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26000多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近代中国人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今天，重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其中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关于唯物史观，李大钊作了重点阐述，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来的。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跟以往的唯物史观是有区别的，“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予）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李大钊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其中经济构造的变化也有其“最高动因”。李大钊认为，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有两个：
第一，马克思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李大钊指出，人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构造，其他如政治、哲学、伦理等精神构造，都是随着经济构造变化而变化的，而引起经济构造变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李大钊认为，生产力决定着精神、主义等人类意识的东西。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大钊并没有认识到人类意识的反作用及能动作用。
第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社会组织进化论。李大钊认为，生产力决定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在李大钊看来，社会组织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它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会遭到破坏。就像李大钊所说的：“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创性的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作出的深刻解读。李大钊指出，《资本论》这部著作的诞生，标志着“资本时代”的到来。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财产、消灭资本，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即资本为少数私人所垄断的制度形式。李大钊主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论，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集中论”，李大钊指出，“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地）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地）被大产业吸收了”“抱（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而工人，“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就能从工人身上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全是基于别人的汗血，别人的辛苦”。所以，“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李大钊指出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在以上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因此，“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采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提到：“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他还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以（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由此，李大钊认为，正是因为受到了傅立叶、圣西门等人空想社会主义的启发，马克思、恩格斯才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解释世界的而是改造世界的。李大钊明确谈到了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即“总之，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十八世纪以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势力，比经济的势力强，所谓社会势力从经济上袭来的很少。……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代研究者分析认为，与同时代人相比，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相对比较全面、系统，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正因为如此，《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被认为是李大钊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该文对于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见解，在理论上进行了更充分的阐述。由于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力宣传，在当时社会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扎实的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
（本文原载于2021年2月3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