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不仅要坚持唯物史观，更要遵守辩证法则，因为前者只不过是后者在“社会方面的应用”。辩证法则的核心和实质是对立统一规律。研究中共党史，就要坚持从一些辩证关系中把握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
“必然”和“偶然”：只有通过偶然性，才能认识到必然性
一般说来，历史事件总以偶然性的面目出现，我们还不能说哪一个事件是必然的。可以称其为必然性的只是它的趋势，至于样态、影响及时空的选择则全是偶然的。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首先就要看到这种偶然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抛弃“想当然”的念头，才能把目光转向各类具体事件上来，并对它们展开复杂的个性化分析。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种个性化分析中，揭示历史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偶然，而不是其他的偶然；然后透过这个偶然来认识它的必然，使人的活动更符合于客观规律。
关于这一辩证法则，恩格斯有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他说：历史上的各种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使历史的发展呈现为一条曲线，偶然因素越多，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但是，偶然性之中存在着必然性，这是曲线的“中轴线”，“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这个“红线”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总是潜藏在偶然性之中，并由某个或某些偶然性表现出来。因此只有通过偶然性，才能认识到必然性。人们常说，无巧不成书。这个“巧”其实就是偶然性，我们写书时应当关注它。
“普遍”和“特殊”：关键在于共性和个性两者间的关联和互动
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统一，关键在于共性和个性两者间的关联和互动，而不在其非此即彼。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我们追求的应当既不是单纯的普遍主义，也不是单纯的特殊主义，而是两者间的相互关联。毛泽东说：“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质。”“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对党史研究也有启发意义。
这一辩证法体现的是历史认识的两种不同路径，即从认识个别到认识一般，再从认识一般到认识个别，前者是归纳法，后者是演绎法。它们是同一认识过程中两个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思维方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演绎是归纳的前导。但二者都有其局限性。归纳法的实质就是由个性到共性的分析推理过程，但它只适用于已发生或出现的事实，却不能预见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情况。演绎法的实质就是由共性到个性的分析推理过程，但共性不能完全包含个性，一般也不能包括全部个别，所以它不可能揭示个别的多方面的属性。
“动态”和“静态”：在“静态”中把握党史发展的“过程性”，在“动态”中把握党史发展的“阶段性”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把静态分析和动态考察统一起来，在“静态”中把握党史发展的“过程性”，在“动态”中把握党史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由无数个片段构成的。钱穆说：“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观察党的历史，还是要从它的变化处入手，这样就能看出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来。
这里最为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看它的始末缘由。也就是说，不仅要观察它的出发点，而且还要观察它的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体会中共由一个50多人的小团体，发展成拥有近1亿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大变化。二是看它的跌宕起伏。也就是说，要看它于高潮时能否清醒，在低潮时能否坚守。就如毛泽东一样，在胜利的时候，他会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并要求全党保持“两个务必”的状态；在失败的时候，他能作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中共在挫折中成长、在战胜困难中不断走向成功的大关键。
“历史”和“逻辑”：单纯强调“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均不可取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首先就要防止在“逻辑”和“历史”之间产生“时间倒错”的问题。“经典作家”不是“神人”，他们的著作也不可能是“神话”。既不能过分迷信“经典作家”，也不能人为“拔高”他们的著述。事实上，历史只能提出条件已经成熟的问题，同样地历史也只能解决条件已经成熟的问题。我们只有历史地看待那些“经典”，才有可能将学术研究置于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此外，还要防止超越历史条件，发生厚今薄古，或者厚古薄今的问题。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坚持这一辩证法则，实际上就是要做到“史”与“论”的统一。单纯强调“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均不可取，只有“史论结合”才能揭示出中共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
这一法则体现的是历史认识的两种不同方法：一个是历史的方法，一个是逻辑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这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但在具体研究中是可以有所侧重的。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研究，就是以逻辑的方法为主，然后辅之以历史的方法，但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的研究，则主要采用的是历史的方法，而以逻辑的方法作为补充，因为他更希望从历史的源头上来把握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这些都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可能”和“现实”：如果没有穷尽一切可能性，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现实性
历史研究大多关注现实性——历史事实，而很少把目光投向既成事实之外的一切可能性。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如果没有穷尽一切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现实性。不了解它的潜能，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它的实现。并且，历史的可能也永远不止于一种，否则它的发展就只有必然性而没有偶然性了。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坚持这一辩证法则，首先就要关注可能性转化的主客观条件。在许多场合，从客观方面说，某种可能性虽有极高的实现几率，但若历史主体未能把握、利用这种可能性，也很难使之变成现实性。其次，还要分析实现可能性的真理性和价值性。实现可能性大的，未必就是价值性高的；反之亦然。
这一辩证法则是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的补充和完善。因为后者对历史的分析，更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平面描述，更关注于研究客观的“既定历史”，这很容易让人产生“现实如此”，“历史必然如此”的观念。此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更注重对“单线历史”的规律描述，而将可能性和偶然性一概排除在外，这也容易让人笃信历史“线性进化”规律，并囿于它的安排而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历史当中，总是有一些可能性实现了，而另一些可能性被打消。对此，人们习惯的处理方式是：实现的，那就是历史；打消的，就不能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历史成为我们无法触及的过去不说，支撑历史前进的人类理性的力量也要从此大打折扣。
“现象”和“本质”：要透过现象，尤其是要破除假象，才能看到本质
现象和本质是反映事物存在的两个范畴。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形式，本质通过现象而存在。本质从整体上规定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而现象则是从各个不同侧面来表现本质。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科学的认识，就在于“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以揭示客观现实的演化过程及其发展法则。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坚持这一辩证法则，就是要从认识现象入手，加以分析研究。但历史现象又杂乱无章，其中有些是非根本的、偶然的，有些是根本的、必然的，所以还应把偶然的和必然的区别开来，把根本的和非根本的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历史中最本质的东西，看到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
这里面有个例外，就是假象的存在。比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是一个例证。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先以否定方式，破除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假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然后再以肯定方式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事物的本质是不能直接认识到的。我们要透过现象，尤其是要破除假象，才能看到本质。
“整体”和“部分”：既要注意“各个部分的分解”，又要把握“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坚持这一辩证法则，实际上就是要做到“碎”与“通”的统一。一方面，“非碎无以立通”。在实际研究中，有时小细节却可能引发大变化，因为“小事似无关系，然大事实合小事而成。一节模糊，则全体皆误”。再进一步说，我们分析问题可依据的材料，也不过是当时所遗存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却只能凭借这些“残余断片”，去窥测历史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非通无以全碎”。治学要以通识为上，把细节置于整体中。但若是专说细碎，必失其宏纲，那样细碎还是细碎，终不能完全其意义。这表明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
在认识论上，这一法则含有两种不同方法：一个是分析的方法，一个是综合的方法。前者是把研究对象分解为若干部分，对它们分别加以研究，从而认识事物的各个方面；后者则是把不同部分按其客观的次序、结构组成一个整体，从而达到对事物整体的认识。这是两种相反的思维方法，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列宁还把二者的结合列为唯物辩证法的要素之一，说明既要注意“各个部分的分解”，又要把握“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
另外，还要把握“原因”和“结果”这一辩证法则，既考察产生结果的一切原因，又考察原因所能造成的一切结果。（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