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做实验
马大猷是声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声学的奠基人”。声学研究离不开实验，马大猷也重视试验。上世纪50年代，马大猷创立的中科院声学所声学实验室，是中国第一个专业声学实验室。声学实验室里最有特色的实验设施之一是消声室。1956年，马大猷设计建设全消声室时，“消声室”三个字在全世界都算得上新名词。消声室是一种可以吸收回声的特殊实验室。假设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里说一个“喂”字，可能会听到“喂哎哎”的声音，但在消声室里，“喂”就是“喂”，不拖泥带水。
声学所还有一种与消声室恰好作用相反的实验室——混响室，也是马大猷设计建造的。与消声室正好相反，在混响室里，“喂”会变成拖拖拉拉的“喂哎哎哎哎”。这种实验室可以用来研究材料的吸声效果。混响室房间空荡荡，房顶上悬着一条条可以让声音来回反射的弯曲金属板，每一块金属板的大小、弧度、悬挂位置都是马大猷计算出来的。
除了建消声室、混响室之外，马大猷还在香山脚下建过一间高声强实验室。那是为了服务人造卫星任务而建的。1965年，人造卫星研制任务启动。噪声会影响机械和工程安全，长时间处于高声强环境中，飞机铆钉会松动、蒙皮会破裂，人造卫星也会机械损坏、仪表失灵。高声强实验室是可以对卫星及其仪器设备进行声疲劳实验的地方。
消声室、混响室、高声强实验室……各种各样声学研究的实验室在马大猷的手里一个个出现，中国现代声学研究的“底子”也一点点厚起来。
马大猷也关注噪声的环境污染问题。为了了解噪声污染情况，马大猷哪里嘈杂去哪里。他背着声级计，带着学生去大马路、工厂、地铁……1966年，他组织了第一次北京市交通噪声调查研究，1972年又开展了地铁噪声的控制研究。最终凭着扎实的数据，他在1973年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在废水、废气、废渣之外，应将噪声列为环境污染四害之一。
“常出怪主意”
马大猷爱做实验，却不唯实验。他说：“研究问题首先需要物理分析，解决问题只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根本的是物理学上的见识。”他还说：“勤勤恳恳只能严格照章办事的人不适于搞基础研究工作。相反，思想活跃、往往异想天开并常出怪主意的人可能更为适合。”
马大猷就是个“常出怪主意”的人。1937年，22岁的马大猷在清华留美公费生项目的支持下，赴美留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室里，马大猷结识了一位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师兄——博鲁特。
博鲁特的研究方向是建筑声学，列出过一个矩形房间内简正波数目的公式，被大家视为一项很突出的成就。马大猷对博鲁特的研究成果很感兴趣，但总觉得这个公式有些烦琐，于是就常把公式放进脑子里转一转。
有一天，马大猷正在吃早饭，这个公式又在他脑子里转了起来。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不同的处理方式。他拿起纸笔飞快地算啊写啊，最后，一个比博鲁特公式更简洁的公式出现在他面前。
到了教室后，他又当着大家的面演算一遍。大家先是一愣，随后便响起热烈的掌声。博鲁特也向他祝贺，承认马大猷这一开创性方法比自己的“更为有用”。
1938年秋天，马大猷和博鲁特分别在美国声学学会年会上宣读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年仅23岁的马大猷在国际舞台上一鸣惊人。直到今天，这个公式依然被印在波动声学的教科书里。
马大猷从不吝啬于分享他的科研“秘诀”：“研究的前提，就是得先有充分的学习，得具备丰富的基础知识，又得比较全面地了解在某个领域里别人都做过什么工作、有些什么结果，孤陋寡闻的人最容易做一点儿工作就说‘首创’或‘填补空白’之类的话。”
他的学生常常感慨“马先生的脑子里无时无刻不想着工作”。马大猷也承认自己“最大的兴趣就是工作”。有时，学生去老师家里做客，马大猷的妻子王荣和会和他们聊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氛围轻松活跃。可是聊不了几句，话题一不小心就会被马大猷带“偏”。王荣和常常笑着埋怨马大猷：“你看你说不了几句又讲工作。”
马大猷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于2006年，研究的是微穿孔板的实际极限，那年他91岁。第二年10月，他因突发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从此离开了办公室。
不爱“说好话”
晚年的马大猷对我国科技界的浮躁情绪十分担忧，公开发表过多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2005年，他发表《国家实力根本源于基础研究》一文，文中写道：“现在的科学家大多只知道直接为生产服务是研究工作，不知创新，更不知基础研究。”“有时看到一些科学家为引进日本产品还是德国产品而争论，我脸都红了。难道我们新中国成立50余年，科学水平就是这样？科学家就干这个？”
在谈到科研体制对于科研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时，他说：“用行政领导方法领导科学工作的办法必须取消。科学家（包括教授）和技术家是基础研究的主要力量，必须保证他们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中工作，实行学术自由，支持基础研究。”由于忧心国家基础研究发展，他一连六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信，呼吁加强基础研究工作，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并得到总理的回信和赞同。
马大猷不爱“说好话”的性格并非晚年才有。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他就因为不说客套话而有了“一马当先”的美誉。
1962年，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科技界到会代表有450人左右，马大猷被分在物理组。会议开幕时，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的聂荣臻说，“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大家有什么说什么”，还提出了“三不”，即“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马大猷率先发言：“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来到广州，让参加会议的人一一表态。聂荣臻说，应当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也赞成。3月2日，周恩来总理向科学工作会议作报告时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一般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接下去的会议中，又有小组讨论认为，“帽子”摘了，但还没有“加冕”。于是，3月5日和6日，陈毅副总理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成功“脱帽加冕”后，马大猷和几位代表一起买酒举杯相庆。
（摘编自11月17日《中国科学报》 倪思洁/文）