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不同社会人士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历史解释，如反帝抗日运动、铲除汉奸运动、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民主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文学史上的启蒙运动、青年运动等。还有人提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本文拟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五四“反帝反封建说”的形成和定格作一番考察。
1930年代左翼知识人和一些中共领导人的认知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迅速传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左翼知识人和中共领导人，据此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分析中国近代的变革，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由是，就很自然地谈到五四运动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茅盾也认为，五四运动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至少是破除封建思想这一点，是有历史的革命的意义的。而在左翼作家的文艺新闻社看来，五四最大的任务与最后的成果就是反封建。《青年文化月刊》的一篇文章更具体地论述了五四运动作为“反封建制度的民主运动”的典型表现：“新思潮蓬勃，反孔，反礼教，文学革命，出版物发达，外国风气传入，西洋学者相继来华讲学，诚然是轰轰烈烈于一时。然而欧战以后的中国产业不能继续着长足发展，所以新兴力量终于不能摧毁旧封建势力。”很明显，这都是从五四运动作为文化运动一面来讲的，是在接受马克思列宁学说后反观五四运动得出的结论。
在由左翼知识人掀起的新启蒙运动中，这一看法更加普遍。张申府说：“在思想上，五四代表的潮流，对于传统封建的思想，是加了重大的打击。”胡绳认为，反封建思想的诸要求，在五四时代被明显地作为战斗的标志。柳湜指出，五四运动“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对“中古”的传统思想，全部起了怀疑。《新青年》杂志在五四阶段中“尽了它的向封建意识反叛领导的作用”。在艾思奇看来，五四运动是“单纯反封建文化的运动”。一位署名“兆鸥”的左翼知识人进一步解释说，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更是一个猛烈的反封建运动：它推翻了中国千古供奉的“孔家店”，怀疑了四书五经，否定了文言，给了封建势力有力的打击。它是“单纯反封建”的“一场典型的启蒙运动”。稍有不同的是，齐燕铭认为：五四运动中，“最有意义的文化工作便是‘反儒’”，“而《新青年》在当时就成为‘反儒’的中心”。其实，这并不矛盾，在当时的左翼知识人看来，“儒教”即是中国封建思想的代表。
以什么样的武器来反对封建思想呢？一些左翼知识人认为，五四时期特别是前期的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文化。由此得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代表着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之文化的抬头，其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的”，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组织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并且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反映了“布尔乔亚的抱负”，民族资产阶级成为运动的“掌舵者”。在他们看来，“‘五四’文化运动就是中国要求变更旧的社会关系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之表现”，“是一个前进的小资产知识分子所领导起来的民主革命运动”，那时所需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也有人认为，五四虽然努力去忠于资产阶级的完成，结果是相当地背叛了资产阶级，到后是怀疑了五四的资产阶级性！意思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这就需要一个新的阶级的登台。
除了以“反封建”来看五四运动对中国封建糟粕的批判之外，左翼知识人和中共早期领导人更强调五四运动的政治性，即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面。早在1925年，张太雷和瞿秋白就分别指出，“五四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是“积极的群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由左翼知识人创办的《社会科学》的一篇文章指出，五四运动是北京学生反抗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运动。1933年，苏区刊物《红色中华》纪念五四时解释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众因感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的压迫”而掀起的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军阀政府的口号”。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为瞿秋白写的讣告中讲到，十月革命以后，瞿秋白在俄期间，中国正发生一种“新文化”运动，亦是一种猛烈的反帝运动。其实，瞿秋白自己也说过，五四运动的遗产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齐燕铭同样认为，五四运动是“反抗封建争取民主的新革命运动，同时也负了反帝的任务”。胡绳更明确地指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斗争的对象”。可见，左翼知识人逐渐把五四运动的“反封建”与“反帝”联系了起来，把它们共同作为五四运动的特征。
这种看法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特别是在毛泽东的五四观形成时更加普遍。艾思奇在《新中华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五四文化运动里，实在是在于旧文化的否定和严肃的清算”，配合着“救国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建国的任务”。反对把五四运动看作“文艺复兴”的何其芳认为，五四运动，一方面是对“封建思想的动摇”，一方面是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而发的对外的爱国运动”。茅盾1939年著文谈到，“五四示威运动是二三年期间的反封建的思想准备的结果，所以五四运动扩大成为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以后，立即推进了并扩大了反封建的思想运动”。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是相互促进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认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继‘反封建’的口号”提出。只是在这以后，出现了“资产阶级自己内部的动摇”，因而，“五四运动之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务，迄未完成”。但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乃是中华民族神圣的历史的使命，必得完成”。那么，自然应该由无产阶级来完成。
作为五四运动亲历者的周恩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到，“五四运动包含民族运动，科学与民主运动，新文学运动”，“是思想革命也是一种启蒙运动”。具体表现为：既“反对封建意识”，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凯丰说得更明确，“五四运动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与凯丰在同一期《读书月报》发文的潘念之同样指出，五四运动“是青年们抗日锄奸的救国运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邹韬奋在《全民抗战》上的纪念文章讲到，“五四运动除了引起全国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巨潮外”，“还有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思想，及主张文学革命等等”，“反侵略，实行民主，这是我们在今日的五四运动纪念中所要特别提出，继续努力的”。
根据现实需要来纪念五四，这一指向是很明显的。不难发现，五四运动以后，尤其是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知识人和中共领导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从而赋予五四以“反封建”和“反帝”的意义，而这样一种定性背后的现实指向，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比如1927年之前，中共所反对的帝国主义主要指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20世纪30年代以后更多地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而反对的封建主义主要指的是封建思想，当然也包括政治上封建势力的代表，开始是北洋军阀，后变为“豪绅地主”和一部分国民党的当权者。
自由知识人和国民党的看法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种盛行的社会思潮。有人甚至认为，“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在这种“主潮”之下，接受者和运用者并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注意到有“党外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些党外人士中也包括“一般知识界”。
比如，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尽管各派政治立场各异，观点大相径庭，但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与左翼知识人文艺观相对立的自由知识人或“第三种人”，在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上，却不那么“对立”。他们认为，五四运动之使命，即是反封建文化，其意义亦在于反封建文化。陈端志指出，“五四运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含有民族主义的运动”，“也是一个反封建势力的含有民主主义的解放运动”。
同样，这类人也把五四时期用来“反封建”的“新思潮”看作是资本主义文化。1932年，胡秋原指出，五四运动不但反映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之抬头，而且反映美国文化在中国思想界活动之开端。1934年，张磐说，五四运动时代，“现代西洋文化”，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即资产阶级文化。所谓“赛恩斯”“德谟克拉西”，本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敲醒了全国思想界的梦。1935年，一位评论“中国本位文化”的作者认为，五四文化运动，反映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产业的活跃，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从“社会史观点”出发，陈啸江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谓“新”，就是“迎接适合民族工业发展要求的新兴的资本主义文化之意”。
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也曾参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有新闻史研究者指出，国民党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建设》杂志等，用很多篇幅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和劳动问题的文章”。1923年以后，在苏联的支持下，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曾是共同的口号，其中的有生力量主要是五四青年。因而，五四运动以后，在人员构成、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方面，国民党与中共有一定的重合。比如，封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话语，也在国民党思想言说和政治生活中出现。即使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一些词语依然被国民党沿用下来。
毛泽东说，国民党反共以后，“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国民党自身也感到为“帝国主义”和“封建思想”所困，因而，在其政治言说中仍有反帝反封建的提法，这也反映到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上。
1927年至1930年，《民国日报》曾连续发表关于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一直在强调其“反帝”的一面：“五四运动的对象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五四运动的定义，就可说是中国人民，因不堪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工具——军阀官僚的压迫，奋臂兴起，自然发出的一种反感行动，他的对象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五四实为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的历程中爆发最激烈的一日”。几年后，在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的《文化建设》上，不但仍然强调五四运动的反帝性质，而且又增加了其反封建的一面：“五四运动，就政治而言，可说是一个民族自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作为中国“特征”的“封建”，因“不适近代生活早已被有革命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扔到厕所去了”；“五四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表现为‘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后到了民国十四年五卅运动遂具体化而为打倒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然而，胡适并不赞成反帝反封建一类的说法。早在1922年，他就批评过对“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1929年，针对“封建”的用法，他又指出，一些人“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一位天津市党部的某先生的演说，说封建势力是军阀，是官僚，是留学生。”但是，“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
从胡适讲话的语境来看，“封建”的运用者明显的是国民党人，“天天”特别能说明作为一种口号的特性，而把“留学生”也说成是“封建势力”，又提示了这一词运用的随意性。当时，反封建者常常把不同道者一概斥之为“封建”，更有相互指责对方为“封建”者。1933年底，在给孙长元的退稿信中，胡适同样表示了对这一类用词的反感：“你的文章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等，在读此文时，我好不懂得这些名词在这文里代表什么东西。”他还说，“此是时代病”。
胡适说的“时代病”，从另一面看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整体上的思想取向。国民党的一些人或其支持者，同样把五四运动反封建的思想武器看作是资本主义文化。
当时由国民党控制的《人民评论》的一篇文章提出，五四是资本主义文化运动。《文化建设》亦刊文认为：“五四时代，一般新文化运动家，虽然想把西洋近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完全搬到中国，但是为时不久，即成泡影，盖帝国的束缚未能解脱，自己的民族资本绝不能够发展，民族资本不能够发展，则资本主义又如何能凭空建立。五四运动的昙花一现，证明半殖民地的中国绝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的文化，欧洲大战的教训，俄国革命的影响，又引起国人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向慕，于是五四运动熄灭以后，便有一部分人一转方向，提倡社会主义的文化。数年来的提倡与运动，当然不能说毫无影响，但是在整个的穷困的国家要希望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亦不过等于东施效颦而已。”如果没有最后一句，那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
类似的观点还有：“资本主义高速度的剥削，中国经济基础更进一层的瓦解，到底又揭起了中国文化运动的另一波涛，即是五四运动。这是进到高形态的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但这运动又是不幸，并未产生若何大的效果，虽然它也有一点小的成功。这原因，不外是这样：几年的欧洲战争，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积极发展，民族工业发展达到某种程度时，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条件，遂有相当的成熟”，但“待到大战停止，国际的资本主义又再生的时候，这朵繁荣的葩蕾，不久，竟逐渐的凋谢，再也没有重温那种春色的梦的可能。于是五四运动，遂不得不宣布它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没有再向前发展的可能了！”（李立中：《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批判总清算》，《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无论作者最终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显然很接近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既然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也就昭示了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主导下的五四纪念，仍被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汉口《政论》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运动，其主要任务：是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运动，是反抗军阀专制的民主运动，是破除封建束缚、玄学思想的科学运动。自这一运动开始，中国革命又走向新的阶段”。其中所谈的五四的“历史意义”，既有“反帝”的意义，又有“反封建”的意味。
有趣的是，一些国民党人士还大讲特讲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领导作用。《思潮月刊》的一篇文章写得十分具体：“那时上海的民国日报，完全站在学生方面，抨击北洋政府，积极号召各地学生响应北京学生。对各地学生的活动消息，尽量予以登载。国民党的前辈如邵力子，戴季陶，沈玄庐诸先生，对于学生运动进了许多有益的忠告，并努力促进了罢市罢工之实现，我们可说，没有上海的有力应援，五四运动提出的要求不会实现，而上海和长江运动的活跃，和罢市的成功，一部分上海的国民党领袖实起了领导的作用。”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蔡侠飞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虽是青年学生激于爱国的热情，为一种爱国的自发的救国运动，但其内容原因，完全是由于本党革命思想普遍深入青年心坎的效果。而且当时学生运动之所以能蓬勃蔓延，亦完全是本党的宣传与领导。”
这样一种说法虽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说明了言说者对五四运动的看重——试图与之关联，并极力标榜对它的作用，这充分体现了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定论及扩展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是毛泽东酝酿和创立系统的革命理论的重要时期。理论需要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需要从历史的逻辑建构理论的逻辑。直到1956年，毛泽东都清楚地记得：“《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毛泽东所指前后阶段的分界线就是五四运动。为了对五四运动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位，毛泽东不可能不去了解既存的关于五四运动的种种说法。可以说，此前左翼知识人、一般知识界和国民党人士关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性质的一些认知，为毛泽东提供了思想资源。
1939年4月下旬，毛泽东撰写了《五四运动》一文，发表在5月1日出版的《解放》上。其中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5月4日，他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演中提到，“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反帝反封建是中共二大提出的革命目标。毛泽东把五四运动与反帝反封建联系起来，明确地把五四运动置于整个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程中去看，意在说明革命目标与历史发展需要的切合。
1940年，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大篇幅地对五四运动进行了论述。他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野，深入分析中国近代历史大变革，把五四运动不但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而且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时期划分的标志，还作为“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不同历史时期划分的界碑。前期的民主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领导，后期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这正好与此前知识界把五四运动看作“资本主义文化运动”相一致，只是对五四运动以后的认识就不一样了：“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与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
总之，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文化，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本身作了鲜明的定性：“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就彻底的“反帝”来说，是因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无产阶级，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与前人不同的是，毛泽东更明确地把五四的反帝与反封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且特别强调了它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
如前所述，1939年5月4日，毛泽东曾说五四运动“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而这里关于彻底性的论断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可能与胡乔木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有一定关系。在毛泽东更加系统地论述五四之前，发表毛泽东《五四运动》一文的《解放》同一期还发表了胡乔木的《青年要发扬五四爱国精神》。其中指出了“它的坚决反对民族敌人和反对中途妥协的精神”。“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仅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国际帝国主义投降，也不向本国的卖国政府投降。……中国青年当时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任何牺牲的情景，就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不因而感动，不能不加以赞美。每一个青年应该锻炼自己伟大的气节，跟一切艰难困苦和威胁利诱作斗争，跟一切悲观失望投降妥协的倾向和情绪作斗争。……我们应该人人走上全面抗战的最前线，人人参加抗战，人人起来消灭新的曹章陆——汪精卫和一切汪精卫之流，为团结全国抗战到底，这样来纪念五四。……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我们在长期的抗战中间不至迷失方向，不致为各种似是而非的妥协论、分裂论和其它脱离人民违反进步的错误理论所欺。”
可见，胡乔木曾论述了五四的不妥协性，而这一结论不仅来自五四运动本身，也是为了让人们警惕抗战中的“各种似是而非的妥协论”。当时胡乔木还不是毛泽东的秘书，这篇文章的写作，毛泽东事前应该是不清楚的，但发表后毛泽东不可能不注意到。半年多以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的判断，有可能是受了胡乔木的影响。
与胡乔木同时发表文章的凯丰也指出，“当今纪念五四运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抗战到底”，“必须坚持反对妥协投降的卖国贼汪精卫”。可见，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五四运动以“不妥协性”，也是为了反对抗战中出现的“妥协性”。
在毛泽东作出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论断以后，很多知识界文化界人士都明显地受了影响。这突出体现在1940年他们为纪念五四运动撰写的文章中。
周扬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既有“妥协”即“脆弱的一面”，“对封建主义投降（胡适、周作人等）”；也有彻底的一面，“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深入贯彻，向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
吕振羽在《中苏文化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五四运动的内容，是民族资本者集团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运动，它体现着空前的民族自觉的发展，是戊戌运动以来的启蒙运动的质变和高涨。”
而直接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的艾思奇，所受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由于无产阶级深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是比民族资产阶级更坚决勇敢得多”，“五四文化运动，不单只就思想文化的内容上进行了反对封建传统的斗争，而且在思想表现的形式上，思想发展的工具上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斗争，那就是白话文学的提倡和对于文言文的统治的否定。民主主义思想对封建思想文化的猛烈进攻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最初的基本的斗争”。把“反帝反封建”明确地放在一起，并强调它的“深入”“质变”和“猛烈性”，是以前比较少见的。
整风运动以后，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论断被中共理论界和知识界更普遍地采用。1946年，李光灿在《北方文化》发表的一篇文章几乎照引了毛泽东的说法：“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北方文化》同一期刊发的何干之的文章观点显然也是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得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开端”。1948年，曾多次论及五四运动的茅盾也调整了以前的看法：“五四运动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运动，而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从文艺革命到革命文艺）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的一翼。”邵荃麟也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彻底不妥协精神”，“五四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是说明了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斗争意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次起领导的作用”，“29年的血的奋斗中间，中国人民始终坚持着五四彻底不妥协的传统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最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显然，中共就是“彻底不妥协”的代表。
1949年，五四运动30周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作了隆重纪念，专门刊登了《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摘选了《新民主主义论》和《反对党八股》中关于五四运动的内容，并按毛泽东的论述作了介绍：“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这一运动带着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革命性，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和群众性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说，五四运动以后，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就成为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的新文化与唯心论和形式主义的封建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的斗争。
除此以外，《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一组专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沿用了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论断。何干之的文章指出，五四时期，“新思潮”内部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派别，“胡适妄谈贫穷、疾病、愚昧等五个鬼扰乱着中华，而封建势力不在内，帝国主义也不在内。中国革命的对象既然不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那么胡适就成了反革命的辩护人，以至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以毛泽东的论断回顾历史，实际上是为了更鲜明地映照现实。吴玉章讲得更明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两条不同的路线在发展着、斗争着。它们都是新的时代和中国新兴阶级的产物，“表面上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因而使人难于辨别是非、认识它们的好坏”。但是，“到现在：一个是成功了；一个是失败了”。因而，原来的分野和界限也就更清楚了。作家杨振声以此重新审视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与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他的力量与成绩。”华岗在《群众》上的纪念文章更密切地把五四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联系了起来：“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一次人民觉醒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期的一次群众救国运动，是中国人民群众自己动员起来所勇猛进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表现了新颖的历史特征，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五四以后30年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逐步克服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的斗争过程。”
1940年毛泽东对五四运动作出的结论沿用到了现在。目前中学历史教科书是这样表述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也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结语
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左翼知识人和一些中共领导人都曾论及过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这其中不少人比如艾思奇、何干之等，也包括曾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胡乔木，后来都到了延安，活跃在毛泽东的周围。他们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论述，应该在相当程度上，为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史提供了材料。换个角度可以讲，毛泽东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说”有知识界的贡献，又由知识界传播，最终成为长期坚持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有意思的是，一般知识界和国民党人士也会使用“反帝”“反封建”的话语，并将其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其背后甚至同样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此，陈高佣说：“虽然各家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看法彼此不同，而就其从社会经济上用史的方法来解释中国过去的历史与决定中国将来的出路，则为共同的一种思想方法。”政治上相异，而思想方法有共同之处，这大概是当时一种比较奇特的思想景观。有学者从另一角度和另一些史实中也注意到中国近代历史的这种情况，“许多在社会区分方面看似歧异甚至对立的新旧派别在思想观念方面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共性”。
在对五四的历史认知方面，最能体现这种“共性”的是1939年国共双方一致同意把每年的5月4日定为青年节。1939年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国会召开常委会议，提议把5月4日作为中国青年节。4月5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给各根据地和大后方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各青年团体要宣传和讨论西北青年救国会的提议，并号召各地于当年5月4日举行拥护中国青年节的运动。这一运动确实得到全国各地青年团体的支持。在全国青年的普遍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青年节的设立。
社会各界和政治各派大都认可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确实，反对外国的侵略，反对不合时宜的传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五四运动无法否认的内容。而把它们分别叫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帝国主义和封建思想确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两个明显的障碍。对国共两党来讲，关键是看谁能够“反”得彻底，谁能够把它们真正地“打倒”！由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谁能够成功。1947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纪念五四运动的社论稿时写到：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历史恰恰证明了毛泽东所述关于革命胜利与五四运动的关联。
[ 本文选自《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