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陈列的《毛泽东选集》
76年前的夏天，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在敌人的经济、军事封锁下，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重重困难中诞生。
整风运动的学习风气提供了有利的氛围
1941年至1942年间，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大型文献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前者收录文件500多件，后者近200件。1943年10月，又编辑出版了《两条路线》（上下册）。以上这些文献集的出版，对整风运动中帮助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提供了有力帮助。特别是《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部文集，收录了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及文件上百件，为系统全面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194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晋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任主编。
实际上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前，邓拓及其团队已出版多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为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进行了各种准备。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刊出邓拓撰写的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在战时的艰难困苦中编排成书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编排印刷过程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为河北省阜平县，该县是全山区县，属太行山山系，境内地形复杂，条件异常艰苦。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的《晋察冀日报》，在山区办报本已举步维艰，再加上蓄意破坏，更是难以为继。在经济、军事的重重封锁下，物资供应成了最大难题，连印刷用的白纸都难以买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约物资，报社自行造纸印报，省出白纸印《毛泽东选集》。
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从排字、打纸型，到垫铅板、印刷，再到装订，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如在校对制度上采取四校及外聘专家校勘相结合的制度；在精装本的印制方面，联合《晋察冀画报》社制作铜版毛泽东像。在当时没有烫金机从而无法印制烫金效果的条件下，邓拓发动群众想出在手搬机下生炭火烤热转盘代替烫金机的办法，印出烫金版《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
尽管条件艰苦、困难重重，首版《毛泽东选集》还是于1944年5月（版权页时间）出版了。其中平装本分为5册，小32开，785页，印数2500册，封面所印“毛泽东选集”及卷号为红字，书名页题名及下方“晋察冀日报社编”为黑字，扉页印毛泽东免冠肖像一幅。精装本为合订本，由红缎、蓝缎作书皮，“毛泽东选集”字样为金字印刷，印数同样是2500册。
系统完整的编排体例
在当时的环境下，该版《毛泽东选集》在编排上还是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在体例上，成书肖像页后面依次是扉页、版权页、编者的话、总目录。在编排上，按照内容共分为五个分卷，共29篇文章，46万多字，第一卷包括《新民主主义论》等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收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等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收录《论持久战》等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收录《论合作社》等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收录《反对党八股》等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
需要说明的是，在该版《毛泽东选集》的版权页上，标注的时间为1944年5月，实际上，5月是发稿付排时间。在付排前，临时补充了6月份发表的《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但版权页未变更。该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7月和边区人民正式见面，掀起了一股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此后，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四次增订再版。
特殊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指导意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见证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渐巩固以及日渐深入人心的过程，以文献出版的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历史的必然。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看，该版《毛泽东选集》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少有修饰和加工的成分，具有特殊的价值。通过与修改本的比较，可以追寻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脉络，从而为进行历史和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史》中，聂荣臻元帅在序言里这样称赞道：“《晋察冀日报》始终不懈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不仅在报纸上，还在报社出版的书刊上，不时刊载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和毛泽东思想的记述，并于1944年5月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许多中共党史专家认为该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个流传最早、最广的版本”。
这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根据地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页，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提供了最早的参照蓝本，为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原载于2020年7月29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