京都帝国大学。回国后，精通日语和日本政情的周佛海应邀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及广东大学教授。
早年，他撰写了《物质生活上改造的方针》《教育的解放》等论著。之后，还连续在《共产党月刊》《新青年》上发表《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等文章。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治投机分子的本性暴露无遗。正如他回忆的：“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就是个人的动机。”出于对金钱、权势的崇拜，周佛海很难保持对政治信仰或组织的忠诚。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到处钻营、反复无常，甚至不惜牺牲民族与国家利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达。1923年，李达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而脱党。但是，他脱党不改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即使在白色恐怖中，也依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认为，抗战前，在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中，“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正因为如此，1949年12月，由刘少奇等介绍、毛泽东等做历史证明人，党中央特别批准李达免预备期再次成为正式党员。
有人沦为“巨奸” 更多的人在坚持人民立场
坚持人民立场，关键要认清和解决好“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的问题。
古往今来，许多社会革命的组织者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依靠谁”的问题。例如，围绕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农民最关心的土地分配，洋溢着“均田”精神的社会动员口号推陈出新。近代史上，活跃在中国的各方主要力量也大都制定了较为体系化的土地纲领。但是，这些土地纲领往往停留在文本层面。
只有中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一以贯之，据此形成的土地政策逐步得到落实。这是中共获得广泛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共不仅清晰地认识到“依靠谁”的问题，还能很好地处理“为了谁”“我是谁”的问题。
举例来看，洪秀全准确把握了“依靠谁”这个问题。太平天国无论是动员口号，还是以天王法令形式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都贯穿着“均平”的思想。然而，在建立政权后，太平天国不可抑制地趋向封建化。以洪秀全为首的群体摇身一变成了权贵，政权内部产生严重裂痕。
又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中进行了明确表达。然而，阶级的局限性，使得这个土地纲领的理论适用范围甚至没有超出城市。孙中山的主张没能真正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这也是他所领导的革命屡屡受挫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再来看汪精卫。1904年，汪精卫赴日留学期间加入了革命派队列。1910年，他赴京刺杀摄政王，入狱后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先后参加护法运动和国民党的改组。
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在孙中山逝世后逐渐公开化。1926年3月，由于在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中失利，汪精卫被迫辞职出走。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革命资历远逊于汪精卫的蒋介石，通过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得以上位。这导致汪精卫的心理严重失衡。
于是，他如法炮制发动“七一五”政变，不仅投靠帝国主义，还将屠刀挥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此后，背弃人民的汪精卫一步步沦为叛国巨奸。究其原因，汪精卫始终无法领悟民主革命“为了谁”的真谛，从而迷失在对权力的追逐中。
反观中共，早在苏区便着眼于土地分配，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将“依靠谁”和“为了谁”有机统一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共适时调整土地政策，实施“减租减息”，为的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可见，中共对“我是谁”的理解是日趋深刻的，在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基础上，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有人“借刀杀人” 更多的人在坚守初心使命
辛亥革命以来的形势表明，单一的反封建民主革命并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从五四运动开始，废约运动兴起，开启了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新潮流。
诞生于这股浪潮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在践行自身政治使命的同时，义无反顾地将民族解放大任扛在肩上。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尽管此后一段时间里，党的力量并不是很强大，但广大党员还是勇敢地带领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
然而，面对利益的巨大诱惑，国民党人的反帝决心却动摇了。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投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怀抱，任其差遣。“九一八事变”中，坐拥三军的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甚至荒谬地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
表面上看，“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经济内迁运动为中国保留了有生力量。但需要看到的是，当时能够内迁的产业、文化设施以及民众数量是有限的。而东北沦陷后，日本役使百万劳工，并对煤铁等重要军工资源进行了杀鸡取卵式的强取豪夺。蒋介石牺牲东北的人口、资源来换取时间的做法，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战略上更是值得推敲，也脱不了政客服务于金主的嫌疑。
同时，“攘外必先安内”还是削弱东北军的阴谋。自跻身政界以来，蒋介石就惯用“借刀杀人”的伎俩来打击异己。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张学良的支持让蒋介石得以险胜。但战后，东北军也一举成为国民党内的第二大军事派别，是蒋介石所谓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
由于在实力和道义上都很难通过武力来解决东北军，因而“借刀杀人”成为不二选择。迫使张学良“不抵抗”并撤出东北，不仅使其声名狼藉，而且撤到关内的东北军在数量上也出现了腰斩。从结果上看，中国丢了东北，蒋介石却兵不血刃地解决了东北军这个心头大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和抉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后，欢欣雀跃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甚至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但对国内外政治形势予以正确分析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派出周恩来从中斡旋。
总之，中共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因此，才能在一次次艰难抉择中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人民群众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