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关系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兴起，其根基是西方的政治文化。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西方政治文化对权力与利益的追求给近现代国际关系烙上了鲜明的西方印记。虽然西方国家也在国际关系中倡导所谓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价值观，但强权政治和大国争霸始终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主要脉络和逻辑。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聚焦攸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探究新型国际关系。自成为执政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范式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末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边倒”国际战略。按照当时的预期，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的高潮会伴随中国革命的成功加速到来，党必须对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政权贡献力量。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试图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的关系。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新型的国际关系。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关系相反，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建立在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全面合作和互助的新型的国际关系之上。毛泽东指出：“自从有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间这样休戚与共，这样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这样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毛泽东曾把中苏关系看作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典型，认为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和真诚援助“向全世界显示了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们党话语体系中的新型国际关系主要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认同和实践的一系列国际行为范式，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援助的共同需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立场，捍卫本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共同要求等。
二
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第二个阶段。进入50年代，在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时，中国共产党逐渐加深了对广大新兴民族国家的认识。1954年，中国同印度、缅甸分别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兴民族国家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战略思想。至1956年，毛泽东已将中国外交政策明确地表述为“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周边环境严重恶化，中国对安全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对安全形势的基本评估是认为中国正陷入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世界大战具有可能性和紧迫性。构建反对“帝、修、反”的“国际统一战线”开始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主线。基于此，我们党所设想和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内涵已超越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展为在同“帝、修、反”斗争过程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应的，“新型国际关系”开始用来表述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1966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在关于刘少奇出访的报道中，首次把中国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亚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称之为“新型国际关系”良好的范例，并指出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在于中国同亚非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发展民族经济，进行和平建设。中国和亚非国家有一切理由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进行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外交机构官员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特征是：各国完全平等、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内政、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问题、确保每个国家都有权主宰自己的命运、确保每个民族都有权参与解决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同时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霸权阴谋和政策。
三
20世纪70年代末至党的十八大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第三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总结1949年以来30年外交实践的经验教训，对国际战略进行了全面调整，其核心是彻底放弃“一条线”和“大三角”为中心的国际战略，坚定地奉行完全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开展卓有成效的全方位外交。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上，赋予了“新型国际关系”更鲜明的时代特点。邓小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突出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原则，即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从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二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关系，即奉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针，坚持原则，伸张正义，不拿原则作交易。三是坚持对外开放，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江泽民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思想。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完整系统地阐释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框架，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江泽民把邓小平提出的国际新秩序的内容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4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的内涵。
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提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等四个方面。“和谐世界”思想是中国对构建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构想。构建“和谐世界”思想从全球层面阐明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明确揭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繁荣稳定同各国共同繁荣的有机联系，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和谐世界思想反映了21世纪初全球性问题增多带给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作为一个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将国内政治经济建设同世界发展和时代潮流相适应，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新情况和新问题。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入第四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审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外交思想，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三大理念着眼人类共同发展，构建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走上一条共同繁荣与发展之路。在布局上，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立足于自身，加强同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等三类国家及多边国际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带动示范作用。在实践上，新时代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要依托四个“抓手”。通过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将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推广到全球，为国际关系的演进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与沿线各国共同打破发展瓶颈。“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共商共建共享”，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愿与各国共享发展成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提供了宝贵舞台。通过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为解决当今全球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对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坚定推动改革开放，中国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促进包容性发展，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之外交风云，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与实践深受当时的国际格局和国际战略影响，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基本外交政策，不断扩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但同时也保持着稳定的主线，即在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对外政策的宗旨。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有效应对各类全球性危机与挑战，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和衷共济、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本文原载于2020年02月24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