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在宋庆龄的支持引领下，工合国际应运而生。从此，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旗帜上，镌刻下了宋庆龄与国际友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正义事业而团结奋斗的不朽篇章……”近日，上海市宝山区政协委员、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华东联络处秘书长周学强在“宋庆龄与党的统一战线”研讨会“青年论坛”专场活动中，给我们讲述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故事。
在非沦陷区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1934年，在宋庆龄的建议下，约20名中外左翼人士在上海建立起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史沫特莱的寓所——培恩公寓（今培文公寓）举行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集中于沿海城市的中国现代工业，大多毁于战火。为了真实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宋庆龄鼓励学习小组成员进行社会调查。身处上海的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目睹了日军对中国工业的破坏，“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价值200万元的机械厂除了地基外已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入瘫痪了。”他们决心要改变这一现状，充分发挥中国内地的经济力量将抗战坚持下去。
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等多次商讨后，提出了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难民的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等目标合在一起的工业合作设想。
随后，他们制订出一份在非沦陷区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又称“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的计划草案，并在由中外进步人士参加的“星一聚餐会”上进行讨论研究。与会者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应取得国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同时必须保持这一组织的群众性，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工合运动筹办之初，不仅有上海各界热心人士献计献策，还有宋庆龄给予的莫大帮助。路易·艾黎在辞去上海工部局的工厂督察工作后，前往香港。在宋庆龄的关怀下，路易·艾黎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就安排了一架飞机送他去武汉。经她联系，路易·艾黎等人取得了宋子文在财政上的援助，替“工合”筹集了初建时急需的资金。
路易·艾黎的武汉之行一开始并不顺利，他发现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态度不冷不热。一个下午，孔祥熙召集了几位实业家研究有关工业投资的问题，而关于建立工业合作社的事并不在讨论事项之列。据路易·艾黎回忆：“讨论还未开始。宋美龄便怒冲冲地闯了进来，要我和端纳跟她走……她让端纳去请孔博士下来，孔一进来，她冲着他便说：‘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她要求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她说：‘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第二天早上，‘工合’的授权果然到手。”
工合运动的保证人
1938年4月，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5月，通过了由路易·艾黎起草的中国“工合”发展计划，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3万个合作社，来弥补因战争而损失的生产能力，以半手工业的产品来供给军需民用，来支持长期抗战。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
工合运动能够得以顺利开展，除了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的努力外，更离不开宋庆龄的支持和帮助。早在工合筹建过程中，宋庆龄不但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一事业，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做发起“工合”的保证人。
工合运动在中国大地逐步展开后，宋庆龄便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一由她亲自促成的生产自救运动。1938年8月23日，宋庆龄便通过广播，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中国工合运动，“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并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支援和帮助工合运动。
1939年5月1日，宋庆龄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专门提及工合运动，呼吁：“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939年12月10日，在工合运动开展一年之际，宋庆龄以工合国际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ZBW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演讲；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们两年抗战的趋势和意义》中，宋庆龄也提到了工合运动的意义。美国著名记者、《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曾满怀深情地为工合运动写道：“它给成千上万中国人提供了工作和教育，并且最后证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宋庆龄的支持下，路易·艾黎同斯诺夫妇一道发起了工合运动，组织号召失业工人、难民和贫农建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救亡，解决生活困难，支援抗日战争。当时，为了发动各地群众，路易·艾黎走遍了中国的非敌占区，行程达3万公里，这相当于在新西兰从南到北走上10个来回。
周学强表示：“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工合运动进而得到各方面支持，逐步成为‘经济国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持续抗战、最终赢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战时中国经济的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工合国际的名誉主席
1939年7月21日，为支援内地民族工业发展和抗日根据地建设，宋庆龄与陈翰笙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并担任名誉主席，其任务是代表中国工合协会接受各国、各团体以及各界对工合运动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等援助，支持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内地发起的工合运动。
工合国际一经成立，随即着手在海外建立各国的“工合”促进委员会，以使各国驻华机构和朋友们能通过赞助“工合”更有效地开展援华抗战活动。菲律宾是第一个组织起来援助“工合”的国家。1939年4月20日，为支援中国“工合”而建立的菲律宾促进委员会在马尼拉宣告成立。
1938年9月，前往菲律宾的斯诺夫妇为当地“工合”促进委员会的创建与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在抵达后的几个星期中，他们一面为新四军和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募捐，一面为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而寻求当地华侨的资助。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10月27日，菲律宾的中国妇女救济会给艾黎寄去了2万元捐款，作为她们通过投票决定捐赠的14万元的预付款。11月5日，又寄出了华侨捐献的6万元，用于在安徽新四军地区建立一个“工合”中心。两天后中国妇女救济会再给“工合”寄去12万元。
“工合”的事迹和精神蜚声世界。1939年底，普律德小姐受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派遣，前往美国寻求其朝野人士对“工合”的支持。经数月宣传奔波，她私人收到的给“工合”的捐款就超过1万美元。“工合”促进委员会也陆续在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和夏威夷等地建立起来。
1940年，美国时任总统夫人埃莉诺 罗斯福同意充当援助工合运动的全美赞助人，随即出任美国“工合”促进委员会的名誉主席。由于这一因素和许多同情者的鼎力支持，援助工合运动在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声势，建立了由100人的顾问委员会和20人的执行委员会组成的中国“工合”全美促进委员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徒步考察八路军敌后抗战和写作《中国的双星》一书而饮誉中外的美国军人埃文斯·卡尔逊，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建立了一支以“工合”命名的突击队，呼“工合”为战斗口号，在瓜达尔卡纳岛等战役中创下赫赫战功。战后英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gung-ho，意为“同心协力的、热烈的、雄心勃勃的”。这个词，正是“工合”二字的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