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劳动节作为全体人民的节日，每年的5月1日放假一天。从此，“5月1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正式确立起来。1950年5月1日，全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毛主席亲自修改“五一口号”
重视“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优良传统，党中央通过发布指示决定、确定宣传口号、开展纪念活动等多种形式，全面阐述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宣传革命主张、启发群众思想、激发劳动热情，凝聚起革命和建设的磅礴力量。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党中央一般都会发布五一宣传口号。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948年的“五一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源头。1950年五一前夕，胡乔木负责起草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初稿。刘少奇对其中的数条作了具体修改，删去第34条“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将第33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将第35条“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4月18日，刘少奇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草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
4月21日，毛主席审阅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草案）》，对其中的三条作了具体修改。一是将第 14条中的“坚决贯彻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修改为“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二是将第19条中的“不动富农财产”修改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三是将第24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修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4月27日，《人民日报》进行了全文转载。
为指导全国各地开展好“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党中央还专门印发通知。刘少奇在审阅中央关于庆祝五一节的方法和内容指示时，特别将“今年五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劳动节”修改为“今年五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劳动节”。这样，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要地位与特殊意义就更加凸显。4月2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五一的方法和内容的指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使劳动成为光荣，全国劳动人民由奴隶的地位进入主人的地位”，要求各中心城市“应举行热烈纪念，并组织群众游行。在举行纪念时，有外宾地方，政府负责人应招待外宾，参加纪念。在五一前或后，可举行干部会，各工厂机关学校派人参加，由负责人作报告或讲演”。
4月28日，刘少奇将自己在全国政协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对讲话稿作了认真修改，并于4月29日早上5时给刘少奇回信予以说明，信中说：“修改的主要点如下：不要说‘今年是困难的最后一年’，因今后几年内都会有困难，而且仍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不过将一年一年地减少罢了。其他说到困难‘很快就可以过去’的话都删掉了。举东北为例一段合并到前面一段中去。国际形势一段（内容）说得策略一些。解释富农策略一段觉累赘，留待将来去说。纠正命令主义一段说得全面一些，并且不要太突出地去说财经干部。口号加了一句。如时间来得及，请于你讲后即刻付排，送清样给我再看一次，然后发表。”毛主席所加的口号是：“全中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合作万岁！”
4月29日下午，全国政协召开4500余人参加的大会，隆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刘少奇作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保护劳动人民在安静和欢乐的情形之下来庆祝自己的五一劳动节，乃是人民政府的职责。这就是说，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从有史以来才第一次在自己政府的保护之下，在自由欢乐的情景之中，庆祝自己的节日。这怎能不使我们和全中国的劳动人民感到十分的兴奋和骄傲呢！”刘少奇的讲话，经胡乔木打印清样送毛主席审阅后，全文刊登在5月1日《人民日报》等国内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早在1950年初就开始研究谋划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4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工会组织要根据各地实际举行各种纪念五一的会议、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娱乐晚会，工人日报及各地工会组织报刊应推出五一特刊，以广泛宣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大意义，凝聚职工力量。
全国各地隆重纪念
为筹备天安门广场的五一庆祝活动，党中央和北京市分别成立了筹备工作小组。其中游行队伍的总体美术设计由国徽、政协会徽设计者之一周令钊主要负责。5月1日，首都二十万人盛大游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游行队伍，苏联、捷克、朝鲜、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印度等国的使节及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印度尼西亚职工代表团等参加了观礼。
下午3时，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宣布游行开始。12门礼炮齐放120发，军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10000多人走在最前面，接着是40000多名工人手拉手从主席台经过。当游行的工人看到毛主席时，兴奋异常、欢呼雀跃，人们不断地将帽子抛向空中。随后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妇女团体，北京市各区市民，各学校学生和中国少年儿童队。当学生队伍通过天安门时，已是傍晚，雨后的天空出现了晚霞和彩虹，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排着整齐的“八一”造型横空穿过，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5月1日当天，全国各地劳动人民，均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上海市各界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大会于4月30日召开，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陈毅发表讲话。5月1日，上海举行工人纠察队检阅典礼，陈毅在致辞中号召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后，立即在工厂、企业、学校、商店、机关、部队和上海的任何一个角落，把劳动与智慧高度发挥出来，努力在实际的工业生产、商业经营和政治文化学习中以及机关和部队，多研究具体情况，多想实际办法去克服经济建设上的困难。
济南市举行“五一”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五万余群众现场开展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常委会关于要求无条件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的签名运动。太原市举行全市劳动模范大会，到会的各厂、矿的劳动模范以他们生动的事迹描绘了工人阶级在战胜困难中恢复太原工业的图景。沈阳市劳动人民和青年合并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的盛大集会，参加集会的群众达16万人。重庆市各街道和各工厂张贴着工人们自己编写的墙报和自己画的图画，描写着他们的幸福生活。
5月1日前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纪念五一特别节目，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刘子久、办公厅副主任陈用文、文教部副部长冯宿海，中国店员工会联合会筹委会主任常景林，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刘莱夫，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张祺，沈阳机器三厂工人、劳动英雄赵国有等陆续通过广播进行主题讲演。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纪念五一节广播宣传周”，既有北京市总工会的干部作主题演讲，也有来自北京市被服总厂、机器总厂的一线工人讲话，还进行了纪念五一节广播快板比赛。
全国各大报刊也纷纷出版专刊或特刊，记录下新中国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1950年5月出版的《中国工人》刊登了毛主席检阅五一游行队伍和各地迎五一的珍贵影像资料。《人民中国》杂志出版劳工运动专号，特约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东北总工会主席张维桢、工人日报总编辑陈用文发表专论，登载搬运工会、昆明工人护厂特写。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推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刊”，以通俗易懂的图画形式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分享劳动人民的喜悦。
设立劳动人民文化宫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利用一些旧有场所，成立工人俱乐部、图书馆、阅览室等，借此丰富工人阶级的文化娱乐生活。其中，尤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成立最为典型。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有着500多年历史。1950年1月，政务院通知决定将太庙拨给北京市，作为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劳动人民休息和提高政治、文化和技术的场所。春节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太庙了解筹备进展情况，在得知三大殿及配殿均存满北京图书馆的藏书约30万册时，周总理指示节后找政务院齐燕铭副秘书长解决。
关于文化宫的命名，最初有四个备选方案：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北京市劳动人民俱乐部、北京市工人文化宫和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4月中旬，李立三受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肖明委托请毛主席为即将开幕的文化宫题名，经毛主席选定，亲笔题写“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4月30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开幕。李立三在讲话中指出：“这是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果实，这说明我们工人阶级是真正的翻身了……北京以前就叫作文化城，但过去是封建的文化城，现在要在我们全市劳动人民脑手并用共同努力之下建造起我们工人的文化城，我们劳动人民的文化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城，社会主义的文化城，北京市的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要把劳动（人民文化宫）好好的（地）建设起来，使它成为能真正代表劳动人民文化，而成为首都文化的模范。”随后，廖沫沙、翁独健、李伯钊以及捷克大使魏斯柯普夫、工人代表劳志慎和王家玺等相继讲话。
当天，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苏联图片展览会，招待各界人士及中苏友协各支会负责人。为祝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众多知名人士纷纷题词祝贺。邓拓专门题写：“文化从哪来？就从劳动来。谁要霸占它，实在太不该！如今劳动者，领导新国家，努力学文化，个个有天才。”赵树理则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作诗一首：“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如今数谁大，工人众兄弟。世道一变化，根本不相同。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
此外，全国各大工矿城市的工人文化宫也纷纷建立起来。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在1950年初成立，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人文化宫。天津市还把袁世凯的私人花园“宁园”改造为铁路工人文化宫。南京市则将原来专为蒋介石做寿的“介寿堂”，改造为工人文化宫，由刘伯承题词。上海沪西工人俱乐部于4月30日建成开幕，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上海市政府还将沪东地区的汇山公园和常德路的原上海总工会会址拨交给工会，作为职工文化娱乐活动场所。5月1日，沪东劳动公园和沪东工人俱乐部向职工开放，位于浦东北护塘路的原工人福利会会址经改建为浦东工人俱乐部。
到1950年8月，据18个城市统计，共建立16个市工人文化宫、773个基层俱乐部，参加这些文化宫、俱乐部活动的职工达28万多人次。
救济失业工人
新中国刚刚建立，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物价猛涨、投机资本兴风作浪，致使许多工厂停工、商店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特别是上海失业现象最为严重。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救济失业工人，让他们与全国人民一同度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为紧迫的重要任务。
4月1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举行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和筹措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办法的指示》，指出：“中央除在工商业政策及救济问题拟定若干办法外，全国总工会提议在今年五一的时候举行一次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筹措一笔救济失业工人基金。中央认为全总的提议应付诸实行，其办法如下：由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本着阶级的同情友爱，于四月三十日（星期日）做义务工一天，以所得工资（或捐出工资一天）作为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具体进行办法由全国总工会另发通知）。”
4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失业问题时，李立三说，上海失业最为严重，失业工人三月份十万，四月份十五万，还可能增加。毛泽东问陈云：“拿出四亿斤粮食来救济失业工人，可以吗？”陈云回答说：“可以的。救济经费是可以拿出来的，但方式应研究，不要把总工会置于火炉之上，处于被动地位，变为斗争对象。”
全国总工会发出救济上海及全国各地失业工人的号召后，全国各地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职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指战员们，踊跃捐款。中央直属各机关工作人员多为供给制待遇，仅提出一人（捐献）一斤米的号召，但全体工作人员充分发扬阶级友爱的热情，绝大部分均捐助数斤以上。很多工作人员捐出一月全部或大部津贴，有的工作人员甚至将长期节约积蓄悉数捐出，有的达250公斤之多。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管理员石振扬、胡三明两位老革命素无积蓄，仍将全月津贴悉数捐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职工188人共捐出小米近3200斤。中共中央华北局直属机关仅4月22日一天就捐款达4267000余元。5月4日，刘伯承、贺龙、邓小平联名发布文告，号召西南地区全体解放军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大力支援上海以及西南各主要城市的失业工人。
这一系列举措，有效缓解了失业工人的困难和痛苦。5月13日，毛主席在陈毅关于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报告上批示：“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此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陆续出台《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失业救济问题的总结及指示》等若干文件，逐渐建立起失业工人救济制度。
（本文作者为全国总工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