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如何加强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些思考对于当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指导借鉴意义。
一、为什么学：“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
抗战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他认为，学习马列主义是十分紧迫而且必要的，全党上下要“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如果忽略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要求全党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对于一个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政党来讲，必须要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否则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而马列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理论，在于它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在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二，马列主义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就在不断寻求指导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理论武器。中国的仁人志士曾在西方的理论中借鉴了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方案，但这些思想最终均在中国纷纷破产，都不足以救国救民。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为探寻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列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掌握，就被用作改造中国社会的强大武器，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给中国革命带来全新的面貌。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可见，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走向成功的科学理论，是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科学武器。
第三，党员的思想理论状况还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也更加艰巨，这对党员的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事实情况并不容乐观：一方面，党内教条主义影响依然存在，严重束缚了党员的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党员的队伍迅速壮大，大批新成员加入党的队伍，这些新党员的理论水平亟待提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在他的号召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深入学习马列主义运动，使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尽管如此，他仍指出：“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进一步提高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仍然是当时党的重要工作。
在号召全党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同时，毛泽东尤其强调领导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领导干部要重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从高级干部到中央委员都应当加紧学习。1940年12月底，他又强调：“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在1942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进一步把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作为中央政治局的重要工作。
毛泽东之所以重点强调加强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直接原因是本领恐慌的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而就在这个时候，在党员干部中却出现了一种“恐慌”。毛泽东指出，这种恐慌，不是政治上的恐慌，也不是经济上的恐慌，而是干部自身本领上的恐慌，是本领不够的恐慌。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作为在中国领导伟大抗日民族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有大量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否则就不能够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干部既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既要有扎实的工作能力又要有勇于牺牲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党的革命事业中担当重任。
从思想状况看，党的干部中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原因主要在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员干部队伍迅速扩大，一些入党不久的党员就已走上领导干部岗位，他们中的一些人或多或少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即使是一些原来的老干部或由老党员提拔起来的干部，由于不注重思想理论的学习，也容易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指出，在领导干部当中一定程度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非马列主义思想与马列主义思想的矛盾。如何解决这种矛盾，主要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精通马列主义。
二、学什么：“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
毛泽东本人非常重视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到延安以后，他曾广泛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包括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的专著。这一时期毛泽东阅读、圈阅并作批注的马列著作非常多，包括《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毛泽东对马列主义论著的大量阅读和学习，奠定了他深厚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新，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不仅花大量时间精读这些书籍，还要求全党上下加强对马列主义著作的学习。1941年9月，在为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提供学习的参考书目中，他就指定了包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等。同年11月，在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关于学习内容的通知中，他也开列了具体学习清单，其中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通知要求当年内通读完成，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为全党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奠定基础。
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该文件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其中指定了整风时期必读的18个学习文件，包括《〈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等。不久又增加了4个学习材料：《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同年9月，毛泽东在给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的信中提出，希望能在整风运动结束后设立一个中央编译部，以便大量翻译马列主义著作以及有关苏联方面的书籍，为全党的理论学习提供材料。11月，他又要求从马列经典著作中精选三四十本，提供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以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他认为，我们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地武装起来了”。
194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同年7月，他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指定一批历史文件与马列书籍，提供给延安的高级干部阅读。12月，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问题，会议明确规定要学习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内的多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至少要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五本书。他认为：“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他还希望同志们能把这五本书放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就可以拿出来读一读，一年读不完可以读两年，这样一点点地积累，十年就可以读完五遍，到那时效果就出来了。
那么，加强对马列主义著作的学习，具体学什么内容？毛泽东指出，要加强对马列主义思想方法论的学习。他认为，我们不但应当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广泛的社会实践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规律性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1941年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延安及各重要地点设立高级学习组，规定学习的任务包括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29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信中进一步提出：“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他讲的比较多的一个是矛盾分析法，要求把握客观事物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其次是分析与综合方法，要求“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以得出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还有一个是阶级分析法，他认为阶级分析法是认识中国社会“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三、怎么学：“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在怎么学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只有善于学习，才能学得好，学得有效果。善于学习，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学风问题。学风问题是全体党员与干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我们党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学风，即主观主义的学风和马列主义的学风，要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坚持马列主义的学风。
主观主义的学风是一种不正确的学风。这种学风的特点不是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是把理论与实际相分离。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上，主观主义者不是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依据，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去马列主义理论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单纯地为了学理论而学理论。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因而虽然学习了马列主义，但是无法用马列主义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可见，主观主义的学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毛泽东明确反对主观主义，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主观与客观相脱离，不从实际出发，拒绝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教条主义者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把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拿到中国来生搬硬套，而不管这些词句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他们不做调查研究，不研究中国的革命实践，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经验主义的特点则是从经验出发，看不到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仅从自身经验出发去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往往导致不能把握革命问题的全局，工作带有盲目性。相对于经验主义而言，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教条主义者往往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迷惑广大党员与干部，尤其是年轻的党员与干部。
对于如何避免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具有书本知识的人理论知识丰富，但不可以止步于书本之上，要关注现实问题，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回答，才能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对于如何避免经验主义，毛泽东认为，具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人，应该努力读书，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进一步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马列主义的学风就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马列主义的学风不仅要求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还要求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的革命特点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还进一步把这一学风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要求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为中心，全面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并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中国革命的现状进行科学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
除了坚持马列主义的学风，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还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理论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习。这正是他不厌其烦地推荐阅读书目，要求全党上下学习，个别书目甚至要求通读数遍的原因。他还提出要“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即马列主义理论要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去系统学习。毛泽东主张把个人自学与学习运动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学习运动一定会有成绩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号召组织全党开展学习竞赛来促进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会后，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作为专门推动干部理论学习的组织，中央干部教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整风运动更是一次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期间，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开展整风学习。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分委员会，近万名干部参加了整风学习。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也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通过整风学习，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毛泽东用“收效极大”来形容此次整风学习的效果。
毛泽东还提倡在工作中学的学习方法。他认为：“学会了一些马克思的原理原则，还不算是真正完全学到了学问，主要的还是要到工作中去学习。”这种方法要求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不能局限于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还要从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中学习，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中对书本知识进行对照、验证、提升，从而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他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要把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认识与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中提升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反对在理论学习中不顾具体实际死记条文字句的现象，并对这种脱离实际的学习方法予以批评，认为这种学习方法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即“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
当时，广大党员与干部在理论学习上还一定程度存在“忙得很”和“看不懂”两个问题。“忙得很”，是大家都在为革命事业而忙，公务缠身；“看不懂”，主要是受制于自身的文化水平看不懂。“忙得很”和“看不懂”严重影响到理论学习活动的有效开展。对此，毛泽东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针对“忙得很”的问题，他提出要用“挤”的方法来对付。“挤”，就是挤时间，“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针对“看不懂”的问题，他提出要用“钻”的方法来对付，就像“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只要长期坚持“钻”下去，迟早会把读不懂的东西读懂。针对一些人学到一点点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就自我满足、以为不用再学习了的情况，他严肃指出，“学习一定要学到底”，满足是学习上的最大敌人，一定要把它克服下去，把学习坚持到底。因此，他一直主张“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
四、学习目的：“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毛泽东认为，对于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我们不仅要精通掌握，而且还要灵活应用，“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其逻辑起点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的过程有两次飞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理性认识到社会实践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形成了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第二次飞跃就是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改造客观世界。当然，第二次飞跃不仅仅是改造世界的过程，也是检验真理与发展真理的过程，是认识过程的持续发展。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重要，因为如果仅用于空谈而不去实践，再好的理论也是没有意义的。同样，马列主义只有在被应用于革命实践时，才能发挥其改造世界的作用，才能验证其真理性，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也是由马列主义的实践品质决定的。实践性是马列主义最显著的特性。一方面，马列主义理论来源于实践，脱离了实践的基础，马列主义理论就失去了其科学性；另一方面，马列主义是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是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的思想武器；还有一方面，马列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发展，脱离了实践，马列主义必然丧失活力与生命力。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一再强调的就是学习目的在于应用。
毛泽东用箭和靶的关系来比喻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认为射箭就要对准靶心，要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也就是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带着目的去学，这个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没有中国革命之的，即使有了马列主义之箭也是毫无意义的。当时在党内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一些人不会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与方法，主动去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只是纯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或片面引用马列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词句以装点门面。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他们虽然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但并不能真正消化吸收，更不能拿来解决现实问题。他严正指出：“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如何应用马列主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理论的应用不仅是学习的继续，更是对学习成效的检验。理论应用不能照抄照搬，不能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不是真正应用马列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当时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基本的特点就是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走和平改良的道路，而是走革命的道路，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政府，最终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因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就是进行武装革命，推翻反革命统治，建立人民政权。针对当时干部教育中出现的哲学课不讲中国革命逻辑问题、经济学课不讲中国经济特点问题、政治学课不讲中国革命策略问题、军事学课不讲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问题的情况，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他主张要注重对中国特点的研究，学习马列主义要以中国的具体作为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用马列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理论的具体应用，而在应用过程中对马列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应用。毛泽东认为，要在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实际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他指出，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把实践提高到相应的理论程度，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加以科学分析和深入考察，使之进一步上升到理论的阶段。要“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为什么要强调理论创新？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马列主义不可能穷尽对世界的认知，它必然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不可能为解决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在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发展马列主义，用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总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科学应用于实践，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问题上的一系列思考，是我们当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指南。
（本文选自《党的文献》2020年第1期，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