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以智慧超群著称，坚持实事求是是其超群智慧的根源。他认为事情是好是坏都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因此他一生都很注重调查研究。
现场了解情况
周恩来的工作作风是绵密周到、深入细致，这一作风表现在调查研究中，就是一定要亲历一线现场，实地了解情况。
1949年4月，中共中央刚搬到北平不久，国民党潜伏的特务蠢蠢欲动。25日凌晨两点，崇文门外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场突发大火，烧了59辆电车。由于事发地属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管辖，该局值班人员是个留用人员，他按照解放前旧警察办事的习惯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报告。恰好当天早晨，周恩来开会听取北平市治安情况汇报，得知前一天发生了火烧59辆电车事件，他立即询问一起开会的北平市公安局领导和负责治安工作的处长：去过事发现场没有？大家都说没有去。
他又问案件具体情况，结果一问三不知。周恩来很生气：“这个会先不开了。这样大的事情，谁都不知道！现在就到现场看看去。”在往返事发现场的路上，他自责道：“我们这一车都是些官僚主义啊！”简单的一句话却让大家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北平市公安局随后作出规定：以后发生重大事故，市公安局、有关业务处、分局领导必须亲自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工作。
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交通状况也不是很好，上下班高峰期经常出现道路拥堵，职工颇有怨言。周恩来知道后，在1954年和1958年两次亲自乘公共汽车和电车，进行实地体验和调查。1954年的一天，他特意选择下午5点的下班高峰时段，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公交站坐上公共汽车，然后又改乘无轨电车，在北京市区转了大半圈，亲身体验广大职工每天等车和挤车的烦恼。有了亲身体会，他随即与有关部门同志讨论研究解决公共汽车和电车拥挤的具体办法。他还指示，凡有条件的单位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以缓解交通紧张的状况。同时，通过调换宿舍，使一些职工得以就近单位居住，步行上下班，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
多听不同意见
事物是复杂的。到一线调查研究，也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多听不同意见，才能防止主观片面地看问题，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这一点周恩来也深有体会：“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善于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博采众长、多谋善断，正是周恩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以水利工作为例，水利问题极为复杂，又极为重要，周恩来曾感叹：“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号称“外行”的他在治水过程中极为重视听取不同意见。1970年10月，为解决豫西、鄂西、湘西和川东三线建设和工农业生产所需的用电问题，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经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研究，于当年12月批准了该请示报告。但后来有些人不尊重建设规律，一味蛮干，导致工程仓促上马，施工过程出现严重技术问题，加上枢纽布置不当，妨碍航运，工程陷入进退两难困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等人主张修改方案，有些人却极力反对，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1972年11月8日至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葛洲坝工程会议，在长达20多个小时的三次汇报会中，身患重病的他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分析了葛洲坝工程存在的问题，反复强调：“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我第一担心是通航，第二是泄洪，整顿队伍也很重要，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然，主要是设计，要把方案搞出来。长江上如果出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建国二十几年了，在长江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要载入党史。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综合了各种意见后，他果断决定：大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对葛洲坝工程进行修改设计，并成立由林一山负责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重新设计和修改的工作。周恩来经过仔细研究和综合比较，及时作出正确决策，挽救了葛洲坝水利工程。
重视专家意见
周恩来历来重视科学，尊重专家学者。1950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治水时说：“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不够。”1972年，在讨论葛洲坝问题时，他再次强调科学：“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是科学，有水平，有创造嘛！两千年前有水平，两千年后应该更高嘛！”他之所以倚重林一山，就是因为林一山是长江水利问题专家，对葛洲坝问题有精辟科学的见解。
1962年，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时说：“我们的计划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意见，吸取各方面的专家、科学家们的意见。”他认为，在进行调查研究时，要注意做到“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每当遇到专业性技术问题时，周恩来就会向有关的专家学者征求意见。
例如在解决中缅边境问题时，中国的历史专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56年开始，为了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的边界问题，周恩来决定把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为一个突破口，为解决一系列边界问题开一个好头。他在《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中缅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他亲自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录，理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搜集了各种历史地图，请教了龚自知、王季范、尹明德、于树德等专家，并请历史学家郭影秋担任顾问。他组织专家小组考察历史上中缅边境的变动情况，研究了19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研究了中缅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国际法有关边界问题的论述和国际惯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谈判方针，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新湘评论》2018年第2期 郑林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