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工作实践中，陈云在哲学、经济、党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些思想的精华集中体现在他常讲的九句话、一百个字上。深刻体悟陈云的这“百字真言”，可以对学习、研究和领会他的一些重要思想特别是蕴涵其中的思想智慧和领导方法起到一定的引导入门作用。
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这十五个字的思想方法始终贯穿于延安时期以来陈云的全部文稿之中。陈云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经常思考的重大问题。笔者曾将毛泽东心目中的实事求是概括为“虚怀观是”“和气察是”“去偏归是”“去伪存是”“调研得是”五个方面。陈云十五个字的思想方法是从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学习而来的，同时与毛泽东心目中实事求是的五个方面密切联系、交相辉映。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可以说是“虚怀观是”“和气察是”的另一种表达。“虚怀”是自然状态的虚怀，“和气”是民主状态的和气。如果一切从领导的意图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那就不是虚怀的状态，而是唯上是从的状态。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那也不是虚怀的状态，而是教条主义的状态。如果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就听不到下级和百姓的真实意见，看不到下面的实际情况。“只唯实”，不仅关系思想方法问题，还关乎讲民主的问题。讲民主就不怕别人批评提意见。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是说不重视上面的指示和书本知识，而是强调上面的指示和书本知识要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交换、比较、反复”，可以说是“去偏归是”“去伪存是”“调研得是”的另一种表达。关于交换，实际上“就是互相交换意见”。陈云认为，过去工作中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交换意见才能既知此又知彼，达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才能避免片面性，达到“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关于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他指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把中日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基本特点作了比较，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从陈云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持久抗战论与亡国论、速胜论是经过比较才显其是非的。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达到“去伪存是”。关于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所谓“调研得是”，不是静态的，而是着眼于事物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实际，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深化对事物本身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陈云十五个字的思想方法，简洁、生动、深刻，既源自毛泽东思想，又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特点。
二、“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
自1956年11月起，陈云在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的同时，还开始兼任商业部部长和中共商业部党组书记。1957年1月9日，他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上讲话时，谈论了调查研究弄清情况与决定政策的关系。陈云指出：“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调查研究弄清情况，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
陈云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是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为能给全党的组织建设制定出有效的方针政策，陈云先后共组织了9个乡的支部书记进行调查研究。在做边区财经工作时，他也经常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接收沈阳时，他先后四次到沈阳及其周围城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情况。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1949年七八月间的上海调查、1951年3月的武汉调查、1955年1月和5月的青浦调查、1961年上半年的化肥工业调查以及下半年的青浦小蒸调查和北京煤炭工业调查等，都留下了许多佳话。
陈云提出的“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明显受到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影响和启发。毛泽东曾经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但是，陈云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他在财经工作上的调查研究，具有独到的特点和贡献，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62年毛泽东夸奖陈云懂经济工作，“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
三、“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
1942年10月7日，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陈云强调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针对新知识分子干部中有些人只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感到自己被大材小用了等问题，陈云论述了政治与技术、经济、事务的关系以及“大”与“小”的关系。他说：“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他认为，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谈阔论，要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决不是小事。他一方面指出，知识分子是有用之才，但“还不是革命的大才”，“因为革命工作，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要社会知识和革命实践知识”；另一方面他认为，“要适当估计自己，不要嫌事小。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
这次讲话一年后，陈云的工作转移到边区财经工作方面，开始做在有些人眼中是“小事”，而在他眼中是“大事”和“难事”的“吃饭穿衣”之事。
在主持陕甘宁和晋西北两个边区的财经工作时，陈云面临的是300万人民的生活和十几万脱产人员的经费问题；在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时，陈云面临的是3000多万人民的生活和140多万（其中军队108万）脱产人员的经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陈云面临的是四五亿人民的生活和成千万脱产人员的经费问题。尽管工作局面由小到大，但是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所表现出的卓越智慧都是从边区这个“小处”开始的。
四、“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
1948年10月28日，在准备接收沈阳的干部大会上，陈云讲解了接收的办法和需要注意的原则问题。他提出了最需要重视的一条原则：稳当胜于冒失。“稳当一些，要多想一想，多请示一下。这样慢了一些，有点损失，但这比冒冒失失犯了错误，哪一样好？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陈云坚持强调的这条原则，为此后成功接收沈阳提供了指导。
重视一个“稳”字，稳扎稳打是陈云工作方法上的一大特点。以做小事为做大事打基础，这是“稳”的一种表现。“摸着石头过河”也是“稳”的一种表现。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抓财经工作时，指出“要摸着石头过河”；20世纪80年代初，他谈改革仍然要求不能过急，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这都是强调“稳”。陈云讲话时，喜欢打比喻。他说挑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一头失落另一头也保不住；拿着一个沙袋在铁丝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这种重视基础作用、重视平衡的思想，也是强调“稳”。
五、“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1983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的问题。对现代化建设，他讲了一个方针性意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一个重要的、一贯的指导思想。
讲“重要”，是因为陈云认为，全国财经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处理好民生与建设的关系，就是要为人民理好财、用好财。在这对关系中民生是第一位的，建设是第二位的。建设是为人民过上好日子，不顾民生去搞建设，既脱离了建设的目的，也造成人民饿肚子搞建设，建设必然搞不好。这是脱离了“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但是，只强调民生，只强调提高生活水平，财力都用到消费上，搞不了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那就是危害整体的民生、长远的民生。这也是脱离了“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
讲“一贯”，是因为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向来重视处理好民生与建设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这时，他反对的重点是不顾民生贪大贪多地搞建设。20世纪60年代，陈云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目标就是要达到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改革开放之后，针对那种只顾民生兼顾建设不够的倾向，陈云也曾强调，经济工作的一个大方针，第一是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第二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说：“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以后，他又多次重申这条方针，要求“把握住这一条”。陈云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有一个原则界限，即有饭吃之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
六、“七分经济，三分政治”
1957年1月9日，陈云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口号？陈云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一方面，政治是统率，是起方向作用的，不能以业务挤压政治、轻视政治。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参加革命时，陈云就提出：“坚决地破除往昔中国人民普遍‘不谈政治’的现象。”不谈政治就不能起来革命。所以，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指明了政治的必要性，“政治是重要的，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政治的”。他对文艺工作者说：“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时，同样要求财经工作者加强政治。1950年6月，他指出：“财经干部经常注意政治是必要的。做财经工作的人，一天脑子里就是数目字，经常转财经工作本身的问题，其他方面考虑的就很少。要经常在政治上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群众观点，没有政治观点，就很容易出毛病。”兼管商业工作后，陈云继续强调：“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这件事，值得我们警惕。”他指出：“我们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带有原则性的领导方法的错误。”
另一方面，“搞政治要有一个基础”，政治存在于经济工作和各业务工作之中，不能搞空头政治。政治与文化，文化是基础。“要搞通政治，就先要提高文化；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学懂政治。”政治与经济，经济是基础。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陈云批评一些干部出现的只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的倾向，指出“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他在边区做财经工作时要求财政厅的同志会打算盘会算账，“如果来一个‘政治领导’，人家要什么给什么，不算帐（账），那是不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要求把政治具体落实到业务上，不能空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不能土特产卖不出去却无人管。他认为：“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
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1985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了六条意见，其中一条意见是抓紧抓好粮食生产。他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问题被看作重中之重。毛泽东认为，“饭”字就是“食”字边加个反字，意思是“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周恩来提出：“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陈云主抓财经工作，更是把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摆在首要位置上。然而，几亿人口的中国不能依靠手工搞饭吃，必须实现工业化，否则要永远受人欺侮。问题是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不得不采取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陈云竭尽全力地处理建设和吃饭的关系，努力把建设摆在人民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注意调整防旱除涝、化肥生产和农村政策等促进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和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陈云依旧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是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农业的基础地位，都要抓紧粮食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底线思维，从心里牢记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如果粮食出了问题，任何人都救不了我们。
八、“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
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讲到了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问题。当时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陈云在讲调整公私关系时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关于整顿税收问题，陈云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因此，“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
统筹兼顾，原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为正确处理五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而提出来的。陈云在发言时进一步阐发了统筹兼顾的思想：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这种统筹兼顾必须“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统筹兼顾”；工业投资和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中的粮食生产和棉花生产、工业投资中解决石油问题和发电问题以及铁路问题都要统筹兼顾。
九、“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1962年3月7日，在重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陈云谈到国民经济调整的目的时指出：“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是陈云一贯的立场，也是他做财经工作一贯坚持的宗旨。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认为，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先了解群众，帮助群众，群众才能帮助我们。他指出：“没有群众，军队是不能扩大的；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他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注重开源节流，发展经济，让陕北老百姓家家存的粮食都多起来了。
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陈云很快看到，只有解决东北农民特别是占农民人口60%的雇农的土地问题，才能发动群众跟党走。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其大等于天！”正是由于千方百计地从使基本群众得到益处去争取群众，才把观望的群众发动起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从而使我党我军在东北地区实现由被动到主动、由弱势到强势、由防御到进攻的伟大转变，为此后东北全境的解放打下了重要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经常思考的就是怎样“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他不是把为人民服务看成抽象的口号，而是强调其具体的历史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农业、手工业占全部经济的90%，工业经济的恢复、城市的繁荣要靠农村经济推动。对此，陈云指出：“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当时，他正是抓住了城乡交流这把钥匙，以90%的农村经济带活了10%的工业经济。此外，陈云还总是把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心上。他告诫经济工作者：“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十、结语
笔者认为，陈云九句话的“百字真言”，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四个字，即“实”“稳”“高”“本”。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这两句话集中反映了一个“实”字。要唯“实”，就是要千方百计弄清实际情况。
“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这两句话集中反映了一个“稳”字。要“稳”，就要重视打好基础，就要力戒冒失、冒进。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这四句话集中反映一个“高”字。“高”，就是要站在战略高度，关注战略问题，重视战略思维。吃饭与建设、经济与政治、农业与粮食等问题，都是需要站在战略高度关注的战略问题，需要以长远的、整体的战略思维进行多方考虑，统筹兼顾。
“真正为人民谋福利”，集中反映一个“本”字。要守“本”，就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人民。
“实”“稳”“高”“本”有着内在联系。“实”是根本思想方法，“稳”解决的是打牢基础、扎实前进的问题，“高”强调的是在全面联系中从战略高度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本”是个立场问题、根本问题。牢固树立为人民谋福利的根本立场，要求做到“实”“稳”“高”；“实”“稳”“高”则是实现为人民谋福利的重要途径。
（本文选自《党的文献》2020年第2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