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而形象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这些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学史、用史的光荣传统一脉相承。在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编史、学史、用史活动贯穿始终，对全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团结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决定在全党高级干部中开展一场学习研究党史的活动。自毛泽东倡议“编党书”开始，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史活动贯穿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上述活动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弄清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编党书”，为学习研究提供基本依据
“编党书”，是指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三部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即《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从当时全党情况看，不少党员甚至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尤其是党的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危害，并没有充分认识。此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高级干部中开展学习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1941年，毛泽东建议将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选编的文献起于1928年党的六大，止于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在编辑体例上，首创了以党的重要会议为节点划定文献选取范围的形式，将每一专题内的文献资料，不论其代表的路线正确与否，均按发布时间排列。1941年底，这本文献资料汇集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名，发给中共中央各部机关、各中央局、中央军委及各军区等大单位，不发给个人。毛泽东挑选了其中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件86篇，作为选集本，发给单位和高级干部个人。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的出版，使党的高级干部产生了学习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不少人要求中央再编辑一本六大之前的文献资料，以供大家研究党的历史使用。于是，毛泽东于1942年初开始编辑《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接着又于1943年主持编辑了《两条路线》。“党书”的编辑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整风运动的开展，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在党内引起很大反响。高级干部通过学习《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等文献，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为学习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在毛泽东倡议“编党书”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研究党的历史，也出现了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华岗等写的不少著作，但这些研究没有把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综合起来研究，缺乏有力的理论指导。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为党内高级干部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辅导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篇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专论。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至于党史研究应该把握哪些内容，考虑到在整风运动中，研究党的历史要着重解决高级干部对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是非问题的认识，以及和政治路线关系密切的重大历史问题是非的认识，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
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研究历史，往往决定了对历史的某些认识。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至于研究中共党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历史发展，进行中外比较。同时，他还强调：“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了根本指导，也为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中统一全党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
召开历史座谈会，深入剖析，统一认识
1943年，为统一高级干部思想，中央政治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在此过程中，为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边区、地区及部队也分别召开了历史座谈会。尽管各个历史座谈会所涉及的具体史实、具体人不同，但都联系了本地区、本部队的历史和现实，并上升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这些会议使高级干部们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1944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五个方面的认识：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与六届五中全会因有共产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其手续不完备；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这次会议实际上对党的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并就五个方面问题作了阐释。与会同志对这个讲话很赞成，犯过历史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传达了中央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党的历史上几次大的骄傲，是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全党同志都要引为鉴戒。毛泽东一系列讲话，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问题指明方向，标志着高级干部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进入最后总结阶段。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
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全会除为七大召开做准备外，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所写的“历史草案”为蓝本，在起草过程中多次组织高级干部进行讨论，提出很多意见。毛泽东要求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认真地研究这些意见，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进来，并亲自修改了7次。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决议》草案。任弼时向会议报告了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情况，与会者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的内容。毛泽东最后发表讲话说：《决议》要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他认为，《决议》虽然还有缺点需要修改，但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如果二三十年后来看，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决议》草案经表决，全体一致原则通过。此后，根据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的《决议》于1945年8月9日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决议》是对党的历史的科学总结，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结论，其重点在于分析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决议》还对产生错误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社会根源在于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