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领袖中,毛泽东称赞朱德为“人民的光荣”,周恩来高度评价朱德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因为朱德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经历最全面,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最典型,他心甘情愿地“投降无产阶级”,作为“红军之父”在人民军队创建史上最具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足迹遍及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向中央写的调研报告最多,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的一生与中共党史密切关联,朱德谈学习中共党史对后人有诸多启发和借鉴。
学习党史,要用“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筑牢思想根基
朱德1886年出生于四川仪陇的一个佃农家庭,受过两年新式学堂教育,深明“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曾立下“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1909年,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投笔从戎,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后在辛亥革命、反袁复辟和反段祺瑞独裁统治斗争中,驰骋沙场成为战功显赫的滇军名将。朱德远渡重洋追寻共产党追求救国真理的故事曾被传为佳话。朱德婉拒孙中山重入滇军辅助革命的建议,因为他“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对孙中山“为什么不去没有封建制度又有很多进步制度的美国”留学的疑问,他如此答复:“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在德国,朱德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次讨论中,当许多同志惊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时,朱德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资本家手里却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桎梏”“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拯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朱德世界观的改变,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中国革命的深刻思想认识。此后,朱德一生关于中共党史的总结与学习,始终与他的坚定信仰和意志、党性原则和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从未动摇。朱德经历十年“文革”,依旧信仰坚定,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井冈山、瑞金、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1975年春节,他在住处会见前来拜访的宋时轮,在谈到学习时,不断强调共产党人信仰的重要,认为党史学习要追根溯源,要认真“学习马、恩、列的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四届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时,89岁高龄的朱德倍受鼓舞,多次提笔写下“革命到底”条幅以铭志。临终前不到两个月,朱德还拿着自己看过的新译本《共产党宣言》,到中央党校去看望译者成仿吾畅谈感悟。他忠实践行了终生“革命到底”的誓言。
学习党史,要尊重历史弄清真假马列主义
延安整风是全党同志对中共党史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总结。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参加延安整风,协助清理中共党内路线是非问题。整风期间,朱德作为军事高级干部学习组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共党史,他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注重从党的历次挫折中汲取教训,纠正党在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中的偏差。1942年12月4日,朱德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深刻分析教条主义在党内长期统治的原因,指出,“大多数同志学习马列主义不够,分不清真假马列主义。同时,中国又非常需要马列主义,因此,当错误路线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时,大家就相信了。所以,今后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使那些冒充的马列主义、假招牌的马列主义非收起来不可。”他高度赞扬毛泽东实事求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魄力和能力,理论联系实际不唯书不唯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系统分析教条主义危害的同时,朱德点名批评王明,指出,“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诚恳恳地做一点工作……”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与毛泽东有着“朱毛不可分”特殊身份的朱德,在整风中为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作出了重大贡献。尊重历史,强调从党的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中分辨真假马列主义,可谓抓住了党史学习的根本,有助于党员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做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贯彻者和执行者。
学习党史,军人要树立终身为党服务的思想
朱德在德国期间,曾给中共旅欧支部写信,表达个人的学习志向“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1944年,在延安组织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特意谈到了《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背景及其在我党建军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象(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古田会议前后,朱德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探讨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他诚恳地表示“对过去的那些我收回”,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拥护党的决议,坚决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朱德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还特意讲了军人与党的关系,“这一次选举,军队里的负责同志当选的相当多,所以,有些同志担心将来会不会以军治党?这个事情,请同志们放心。因为我们党不是才发展起来的,又经过了整风,又有毛主席的路线的。另外,我们军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无条件去服从党。我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就宣誓服从党。因为我是军人,应无条件的(地)服从党,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党培养成的,我们每一个军事干部都一定要服从党”“我们的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朱德参加南昌起义时,是南下部队的开路先锋,“三河坝分兵”后,他负责指挥起义殿后部队,最后担负收拢失败后四散撤退的起义部队,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的权威诞生于南昌起义后灭顶之灾后的重生,为革命军人如何学习中共党史树立了光辉榜样。
学习党史,要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年事已高,但他敏锐地感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比民主革命更为复杂、更为漫长,探索任务更加艰巨。为此,他每年都利用2—3个月或更多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对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领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中肯意见。他建议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他对党无限忠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调研情况。他认为,“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从1951年至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其中包含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1960年,朱德远赴陕西、贵州、四川、河南4省考察,当切实感受人民的苦难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阐明自己的调研观点:中国各地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不同,物产和生产水平差异大,应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而不能“求其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5年12月30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24次会议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应该让农民致富,群众生活越富越好。《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意义重大。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