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打破常规思维定式，巧妙运用逆向思维指导我军作战，谱写了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深刻总结毛泽东作战指导中的逆向思维艺术，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指挥员的战略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逆作战原则之向，打破循规守常禁锢
在指导我军作战时，毛泽东一向坚持灵活用兵，他认为，作战原则是带规律性的东西，固然要遵守，但由于战场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战略指导者不能机械、盲目地遵守作战原则，必须打破守常思维禁锢，着眼战场情况发展变化，从作战时间、地域等情况出发，把握战争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实施正确的作战原则。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发起的很多战役或战斗都生动体现了毛泽东逆作战原则之向的高超艺术。如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指导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对敌实施战略进攻。乍一看好像违背了常规的战略进攻原则，因为常规战略进攻原则在时机上一般选择在对方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之时，在方向上大都选择在对方重兵集结之地，在样式上通常采取沿正面进攻，逐城逐地向前平推，但恰恰相反的是，毛泽东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我军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就实行不要后方的跃进式战略进攻，这一作战指导上的逆向思维决策，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拉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进程。再如，毛泽东将“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作为“十大军事原则”的重要内容。按照这一原则，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计划利用三个月至半年时间休整部队，但为实现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的方针，毛泽东“违背”利用两个战役间隙休整部队的原则，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取捷径以最快速度入关。当平津战役打响之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并先敌完成“隔而不围”战略部署，为隔断敌人从天津塘沽南撤退路夺取了有利战机。
逆历史经验之向，摆脱惯性思维羁绊
指挥员对历史作战经验的运用往往表现为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当遇到与历史上相同或相似的作战情况，把现实情况与历史战例进行类比推理，用历史经验代替对作战问题的客观分析；一种是把作战实际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根据对作战实际的研究，跳出习惯思维定式，制定并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不可否认，第一种思维方式能够让指挥员快速找到指导作战的办法，但却容易陷入经验主义束缚，从而死守经验教条，最终导致作战失败，这样的战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在指导我军作战实践中，毛泽东从来倡导的都是后一种思维方式。他除了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作战经验之外，又不拘泥于这些经验，而是结合作战情况的发展变化，在思维方式上跳出常规，打破框框，实施新的作战指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指导志愿军从打大歼灭战到打小歼灭战的转变，就是他逆历史经验之向，摆脱习惯思维羁绊的经典之作。志愿军入朝初期，基于我军在解放战争后期积累了大量打大歼灭战的作战经验，毛泽东对志愿军实施了打大歼灭战的作战指导，计划通过一两次战役歼灭敌军一个甚至几个整师。在作战实践中，志愿军虽然曾经达成对敌人团以上建制部队的包围，但受地形、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制约，志愿军未能歼灭较大建制的敌军，即使在非常有利的第二次战役，也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敌军。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穿插迂回包围十余支团营规模的敌人，但绝大部分被“联合国军”在空军和坦克掩护下突围逃走。这种与解放战争后期大不相同的战况，引起了毛泽东高度关注。通过向前方指战员深入了解情况，毛泽东及时改变打大歼灭战的思维观念，提出并确定了“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志愿军通过打小歼灭战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最终迫使敌人通过和平谈判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逆不利战场之向，独辟用险胜敌蹊径
革命战争年代，敌人长期占据着战场主动权，他们通常会选择在交通、地形、天气等有利的条件下与我军作战，由此使我军经常面临险恶的战场环境。为改变这种态势，毛泽东指出：“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他所强调的“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实质上就是要求指挥员根据战争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通过运用逆向思维，在全局不利的战场环境中找到制造局部有利战场环境的方法途径，最终扭转被动局面，实现以弱胜强。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非常注重运用逆向思维，以此寻找有效扭转不利战场的方法途径。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就是这一思维艺术的生动例子。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蒋介石制定南追北堵策略，调动10余万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从战场环境看，大渡河位于四川省中西部，沿途峡谷密布，水流湍急。红军缺少渡江工具，加之敌人前堵后追，战场环境十分凶险。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到此，面对这样的环境，一筹莫展，最终全军覆没。为了渡过大渡河，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安顺场，实施渡河计划。但由于船只太少，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将数万红军渡过河去。危急关头，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和思考后，果断命令红军兵分两路，主力循江而上夺取泸定桥。红军强行军240余里飞夺泸定桥，最终确保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让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图谋，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不朽篇章。
逆共识观点之向，力排众议因情施策
毛泽东运用逆向思维艺术指导我军作战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当战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能够跳出他人达成的共识观点去思考作战问题，最终力排众议，制定和实施更加符合作战实际的方针政策。如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后，工农革命军余部在浏阳文家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步行动等问题。红一师师长余洒度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并一再强调这是符合中央主张的。与会很多人赞同和支持余洒度的观点。而毛泽东认为，秋收暴动已经受到严重挫折，为保存革命实力，必须放弃继续攻打长沙的方案，把起义部队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经过耐心说服，毛泽东最终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作出向罗霄山脉进军的战略决策，为我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再如，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赤水之后，蒋介石为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溪的狭窄地区，采取了南守北攻的方针。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导人决定将计就计，寻机歼敌。由于敌军担心中埋伏，始终不敢轻易进攻，因而红军这一作战计划未能实现。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而当时的战场形势是打鼓新场周围集聚着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和孙渡4个旅。红军如果强攻打鼓新场，必然会被敌重兵围困。生死攸关时刻，毛泽东陈述利害，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但当时未能说服与会人员。会后毛泽东连夜提着马灯找周恩来商量，最终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取消了攻打计划，实施第三次渡赤水，于运动中给予敌人重大打击。这一逆向思维的实施，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被敌围歼的险境。红军三渡赤水之后，又于3月下旬四渡赤水，最终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本文原载于2020年4月20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