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会产生特定的紧迫而重大的历史课题。走在时代前列的人，都会自觉地去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作出彪炳史册贡献的历史伟人，总是抓住时代演进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提出诸多解决问题、掌握规律的深远论断，作出诸多高屋建瓴、推进实践的重大决策，创造诸多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是这样的历史伟人。
他们在同一面旗帜下出发、互动联系达半个多世纪，并相继创造历史。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包括信仰信念、理想追求、精神境界、思想方法和决策方式，甚至包括他们在党内的经历、经验，都有不少相似之处。用个比喻，这叫“同频共振”。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十六七岁离开家乡，走进革命的时代氛围，然后成为职业革命家。但他们相差11岁，最初感受到的时代氛围，不太一样。
毛泽东1910年走出家乡的时候，还是封建王朝的“子民”；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投身其间，当了半年兵。邓小平1920年走出家乡的时候，已经是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新青年”，而且这一走，就远赴重洋，直接感受到西方的东西。
毛泽东选择和确立信仰的思想经历，要长一些，复杂一些，深刻一些，邓小平就更直接一些。邓小平1922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一年前成立了，而毛泽东是参加建党的骨干。但从根本上说来，他们都有那一代革命家的共性，就是敏锐把握时代大势、依据新的历史条件来做出信念选择。他们两个的家庭条件都不算差，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才投身革命，根本上是为了改造中国，救国救民。
投身革命后，在风雨前行的路途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非常之人，做了非常之事，成就非常之功。他们大致相似的经历、作为和人生风采，有哪些可以放在一起，让我们去体会他们“同频共振”的心曲呢？
同频共振的第一个音符，是独当一面，开拓新局
进入中央决策层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长期担任党的事业的某战略区域或战略领域的“一把手”，他们几乎都没有担任过副职，都有着独当一面的经历和锻炼。
这样的相似经历，培养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还有掌控、影响、引导全局的领导气质、领导智慧和领导能力。在革命年代，远离中央，区域领导者必须要有独自处理复杂局面的全局性视野和决断力，对自己负责的事情，必须看得到，抓得起，敢于拍板，善于拍板，敢于和善于开创新的局面。这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必备的重要品质和品格。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拥有这样的品质和品格。毛泽东从建党初期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起，他负责的事情，总是有声有色，走在全党的前面。邓小平从25岁领导百色起义开始，也是这样。
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1943年10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他还说：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谈道：“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勋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长远的。他一生的奋斗历程，充分展现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
同频共振的第二个音符，是军人政治家、政治家军人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带兵打仗而获得党内肯定，然后进入中央领导层的。1955年全军授衔时，曾准备给毛泽东评大元帅，但他拒绝了。以邓小平的军队资历和战功，是可以评元帅的，因为他已经转任地方工作，按例没有授予。1977年，邓小平前去给叶剑英元帅祝寿，在场的有不少军队将领，叶剑英就说过：“你是我们老帅的领班。”
直到晚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比较强调自己的军人经历。毛泽东1975年10月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说：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邓小平晚年曾两次回答外国来宾的提问，说自己的“专业是打仗”，是一个“老兵”。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拥有在战争中锤炼和体现出来的领导智慧和领导能力，其决策胆识和风格，是非常高超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又不是单纯的军事家，他们在军队主要当政委，担任党内领导职务。他们作为军人，是政治家军人；作为政治家，是军人政治家。他们非常明白党指挥枪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和职业军人不同，他们文武兼备，不是单项人才，他们始终是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领导军队工作。他们首先是党的事业全局的掌舵人。
同频共振的第三个音符，是逆境考验，“聪明起来”
邓小平在党内有“三落三起”的政治经历。实际上毛泽东在党内也有“三落三起”的遭遇。毛泽东的第一落，是1927年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他刚刚担任三个多月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传到井冈山，误为开除党籍。第二落，是红四军1929年召开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之职。第三落，是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几次受到批评指责，遭受排挤，失去军权。毛泽东后来曾说，他一次被开除出党，三次被赶出红军。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的第三起。
可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经过党内沉浮和磨难以后被历史选择，被党和人民选择的。他们经受的历练，是人生的历练、政治的历练、智慧的历练。他们对别人的失误有更清晰的认识，对道路的选择更加务实，对前途的构想更加聪明。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待逆境，态度是一样的，都始终保持乐观进取的心态和坚定坚韧的信念意志，身处逆境时不和历史赌气。
毛泽东1929年身处逆境时，在重阳节写诗说“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战地黄花分外香”。1934年在第三次逆境中，毛泽东到会昌调研，在诗里说的是“风景这边独好”。
邓小平的乐观和忍耐，更为人熟知。比如，第一落时，他作为“毛派”分子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后，依旧改不了他爱开玩笑的性格。第二落时下放到江西一家拖拉机厂劳动，复出后，他对人说：干钳工，身体反而很好，手艺生疏了，学了不少技术，这是一件好事。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逆境中尽量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为党工作，还有意识地搞调查研究，了解实情，总结经验。江泽民同志1997年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有过这样的概括：当邓小平“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他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这里说的是邓小平，毛泽东何尝不是如此。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
同频共振的第四个音符，是战略思维，顶层设计
在党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中，有一个历史定位，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在对老一代领导人的历史定位中，“战略家”是毛泽东独有的。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实际上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理论家这些称谓的复合。
毛泽东1965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三线建设”等工作布局时说：“打军事仗，政治仗，现在的经济仗，要抓大局”，“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老一辈革命家谈到毛泽东，也常常从战略家角度来表达敬佩之情。彭真晚年就说过：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1958年，周恩来更是明确讲：“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考虑问题。”
邓小平非常推崇毛泽东作为大战略家的领导气质。他说：“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
在党对邓小平的历史定位中，没有“伟大的战略家”这个称谓，但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个历史定位。战略家和总设计师，意思大体相同。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专门谈道：“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邓小平同志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
用今天的话来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顶层设计者。他们的思想理论，他们开拓的事业，发挥着长远深刻的影响，总是穿越时空之门和后继者们的奋斗息息相关。
同频共振的第五个音符，是躬身务实，抬头引领
战略家当然要管大事，看大局，讲大道理。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只管大、只善大，只注意“思”而不善“行”，就不可能在千头万绪、千难万险中开拓出新局面。在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以“实干家”为人称道的。
从建党初期到长征结束，毛泽东都在一线做领导。他干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宣传工作、农民运动，他创建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他抓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抓苏维埃政府各项具体事业。从1927年到1936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常常身处前线，指挥打仗。
毛泽东在长征前，关于农村的情况，搞过十多次调研，对中国革命的特点摸得滚瓜烂熟。他的领导风格，非常务实。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军规，最初的提法，都来自实际工作，比如睡觉上门板，尿尿避开妇女，不挖老百姓的红薯，等等。
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的时候，王明、博古都认为，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言下之意，毛泽东干实事是可以的，只是在方向上和他们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相违背。于是，他们给毛泽东戴上“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狭隘的经验论”这样一些帽子。
邓小平从参加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更是在一线做领导工作。他在军校搞过教育，在中央当过秘书长，独立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过县委书记，编过《红星报》，当过几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战略部队的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等等。
在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过程中，他常常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善于抓看起来不算太大却又事关全局的事情，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性的突破。比如：恢复高考；创办经济特区；处理安徽的“傻子瓜子”经营；为了发展旅游事业，他甚至谈到黄山的茶叶应该怎样卖；为了创办能够引进来、走出去的大公司，他还请荣毅仁等工商界老人们吃火锅。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着重抓影响工作全局的两大关键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当领导，关键要做好两件事：“出主意，用干部”。邓小平1985年以后，具体的事情管得少了，他说自己主要是“抓方针，抓头头”。他们两人说的，实际是一个意思。
毛泽东和邓小平还有一个共同的领导方法，就是注重思想领导。1942年7月9日，毛泽东给在山东的刘少奇发过一封电报，明确讲：“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思想领导，实际上就是邓小平说的“抓方针”。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注重用“笔杆子”来指导和推动工作。毛泽东抓笔杆子，他本身就是党内无人能及的“大笔杆子”，大家都清楚。
邓小平投身革命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主编《赤光》杂志，抓笔杆子成为他的习惯和特点。1926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按照中共党支部的要求，填写了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做什么工作最合适”一栏里，他填写的是“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这一年，中山大学的联共（布）党支部书记给他写的鉴定评语中，也特别强调邓小平“学习能力强”，“学习优秀，党性强”。在战争年代，邓小平虽然话不多，但善写，他的总结报告在党内是出名的。毛泽东很喜欢看他的报告，说看了小平的报告就像夏天吃了冰激凌一样透爽。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时候，就明确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会用笔杆子来领导工作。
毛泽东晚年讨厌“四个伟大”这样的吹捧，但他还是认可“教师”这样的称谓，这是他注重思想领导的真心流露。四卷《毛泽东选集》，是他亲自主持编辑出版的。他看重思想结晶，重视思想理论对未来的影响。
邓小平晚年主持编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逐字逐句地审稿。编辑过程中，他反复说：“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出版前还专门强调：“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1993年9月，邓小平还说：我退休后也不是无事可做，观察社会问题，出点主意，原则上要掌握几条。
邓小平和毛泽东同频共振，实际上是一种知音关系
邓小平和毛泽东同频共振，实际上是一种知音关系：人生智慧的知音、政治实践的知音、相互欣赏的知音、历史评价的知音。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他既是毛泽东的战友，也是毛泽东的学生。
说邓小平是毛泽东的战友，这很好理解。他们虽然相差11岁，大体上属于同一代革命家。毛泽东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说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学生，这要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前后，邓小平有关毛泽东的谈话说起。
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道：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的意思是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整一代人都是毛泽东的学生。学生对老师的怀想和敬仰，反反复复地体现在邓小平的谈话和文章当中。《邓小平文选》（二、三卷）、《邓小平年谱》（四、五卷），收入了邓小平从1975年到1992年间的讲话、文章、谈话、批示等，内容很全。粗略统计，其中谈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毛主席”，大约有1169次。
其中，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年谱》从1977年到1992年，出现163次。最集中的是1977年到1981年这5年，平均每年出现30次左右。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从1977年至1989年所收的文章里，出现“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96次。有9篇文章出现最多，平均每篇出现17次，时间也是集中在1977年到1980年这4年。
关于“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出现的情况是：在《邓小平年谱》中，从1977年到1992年，有162次左右，其中出现10次以上的年份有1977年、1978年、1980年、1981年、1983年、1984年，这6年平均每年出现21次左右。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从1977年至1989年所收的文章里，出现298次。其中出现6次以上的文章有13篇，平均每篇出现17次，时间集中在1977年到1981年。
关于“毛主席”的出现情况是：在《邓小平年谱》中，从1977年到1989年，出现255次，集中出现于1977年到1981年这5年间，共218次，平均每年出现43次。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从1975年至1992年所收的文章里，出现95次，有20篇文章谈到“毛主席”。
还可以补充两个材料。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特意强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1983年11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外宾时，邓小平又讲：“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他（毛泽东）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
1989年9月，邓小平准备退休时，曾经和当时的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
作为毛泽东的学生，邓小平的思想精髓跟毛泽东的思想精髓是相通的。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反复讲，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在前进过程中，他还明确提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段话中的继续发展，意思是做毛泽东没有遇到过的新的事情。
同频共振，必然是一脉相承，必然是真心诚意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把自己做的事情和毛泽东做的事情接续起来，明确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真正地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思想延续者的位置上面。
即使是西方的一些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毛泽东思想。有个叫布兰特利·沃马克的美国大学教授，中文名叫吴本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甚至提出，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
邓小平评价毛泽东，不仅包含深厚的感情，也是发自内心的理性认识和真知灼见。他1993年主持编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还说过一句话：毛主席的选集，编了四卷，我的文选，就编三卷。
这是一种明显的学生敬爱老师的表达方式。这不是单纯个人关系上的同频共振，而是思想方法、理想信念方面的同频共振，是原本意义上的“同志”关系。“同志”“同频共振”这样的关系，是超越了个人情感的。
（作者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