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满怀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中，以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领导山东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千万别和这贪官共事”
邓恩铭自1917年随二叔黄泽沛到济南读书，至1931年英勇就义，十几年间再没回过家乡。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在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中，他始终记挂着家乡的亲人。
为了不让父母牵挂，不给家里增添困难，他选择了坚强，苦辣酸甜一肩扛。他给父亲去信说：
“植树节快到了，朱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栽柏枝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加好看，千万不用(要)再误了。北门城外同西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缀点缀。今年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春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
其牵挂父亲、弟弟、妹妹之情跃然纸上。面对几千年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世俗，邓恩铭以在青岛做官的堂叔为例提醒父亲，情真意切：
“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百姓，不用(要)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到那(哪)里，那里的百姓没有不爱戴的，所以名誉很好！因此，父亲千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不用(要)使人家背地恶骂。接陆老康来信，说蒋县长如何不好，被人控告，有私逃消息。如果属实，千万别和这贪官共事，至要，至要！”
“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
邓恩铭是家中长子，父母希望他能够尽早成婚，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没想到邓恩铭选择的却是一条充满危险、随时可能牺牲的道路。
整天为儿子提心吊胆的父母，为了让邓恩铭尽快回家，给他寄去了一封家书。在信中，父母以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为由，要求他尽快回贵州老家完婚。
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而“所志”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家人的多次劝说下，邓恩铭初心不改，仍然继续其革命事业。他的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既惊又怕，极力阻挠，要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并且中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可这一切都丝毫没能动摇邓恩铭继续革命的坚定决心。
他在信中说自己因党的“职务缠身”不能回家完婚，明确表示：“再婚姻事已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故同意与否，儿概不问，各行其是可也。”道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显示了他在革命的道路上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的崇高革命精神。
1924年，负责青岛党的组织工作的邓恩铭，积极策划了四方机车厂和纱厂的工人运动。5月8日，他给父亲写信：“不写信又三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向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在另一封信中，他嘱咐：“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他在另一封信中更道出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家庭的关心。信中写道：“三叔近来闹家务不闹了？陈姐夫现在怎么样，大姐又怎样？小弟妹们读书有进步没有？以上的事情男挂念得很。父亲有暇，详详细细地写给男知道，免得男天天想哩！”信中流露出他对家人浓浓的思念和深深的牵挂。
“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不惜惟我身先死”
1925年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9月，他接到六弟来信，因家乡遭灾，米价飞涨，希望他寄钱回家，帮助度过灾荒。
他在复信中写道：“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漂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现在我一面请求二叔汇点钱去，我自家也设法筹措点，九日以前总有钱汇回去，至于多少不能决定。”
此时，邓恩铭掌管着党的许多办公经费，若有一点私心，是能够拿出一点钱来接济家里的。可他宁愿亏欠家里，也不愿影响革命，展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风范。
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告密，山东省委机关遭破坏，邓恩铭在济南第二次被捕。国民党山东当局对他恨之入骨。面对敌人的酷刑，邓恩铭依旧坚贞不屈。
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以一首诗抒发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诗曰：“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信中不是悲悲切切的惜别之辞，不是对前途渺茫的感伤哀叹，而是凛然的民族大义和责任担当。
（摘编自《党史博览》2021年第8期 李印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