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4支队一部在巢县（今安徽巢湖）东南的蒋家河口地区主动设伏，对日寇发动突然袭击，整个战斗仅用20分钟便将来犯之敌全部歼灭，新四军则无一伤亡。此战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战，不仅沉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极大振奋了当地军民的抗战热情。
开赴皖中，挺进敌后
1938年1至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战斗在鄂豫皖地区的红28军和鄂豫边区的桐柏山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下辖第7、第8、第9三个团以及1个手枪团，共计3100余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员。遵照毛泽东关于“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1938年3月，高敬亭率第4支队离开大别山区向皖中挺进，并于4月中旬抵达皖中敌后，展开于安徽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地区。其中，第9团进抵盛家桥和巢县槐林嘴一带。第4支队进抵皖中后，和中共皖中地方组织一道，一方面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充分动员组织群众，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战略侦察，为敌后抗日做好充分准备。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打通南北战略联系，渡过长江侵占津浦铁路南段的滁县（今安徽滁州）、明光、蚌埠等城镇，并分兵占领巢县、合肥等地，进而控制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日军企图以此为据点继续沿津浦铁路北犯，并与沿津浦铁路南下的华北日军南北夹击徐州，继而向西进逼中原，夺占武汉。
化装侦察，探明敌情
为打击日寇嚣张气焰，鼓舞人民抗日斗志，同时也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第4支队第9团进至盛家桥后，立即召开团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一定要寻机歼敌并取胜。会议决定由政治委员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带领侦察队进入银屏山地区，寻找战机。团长顾士多、政治处主任高立中带领部分战士到盛家桥、槐林嘴一带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和剿匪安民活动。
为摸清日军行动规律，高志荣前往该地区的国民党军了解情况，但没有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高志荣决定另想他法。回到团部后高志荣立即让侦察队员化装成农民到巢县附近侦察敌情。经深入了解情况，侦察队员从当地百姓口中获知，巢县沦陷后，日伪军经常派少数兵力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保证首战告捷，第9团侦察参谋郭思进和团侦察队长又共同率领侦察人员潜伏至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3天。经反复侦察，他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军每天早上8点到9点都要乘坐一两艘汽艇或木船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通常从巢县出发，多时30余人，少时10余人，上岸后在周围抢劫糟蹋一番后便于午饭前返回巢县。由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日军戒备也比较松懈。
新四军开会研究后，第9团决定将伏击地点选定在蒋家河口，伏击任务由团侦察队和2营4连共同承担。为便于作战指挥，高志荣、唐少田还亲自带领几名干部登上银屏山顶，现场手绘了一幅作战地图。
隐伏待机，奋勇歼敌
蒋家河口位于巢县东南的运漕河（今裕溪河）西岸，距离巢县大约5公里。河口一带杂草丛生，芦苇茂密，河道纵横，地形十分复杂，河堤埂便于隐蔽，是伏击敌人的绝佳地点。5月11日傍晚，伏击部队在团侦察参谋郭思进和2营营长黄仁庭的带领下，利用暗夜秘密潜伏至蒋家河口。我军的作战部署是：团部侦察队隐蔽在河口西岸堤埂后面，从正面截击敌人；4连2排隐蔽在侦察队后面的小村里；4连连长率1、3排潜伏在北面距离河口四五里远的小山包下，准备阻击由巢县增援之敌。次日拂晓前，我军参战部队按照预定计划进入指定阵地。
上午8时许，两艘日军船只由巢县方向驶来。新四军战士匍匐在芦苇和草丛中，两眼紧盯河面，只待敌人一上岸便对其发动突然袭击。不多时，敌船靠岸。一些日寇下船后毫无戒备，敞开衣服，捧起河水向胸前浇洒，不少人倒背着枪，边上岸边哼哼呀呀地唱着歌。只听“啪”一声枪响，一名日寇应声倒地，这是郭思进发出的战斗信号。霎时间，埋伏在四周的团侦察队的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日寇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遭到突袭的日寇，有的跳入水中企图登船逃窜，有的爬上河岸负隅顽抗。3排迅速以猛烈火力封锁河口，断敌退路，侦察队则乘势而起，集中手榴弹将敌船炸翻。我军居高临下，很快便占据了绝对优势。日寇被逼下河，困于水中，难以施展，只能被动挨打，结果大部在水中被歼。一名日寇企图趁乱潜水逃跑，侦察队一名战士发现后，急忙奋力跃入水中，一把卡住敌人的脖子将其死死按在水里，很快这名日寇便一命呜呼了。整场战斗，出敌不意，动作干净利落，仅用20分钟便将来犯的日军第6师团巢县守备队的20多名敌人全部歼灭，除缴获10余支枪外，还有1面日本军旗、少量弹药和指挥刀等战利品，我军则无一伤亡。
战斗胜利后，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有的从家中扛来渔具，帮助我军打捞敌人掉入河中的物品。不久，各地纷纷致电表示祝贺。国民政府也在媒体上及时刊载了这一消息并迅速传遍全国。蒋介石还特地于5月16日致电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对第4支队提出嘉奖。当地群众还将此次战斗编成歌曲演唱，歌颂蒋家河口战斗的胜利。此次战斗是新四军挺进敌后抗日的第一战，也是新四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扩大了新四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江北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