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同时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时刻、重要历史人物等进行了回顾、总结。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重要历史事件，《决议》也专门进行了总结归纳。结合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的内容，对这次决议中相关内容进行梳理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决议》充分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决议》继承了前两个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评价，充分肯定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一历史地位的评价。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表述是：“（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表述是：“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决议沿用了第二个决议中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表述，肯定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
转折就是改变原来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就是指党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转变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纠正严重的路线、方针上的错误，使党的事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作为党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党和红军当时处于极其严峻的形势，遵义会议的召开，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从而实现了党中央领导核心、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军事路线的改变。正是因为遵义会议带来的一系列改变，使党和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相继取得遵义大捷、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和佯攻贵阳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的重大胜利，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的局面，实现了由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变。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在关键性时刻甚至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经过遵义会议，我们改变了错误的路线，终于我们这些人从少数变成了多数。”遵义会议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分水岭。遵义会议前14年是一个曲折发展的阶段，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领导中国革命经验积累不足，加之共产国际过多干预，发生了比较多的失误。比如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后14年则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顺利发展阶段。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党能够利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决议》充实完善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这次《决议》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在前两个决议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完善和充实。第一个决议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表述是：“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强调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第二个决议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评价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强调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其表述变为：“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两个决议对遵义会议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主要原因是两个决议制定的历史背景不一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争议和分歧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决议的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之中，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是当时党内外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因为前两个决议产生的时代背景不一样，因而在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评价上强调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充分吸收了前两个决议的重要内容，参考借鉴了当前遵义会议研究的重大成果，充实完善了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表述。其表述是：“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这次决议充分吸收了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内容和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关于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评价。《决议》从四个方面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不仅强调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强调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另外补充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和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这两条重要的历史意义。通过这次《决议》，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的表述更加丰富完善。
《决议》全面升华了遵义会议的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呢？无疑是“三个挽救”。“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个表述大家耳熟能详，许多著作和文章都大量引用了这一评价。但在前两个决议中并没有引用这三个挽救。《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是讲“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而这次完善补充了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正式引用了这一评价。“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早在1943年，张闻天同志就提到：“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没有遵义会议，党和红军就难以在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下取得长征的胜利，也就难以奢谈后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遵义会议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纠正了错误的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因此，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屡遭严重的挫折呢，一是因为敌人的强大，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严重的剥削；二是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正是因为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汲取了经验教训，确立了正确的路线，保存了革命力量，最后取得了胜利。所以，正如邓小平所说：“当然就我们党的中央来说，如何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就解决了。”
新时代我们应该按照《决议》的内容认真研究好遵义会议，继承与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下，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