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年坚持不懈的接力奋斗，中国将在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将树起一块光彩夺目的丰碑。梳理这20年“全面小康”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形成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研究中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一、从“中国式现代化”到“奔小康”
“全面小康”和“奔小康”是相互联系、彼此衔接的。回顾“全面小康”思想提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必须搞清楚“奔小康”这一战略目标是怎么确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词典中，无论是“奔小康”，还是“全面小康”的提出，都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知息息相关。在1979年3月30日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他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应该讲，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长期追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举行的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把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列为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不仅是因为林彪、“四人帮”反对四个现代化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公愤，更是因为当年强调“实现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的四个现代化宏伟任务”的口号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也就是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是当时的最大共识。
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被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邓小平就已经提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但是，能不能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去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在当时还要进一步统一认识。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里，中国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和它们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就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邓小平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
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仅2个多月，1979年3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接见英国外宾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个新概念。
2天后，即3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当时近两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新概念？不久，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阐述了他的思考。他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尤其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提出我们“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里论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实事求是”关系的时候，从两个层次讲了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第一个层次是，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今天中国要解决的最大的“实际”，“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层次是，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是“适合中国情况”。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建设思想，“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在1979年3月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概念后，邓小平没有把这一重大问题停留在概念上，而是经过反复思考包括具体测算，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和阐述了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怎么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等问题，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目标和“三步走”发展战略。
首先，邓小平指出，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低标准的现代化。在197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区、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他明确指出：“我们开了大口，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上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
其次，邓小平指出，中国20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800美元。1979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为了说明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问题，用了“小康”这个带有中国文化意味的概念来加以解释。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后来，经反复测算，邓小平考虑人口增长等因素，认识到20世纪末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有困难。在1980年10月15日一次讲话中，他把1000美元改为800到1000美元。1981年4月14日，他在同日本外宾回顾“1979年和大平正芳谈到在20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时说道：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1000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800、900，就算800，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这之后，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这就是“奔小康”的由来。
再次，邓小平指出，中国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1981年11月1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外宾，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时指出：
我们冷静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根据现在的情况，到本世纪末，可以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我们不能主观地求快。一九七八年我们设想可以搞快一点，但我们想错了。因为中国底子薄，人口太多。所以，我们紧接着总结了经验，提出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不能同西方比。日本大平首相一九七九年访问中国时向我提出，你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我想了一下，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就要超过一万二千亿美元，因为到那时我们的人口至少有十二亿。现在我们经过摸索、计算和研究各种条件，包括国际合作的条件，争取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最低达到八百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在下个世纪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靠近西方的水平。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设想。
邓小平这个谈话，在思想史研究中特别有价值，因为他坦诚介绍了自己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路和思想转变过程，如实介绍了我们怎么从最初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79年提出“20世纪末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从1979年同日本大平首相谈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到提出800美元的“小康社会”目标。同时，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要实现“靠近西方的水平”的现代化，要到21世纪30年代或50年代。
在这里，需要注意两点：一是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从中国特点出发提出的新概念，但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并非指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纯粹是“中国式”的，只是指20世纪末能够达到的现代化是“小康”水平的现代化，这就是他用“小康之家”来定义“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原因。二是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已经实事求是地把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从最初提出的“20世纪末”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或50年代”。
根据邓小平这个设想，党中央制定了分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1982年9月1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就是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的，“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为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
在1987年10月25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二大制定的“两步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这就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还被作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
党的十三大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邓小平始终扭住这个目标不动摇、不放松。在1989年6月发生国内政治风波后，邓小平重申了这一“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称之为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是正确的，说：“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在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中，他还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在经历国内外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讲出了最后一句嘱托：“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二、从“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江泽民指出：“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这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重要构想首次提出。
事实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提出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实现现代化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这就是党的十五大报告说的，“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三步走”战略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今天，这已经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于2000年10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与此同时，《建议》宣布“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该《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新战略目标。在这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作为“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的一个任务和目标提出来的。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阐述了这一新的战略目标。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说明并加以深入探讨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的实事求是原则制定的。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思想成果、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在哲学认识论中，它属于“认识”的范畴。但是，这一来自实践、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在重新回到实践中去之后，就会成为一个新的“实际”。这一新的“实际”又会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中国在为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而奋斗时，战略构想会一步步变为社会现实，而新的社会现实就成为我们制定、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对待的“实际”。
2002年11月8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就是依据这样的科学思想，分析了我们在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进程中，特别是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后的实际情况。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与此同时，党的十六大报告还实事求是地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一个是“总体上达到小康”，一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两个结论就是党的十六大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评价。正是根据这样的分析，从这样的“实际”出发，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的战略任务。
完全可以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从2000年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对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思想的发展。对此，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是这样说的，“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所说，正由于这一新的战略目标的提出，我们今天常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得以形成。
这里有一个历史分期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就是，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究竟是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所说的“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进程中的发展阶段，还是党的十六大所说的“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如果是前者，那么这20年就是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50年中的第一阶段；如果是后者，那么这20年则是实现“第二步战略部署”之后与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之前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按后一种考虑，就在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战略部署”与“第三步战略部署”之间，增加了一大步发展阶段，形成了“解决温饱问题”“奔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四个发展阶段。这样，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从“三步走”战略变成了“四步走”战略？
当然，还可以有一种考虑，把这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第二步战略部署”的延续，归入“第二步战略部署”。这是因为，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都是为现代化打基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质就是为现代化打基础。这样，依然是“三步走”战略，只是在时间上把第三步战略部署延到2020年以后实施。在我看来，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20年归入“第二步战略部署”，或确定为“第二步战略部署”与“第三步战略部署”之间单独的一个发展阶段，都缺乏充分的理由。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担的任务来看，它已经完全不同于“奔小康”，而是要解决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些瓶颈问题（如“三农”问题、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等），因此说它是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第一阶段或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哨战”，比较稳妥。这样来理解党的十六大所说的“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能够成立的。究竟怎么定性这20年的历史地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研究课题。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这10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很明确，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从历次党代会报告的题目看，可以一目了然。党的十六大报告的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题目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两个报告题目的主题词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前者是旗帜和方向，后者是目标和任务。
和党的十六大相比，党的十七大主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要求是，“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与此同时，在国民经济、民主政治、思想道德和教育文化、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提出的经济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七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个方面出发，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提出的经济指标是，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这10年，尽管经历了“非典”、国际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我们始终扭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不放，因而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获得了历史性大发展。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0028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3858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7942元增加到2012年的39874元。也就是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都已实现。事实上，这些主要经济指标，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2010年就已经达到或接近“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2010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年份。那一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12119亿元，扣除物价因素，也是2000年的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808元，扣除物价因素，还没有达到但已经接近2000年的4倍。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2010年的经济指标为起点，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人们都已经注意到，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这个题目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充满激情地指出：“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报告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五个方面论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其中，“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中的经济指标。按照这个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要达到83万亿元；由于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779.1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6272.4元，到2020年应分别达到3.8万元和1.3万元。党的十八大确定的这一新的战略目标，成为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个“全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大既坚持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小康”目标，又把“建设”改为“建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传统。对于这“一字之改”，学术界十分重视，但解释却大相径庭。
一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段问题上，有的观点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从党的十八大（2012年）到2020年这8年，有的观点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笔者在党的十八大后谈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刚开始时也是讲“8年”，还讲过“8年时间，弹指一挥间，一刻也不能松懈”。这是因为，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战略任务的工作来讲，从2012年到2020年是8年。但是，从学理上而不是从工作安排上来讨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更倾向于“10年”。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指标，就是以2010年为参照系或是说从那一年为起点计算的。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后，这“20年”毫无疑问，指的是2000年到2020年；但是，在讲到党的十六大后贯彻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工作时，人们讲的则是2002年到2020年这18年的工作。由于“本世纪头20年”这一概念深入人心，当时大家都没有在意“20年”和“18年”这个细微差异。
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问题上，有的观点认为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后的攻坚阶段，有的观点认为这是在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任务时的说法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对于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的要求”，没有任何疑义。关键是“基础”一词，这个词可以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解为我们在已经完成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基础上，要去完成新的任务，即我们进入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可以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解为我们还要进一步完成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或者说我们进入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攻坚阶段。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认为，不宜在这两个观点之间做一个排他性的选择。说“建成”是“建设”的最后攻坚阶段，未尝不可。因为不论“建设”还是“建成”，主题都是“全面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经济指标还要加把劲，更重要的是，还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任务，比如社会建设任务包括“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一任务，还需要花很大功夫才能完成。党的十九大后实施的“脱贫攻坚战”，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部署和展开的。但是，由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特别是其经济指标确实在2010年已经达标（部分指标接近达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在完成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任务后的新阶段，或者说是相对意义上的新阶段。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后攻坚阶段，又是完成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后相对意义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前10年与后10年不可分割，但又各具特点，可以看作两个发展阶段。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讨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段和定位这两个似乎并不那么重要的问题，是和一个重要问题相联系的。古人说，做事要“瞻前顾后”。讨论这个问题，既要“瞻前”，研究它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还要“顾后”，研究它和“新时代”的关系，即要考虑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的历史定位。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提出的“新时期”“新阶段”这两个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研究“新时代”历史时，不可避免会涉及一个基础性问题：“新时代”的起始点是什么时候？一说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一说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现在，大家已经达成的共识：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是“标志”，这没有疑义。但是，与我们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一样，“标志”是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而历史还是要从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甚至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7月到9月的国务院经济务虚会议讲起。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中的“起始点”和“标志”有关系，但“标志”不等于“起始点”。特别必须考虑到，“新时代”的起始点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段及其起点有直接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50年，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后，提出了一个“分两步走”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安排。这就是，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2050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指出的，“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新时代”包括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二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三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因此，“新时代”的起始点，实际上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起始点。如前所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指标上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以2010年为起点的。这是我们在讨论和研究“新时代”起始点的时候必须考虑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为“新时代”的起始点，那么，“新时代”就是从2012年到2050年这38年；如果我们考虑到“新时代”的第一阶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以2010年为起点的，那么，“新时代”就应该是从2010年到2050年这40年。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10年及其成功之道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从2000年到2020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不懈为“全面小康”奋斗的20年，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社会秩序最稳定、人民群众享受实惠最多、国际影响力最大的20年。其中，2010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10年，不仅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而且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顾这20年的历史巨变，我们首先要感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他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使得中国能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奋勇前进。“全面小康”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在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过程中形成的，是在以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中持续推进并取得圆满成果的。这20年的成功经验有许许多多，最重要的有如下四点。
第一，坚持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相统一。为实现“全面小康”而接续奋斗的这20年，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干部、教育人民，使全党全国人民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主心骨。与此同时，我们党始终坚持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特点，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推进理论创新。在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用这些创新理论指导“全面小康”的伟大实践。这是我们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
第二，坚持现代化追求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全面小康”思想形成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和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创造性探索，“全面小康”战略任务又坚持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出发提出新要求，从而一步一个脚印推进中国小康事业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三，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没有改革，就不能激发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就没有推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没有开放，就难以形成有利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就难以学习、借鉴和利用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于人类的文明成果，就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一招。
第四，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结合。努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使中国能够在这20年中经受住各种考验，是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贯穿于20年“全面小康”全过程，也是最后1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经验。
“行百里者半九十。”万事开头难，坚持难，善始善终更难。“全面小康”不仅起步扎实，行进快速，而且在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既敢于啃硬骨头、闯险滩，又坚持稳中求进，砥砺前行，创造了历史性的新辉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10年，是伟大的10年。现在，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联系“全面小康”20年的基本经验，深刻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10年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伟大的10年，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统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所获得的规律性认识。坚持和实践这一科学认识，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硬道理，也是保障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道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异化为“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而不顾人民群众是否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实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伊始，习近平就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并在实践中形成和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有机统一起来而不相互对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福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经验。
在这伟大的10年，我们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在改革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开放中全面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包括市场、能源、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人才等为我国快速实现现代化服务，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竞争中一步步赢得比较优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进一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升格为“决定性”作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能顶住世界范围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推出“一带一路”这样的重大倡议，把经济全球化推进到陆海内外联动、线上线下配合、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共同主导的新阶段。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最为世界所称道的杰作。
在这伟大的10年，我们坚持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解决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本来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思想提出过程中要破解的大难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军历程中，我们在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继续破解这一难题，不仅把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改变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推进我国现代化，而且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努力实现了不牺牲农业和乡村的现代化。这是一项值得在现代化历史上大写特写的了不起的成就。
在这伟大的10年，我们坚持大力推进信息化和探索网络治理相结合。信息革命，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后的又一伟大革命。把握住信息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把生机勃勃的信息化和我们正在推进的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对推动中国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10年最深刻变化，莫过于中国的信息化大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应清醒意识到，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为此，我们提出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把推进信息化与加强网络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把网络空间营造成亿万民众共同的健康的精神家园。
在这伟大的10年，我们坚持劳动致富、创业致富政策和扶贫脱贫举措相结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在拨乱反正中形成的科学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我们改革起步时提出的大政策。与此同时，我们恪守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原则，在采取先富帮后富等政策的同时，把扶贫工作提上了重要日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秉持“全面小康，一个不能少”的理念和要求，进一步打响了气势磅礴的“脱贫攻坚战”。从精准扶贫到深度脱贫，总书记亲自抓。确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在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堪称“举世瞩目”的世界级伟大成就。
在这伟大的10年，我们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一次又一次“再认识”获得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全面小康”的关键在“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建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为此，我们提出和实施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来推进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确保我们能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佳布局。
在这伟大的10年，我们坚持制度建设和制度自信相统一。中国的改革，改的就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各方面制度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为“全面小康”在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在党中央决定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提上议事日程之日起，各方面制度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为此专门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两个决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在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我们之所以勇于制度改革，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制度自信，及与此相联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们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
在这伟大的10年，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相统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我们经反复实践得到的科学认识和成功经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别是像打赢“脱贫攻坚战”，没有党的全面领导、总揽协调，仅依靠贫困群众自力更生，仅依靠市场的力量，都无法实现。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党内并不纯粹，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政治、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正是这样，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获得了最可靠的政治保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伟大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更是伟大。与伟大相伴而行的，从来都是挑战、风险等各种考验。梳理“全面小康”的思想脉络，总结“全面小康”的成功经验，是为了应对更大更多的考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文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