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精神是支撑我们党勇于攻坚克难、善于应对挑战的强大精神力量。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依靠顽强的斗争精神，运用精湛的斗争艺术，带领党和人民克服了前进路上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不断夺取新的重大胜利。
顽强的斗争精神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一以贯之的鲜明品格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利害荣辱安危于度外，在重大原则和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始终敢于斗争、毫不退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总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面对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散布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实行国共合作的错误言论，邓小平就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上发表多篇言辞泼辣、战斗性强的揭露文章，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邓小平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在共产党员学生与国民党右派学生的斗争中总是冲锋在前，经常同国民党右派学生进行激烈辩论，批驳他们的错误观点。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邓小平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了创造红色政权的艰苦斗争。进入中央苏区后，面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进行旗帜鲜明的抵制，始终坚定拥护、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抗日战争期间，担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同师长刘伯承一道，率部立马太行山区，在严峻的环境中与日寇周旋，创造性地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对敌方略，组织部队坚决果敢地深入敌占区，面对优势敌人敢于出击，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成功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期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克服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充分展现出共产党人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以及敢于迎难而上、决不退缩的立场和态度。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敢字当头。
在中苏论战期间，邓小平作为中方主帅之一，多次率团同苏共进行谈判。面对苏共以势压人、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邓小平毫不畏惧，总是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同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有力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尊严和地位，有力维护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
在1975年整顿期间，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不顾困难重重的处境，大刀阔斧开展全面整顿。面对“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邓小平充分发挥“钢铁公司”本色，敢字当头，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总是敢闯敢试、不信邪、不怕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又一次表现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他率先冲破“左”的束缚，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他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在领导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把敢于斗争的精神进一步发展成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他反复告诫全党同志，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鼓励广大干部和群众“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都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讲了许多新话，为党和国家事业掌舵领航、指明方向。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突出强调要对错误思想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他敢于顶住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明确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当社会上出现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他旗帜鲜明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理直气壮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里进行的，面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宏大气魄和坚定意志，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的重要原则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际局势剧变、西方对我实施“制裁”的严峻考验面前，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强调“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
精湛的斗争艺术是邓小平在应对风险挑战时克敌制胜的法宝
要战胜风险挑战，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还要善于斗争。邓小平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注重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熟练掌握和巧妙运用各种策略方法，始终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展现出极其精湛的斗争艺术。
紧抓关键、推动全局。邓小平精湛的斗争艺术，首先表现在他善于从纷繁复杂的诸多问题中，迅速而准确地抓住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以点带面实现战略突破，以“妙棋一着”带动“全盘皆活”，力求斗争效果最大化。比如，在1975年整顿中，面对各条战线问题成堆的现状，邓小平在经济整顿工作中首先抓了影响全局的工交战线的整顿，在工交战线中又将当时阻塞严重，影响全国经济流通、危及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铁路运输部门作为整顿重点。这一决策找准要害症结，使整顿工作有了抓手和突破口，带动了全局。
柔中寓刚、刚柔并济。邓小平精湛的斗争艺术，还表现在他在斗争中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刚与柔相得益彰。比如，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既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立场，又采取务实灵活的外交手段，刚柔并济、对症下药。他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首要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对美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斗而不破，主张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
实事求是、因事制宜。在斗争中邓小平一贯把“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作为自己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自觉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及时调整斗争方向，真正做到因事制宜。比如，在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问题上，邓小平一方面用极大的精力领导我们党深入地开展了反对“左”的斗争，但当社会上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他又及时提出要对右的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这种根据不同形势侧重反对不同错误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做法，坚持了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为我们及时拨正航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把握火候、讲究分寸。邓小平在斗争中善于根据客观实际和自身需要，准确把控事物发展的火候或时机，适时掌握工作的进退、快慢，调整工作节奏，以争取主动。在领导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冷静地提醒全党不要急于求成、过于主动，以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当国际局势发生重要变化后，邓小平又敏锐地抓住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举行会晤，正式宣布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明确指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目的在于用握手这种适度的礼节，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不会走过去结盟的老路，而是要构建一种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两国关系由此掀开崭新一页。
既要斗争、又要团结。邓小平精湛的斗争艺术还表现在他常常将斗争作为手段，而以团结作为斗争的归宿，辩证地掌握斗争和团结的关系，以斗争求团结。邓小平提出，“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但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为此，他强调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时要实行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采取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说理的方式，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摘编自《机关党建研究》2024年第9期 吕春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