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谷牧作为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经济特区的开创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积极协调，助力深圳特区的起步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落实兴办经济特区这项重大决策，“需要说服各个部门支持，组织实施的工作非常具体，十分复杂”。
1979年9月，谷牧在广东调研期间，习仲勋等询问中央这次是要小搞、中搞还是要大搞，谷牧回答：“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在“孙悟空精神”的感召下，广东、福建两省充分发挥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优势，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大展拳脚。1979年，广东、福建的外贸出口创汇分别比上年增长32%和30%，实现历史新高。广东、福建取得的成就是令人兴奋的。1980年3月，谷牧受中央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两省工作会议，提出特区主要是吸收侨资和外资进行建设，举办特区的构想初步具体化，并改名“经济特区”。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通过了谷牧组织起草的法规性文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中央给了政策，吸引外资也已初现生机。1980年7月27日，一场大暴雨造成罗湖一带严重内涝，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和专家们被困新园招待所，水淹及腰。这使吴南生等意识到，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根除水患，并且罗湖最接近香港，可借此改变国门的面貌，吸引投资者。但问题是建设之初的深圳没有启动资金，难以开展“五通一平”等基础建设。于是吴南生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谷牧认为可行，便答应帮助协调提供3000万元贷款。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以3000万贷款启动”，成千上万建设大军开进深圳罗湖，罗湖桥北开始移山填湖。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罗湖口岸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全球投资者的到来。
顶住压力，下定“火烧赵家楼”的决心
谷牧曾提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举办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经典里找不到，是史无前例开创性的社会经济实验”。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被撬动，但是开门后迎来的是发展的春风，还是洪水猛兽，在人们的思想中犹疑不定。
当时许多部委在相关文件上都会特意加上“广东和福建概不例外”，这使广东省委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深感“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难先走”。1981年5月底，谷牧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他强调“在执行中发生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应当敞开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这次会议直面问题，初步理顺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之间的条块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松绑放权。
但好景不长，1981年第四季度，东南沿海走私泛滥。12月，谷牧受命组建国务院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采取严厉措施，把这股走私歪风压了下去。但由于这次走私泛滥主要发生在实行开放政策的地区，有的人直接将走私贩私的严重泛滥与对外开放和举办特区画上等号，甚至夸大其词说“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其他都变白了”。
谷牧曾描述当时的情形：“本来应当进入草木芳菲阳春季节的经济特区，却很有点风雨萧瑟的味道。”他坚定认为“举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组织实施的一桩大事。所有这些，都没有更改”。所以，他决定以“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态度，不去理会街头巷尾的是非议论，“定要把特区干出个名堂”！
1982年初，经中央批准，谷牧选了何椿霖等8人组成特区工作组。谷牧向大家交了一次底，明确表示“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我不勉强你们哪一个”，强调“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工作组面对的压力很大，谷牧这次交心交底，给了大家很大鼓舞和信心。
3月到9月，谷牧率工作组接连到广东、福建进行调研，并在北京连续听取深圳等四个特区负责干部的汇报，狠下功夫，对特区的性质和功能、特区初步实践的评价、特区管理的自主权等舆论焦点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于11月形成了《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明确指出了经济特区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它是我国自主举办的，我国政府行使完全的主权，与旧中国的‘租界’根本不同”。
直面问题，推动深圳发展进入新里程
1984年初，邓小平到深圳等南方城市视察，其间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京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显示出中央扩大开放的决心，全党全国深受鼓舞。谷牧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迎来了对外开放的好形势，可以说是一派‘阳光明媚’‘姹紫嫣红’。”
1984年3月26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谷牧在会上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只是开了个头”，“经济特区要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自加压力，走在前面”。这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我国对外开放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在此带动下，4个特区在这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42.9亿元，较1980年增长1.9倍，尤其是“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让人惊叹。谷牧敏锐地察觉到深圳高速发展势头的背后暗藏着“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的隐忧，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深圳转变发展思维。1985年2月下旬，谷牧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特区不能满足于盖大楼，要办成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特区”。1986年，深圳果断撤销51座高楼的建设计划，基建规模比上年压缩30%，撤并了数百家经营不善的公司。阵痛之后，深圳特区很快迎来新的增长。从整体上看，1986年，4个特区外贸出口增长27%，其中深圳高达7.25亿美元。
1987年2月6日，谷牧在深圳主持召开特区工作会议。会议肯定了1986年各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会后，国务院首次讨论了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的问题，决定开始在全国进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特区建设由此进入新里程。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1979年至1988年这10年间，谷牧直接推动实施了邓小平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他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所作的贡献和积累的经验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摘编自《百年潮》2024年第11期 米彦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