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邓小平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一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率先垂范，以上示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表率。
1979年，改革初兴。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殊化时有发生，极大影响了党的形象。为了整肃党风，邓小平亲自推动出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严格规范高级干部生活待遇，要求高级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中起带头作用。《规定》对于抓好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求加快制定《规定》
1979年，改革开放全力推进，各项事业陆续进入正轨，但干部思想和作风问题还需整顿。党内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生活特殊，影响恶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密切关注这些不正之风，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对策。
1979年7月，华润公司工矿部一干部给邓小平写信反映，福建、广东一些领导借落实侨务政策为名，行受贿之实，明目张胆地伸手向华侨索取大量物资，还美其名曰“赠送”“捐献”。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他批示：“这个问题值得十分重视。对已发生的事件，建议中检委进行调查，对性质严重的，需要严肃处理，以儆其他。但最重要的是，在最短期内，制定出几条必须遵守的章程和纪律。”并提出：“由中检委为首，约集有关部门和粤闽两省同志，开一小会，拟出几条，报中央批准后，立即施行。”10月4日，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在受理华侨捐献中严禁违反政策和营私舞弊的若干规定》。
同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9年下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组织、各有关方面参加，起草了《规定》。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他几次审阅过程稿，政治局会议也多次进行讨论。
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为《规定》作动员报告，严厉批评了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要求严格执行《规定》，恢复和发扬党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亲自对高级干部进行动员和说明
为了消除干部的疑虑，让《规定》顺利执行，在1979年11月2日的大会讲话中，邓小平亲自作了说明。
关于制定《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一些好的传统，反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特殊化。《规定》基本重申了以前的一些规定，把以前的老章程恢复起来，没有更多新的苛刻的规定。当前，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不仅在高级干部中，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他指出：“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现在，我们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关于干部特殊化的危害，邓小平认为，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了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
关于《规定》的具体施行，邓小平认为，“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但是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是知道要得罪人的。会有少数人思想不通，我们就先得罪这少数人……要想通这个问题。不但自己要自觉遵守这个规定，而且要做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的工作，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规定》的施行
1979年11月13日，《规定》和邓小平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起正式下发到全国县团级，并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到海内外各界。
《规定》的内容共10项，对高级干部的住房、用车、食品供应、外出休养、文化娱乐、遗属生活安排等方面做出详细严格的规定。
比如，要求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家属不能随迁的，其宿舍另行安排。宿舍的面积要有限额，由国务院做出规定。已工作的子女可以同住，如不能同住，其住房原则上由所在单位解决。已安排宿舍的，不准再占用宾馆、招待所。高级干部宿舍，除按规定附设的会客室免收房租，其他用房按面积收取房租。水电费也要根据实际消耗，按比例分摊。
其中也有具有时代“特点”的规定，比如凡高级生活用品，如电冰箱、电视机等，今后一律由个人自理。原公家已经配备的，一律按市价合理折价处理给本人。本人不要的，由公家收回，不得以任何理由长期无偿占用，化公为私。在那个年代，冰箱、电视等物品还是高档用品。
比如，部长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专车一辆。临时需要增加车辆，由有关单位派车。常务副部长、外事和公安部门副部长及65岁以上的年老体弱的副部长，根据工作需要，每人可配备专车一辆。其他副部长一般不配备专车，由所在单位根据需要，保证用车。家属子女单独外出不供车，因特殊情况必须用车的，按乘坐里程收费。
比如，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不得以试用、借用等名义，无偿占有或低价购买国家和集体生产的产品。各部门各地区和生产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高级干部个人赠送物品。在外事、外贸活动中，接受对方赠送的礼品，除价格不高的零星纪念品外，一律交公。
《规定》要求各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高级干部应自觉遵守。今后凡违反规定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错误严重、情节恶劣的，应给予纪律处分。
《规定》下发后，在规范高级干部生活待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高瞻远瞩，及时发现问题，突破重重阻力，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化，带头执行，在整风肃纪中作出了表率，展现出一名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本色。
（本文摘自2018年第2期《党史博览》，原标题为《邓小平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转载于2020年3月16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