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在驻地河北平山县吊儿村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和高级班。给高级班授课的是从北平燕京大学来的两位“洋教授”。经过两年的学习，“洋教授”认为学生“可以比较任何第一流大学成绩毫无愧色”，“我们这里应当名副其实地称作‘吊儿大学’”。就是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战地“大学”，培养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军人。
抗日烽火中办起训练班
1937年，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无线电技术人员匮乏，聂荣臻指示，要自己办训练班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在军区司令部电台队队长钟夫翔的主持下，无线电训练班先后举办了6期，培训学生500多人，基本上满足了全区电台运行对人员数量上的需要，但这些人一般只会用，不会修，更不会使用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新型电台。为此，聂荣臻邀请了来自燕京大学的林迈可、班威廉担任导师。
聂荣臻非常重视高级班，从学生的选调到教学内容的安排都做出了具体指示和安排。为保证学生质量，军区政治部从分区选调出一些上过大学、高中的优秀青年补充到高级班。还派人到北平、天津、保定等地购买大学物理、数学、无线电技术教材以及无线电收音机。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筹备，高级班终于开课了。
高级班教室设在离“国际和平饭店”大约0.5公里路的地方，是一间破旧的民房，遇到雨天，到处漏水。课桌是搭在几个土坯上的几块木板，学生每人的全部“家当”就是随身的被服、牙刷、碗筷，一套换洗的制服和一双布鞋。教学用的粉笔、铅笔、墨水、钢笔、纸张等，全部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班威廉这样描述当时的教学环境：“一边是刻苦学习的莘莘学子，一边是猪和鸡，驴儿和石磨，还有一个老太婆常坐在教室的门槛上用双手把麻搓成绳子”。
高级班的26名学生，有在北平、天津、济南上过大学的，有读过高中的，他们都中断学业投身抗战。“洋教授”根据学生入学时间不一、文化水平不同的情况，将他们分成甲乙两个组。甲组由林迈可、班威廉直接用英语授课，林迈可讲授无线电工程等专业课程，班威廉讲授高等物理等基础理论课程，每周各12小时。乙组的教学，由甲组学生王士光、林爽将听课笔记译成中文，刻印成讲义，下午再由王士光辅导林迈可讲授的内容，林爽辅导班威廉讲授的内容。他俩既当学生又当“先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俩为“助理教授”。
在给这些八路军战士讲授大学基础理论课时，班威廉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向聂荣臻坦陈心中疑惑：战事如此紧张，八路军怎么从前线把这些急需的人才调回来学微积分这样的课程，这对战事有什么用处呢？聂荣臻回答，八路军并不单纯是一个战斗队，而且还是一座大学校，有条件的同志应该学习各种建设技能。中国在战后的建设，需要一大批工程师，尤其需要一批有革命理想的工程师。这些优秀青年放弃学业参加抗日，在抗战中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忠诚，无疑是人才中的精华。我们目前的训练计划，就是为我们的未来培养工程师。
班威廉频频点头，这位“洋教授”不得不对聂荣臻的远见卓识深表叹服。
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学
在教学方面，尽管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基础课程已丢下三四年之久，但大家都勤奋苦学。两位教授很高兴，教学更来劲了。他们严格按正规大学的教学要求，加快教学进度。学生们也总能努力跟上，学习好的真诚无私地帮助学习差的，使大家的学习成绩能够齐头并进。班威廉深感惊诧，不解地问：“怎么好的学生和人才都到八路军里来了？我在那边教学很久，为什么没有遇到这样好的学生？”学生们回答：我们都是为追求真理到抗日根据地的革命青年，我们学习是有目的的，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学，为全国解放以后进行建设而学。这既是当前的任务，也是我们的理想。
由于日军的“扫荡”，高级班随军区司令部由南向北，先后转移到平山、阜平两县的几个村庄，山沟越钻越深，条件越来越艰苦。即便这样，教学也没有中断，他们有时将老乡的羊圈做教室教学，遇到敌机空袭，就在村外树林里挂上小黑板继续上课。
研究方面由林迈可领衔，主要围绕无线电技术展开。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林迈可把分散在各单位的无线电元配件集中起来，供学生实习用，并指导学生用这些元配件组装出了轻便的电台供前方部队使用。他还带领学生对电台收发报机进行升级改造。在改造中需要破解一道数学难题，他便联络晋察冀数学人才集中攻关，推导出关键公式。
林迈可带领学生对军区总部、各军分区上百部电台普遍进行了升级改造，使整个晋察冀的无线电通信指挥系统保持在最佳运行状态。从一个军分区到另一个军分区，需要穿越日军所控制的铁路、公路封锁线和碉堡据点。一次，他们与日军遭遇，为了掩护他们安全转移，一个班的战士全部牺牲，战地文工团还编了一首悲壮动人的歌曲《保护国际友人林迈可》，在晋察冀根据地传唱。
在两年左右的教学过程中，两位“洋教授”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考核，有周考、月考、期终考，给每个学生的表现均写出评语，一丝不苟。两位教授对学生的成绩非常满意，评价说：“完全达到最高级大学的水准”。学生们也骄傲地称高级班为“吊儿大学”。王士光称“高级班是解放区办的一个大学性质的学校”。
1943年8月，高级班的基础理论课程几近完成。由于健康原因，班威廉夫妇离开晋察冀，到延安生活了3个多月。1944年春节，高级班学生全部结业。聂荣臻支持林迈可到延安去的想法。5月，林迈可到达延安，设计建造了600瓦的大型发报机和定向天线，第一次让世界听到了延安的声音。
在两位“洋教授”离开后，“吊儿大学”（高级班）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骨干继续举办，又招收了4期学生，培养无线电人才近300人。为了适应战争需要，1947年，吊儿大学”正式升格为晋察冀无线电专科学校，1948年，更名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几次升格更名，直到1988年，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换言之，晋察冀的“吊儿大学”，是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即“西军电”）的前身。
走出导弹航天事业领军人
“吊儿大学”不仅为“西军电”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培养出了钟夫翔、林爽、王士光、梁骥等一批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军人。
导弹航天事业的奠基者钟夫翔是高级班学生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最高的一位。1953年，钟夫翔任国家邮电部副部长。1956年7月国防部第五局（导弹管理局）正式成立，钟夫翔任局长，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第一位弹道导弹总设计师林爽是晋察冀高级班的高材生。1958年，五院决定仿制“东风一号”导弹。林爽提出在仿制过程中学而不抄，仿而不搬。苏联撤走专家后，林爽同大家一起研制“争气弹”，成功发射了仿制的液体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一号”和自主研制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因固体导弹才是世界发展方向，国防部五院（后改组为七机部，即后来的航天工业部、航天科技集团）决定组建固体导弹研究院四分院，林爽被任命为四分院院长，从北京去到边远地区同大家一起艰苦奋斗，为我国的固体弹道导弹及固体导弹发动机事业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1978年，林爽作为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四院的34项重大科技成果在大会上获奖。
“两弹一星”地面测控系统的开拓者王士光，北大、清华肄业，是高级班学生中学历最高者。1963年，王士光任四机部副部长，负责生产和军工科技。他参与并领导了导弹、飞机、潜艇、坦克等系统的配套电子设备和地面制导、通信导航等电子装备的研制工作，先后试制成功原子弹爆炸用的遥控系统，以及地地、地空、空空、舰舰4种型号导弹的制导系统等。
航天事业的优秀领导干部梁骥，在高级班学习时任晋察冀一军分区无线电队队长。他组织研制了60吨旋压机床，为固体火箭的研制生产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和跻身世界前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林迈可访问中国，萧克向他介绍了晋察冀高级班一些学生的情况。林迈可后来写道：“使我非常高兴的是，知道了当时参加我们无线电工程研究班的一些人已经提升到电子遥讯机构的领导岗位上来了，如王士光、钟夫翔、梁骥、林爽等。”这应该也是“吊儿大学”的骄傲。
（摘编自《党史纵览》2018年第4期 梅兴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